粮食是国家安全的根基
中国碗要装中国粮。并非多余的粮食焦虑
2021年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除了高规格追悼仪式，袁隆平的离世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强烈反响，无数普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哀悼袁老的消息“刷屏”。袁老的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几乎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也让无数人感动落泪。
袁隆平的离世深深触及万千心灵的背后，是粮食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
《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李适（kuo）在位时，关中地区因为缺粮，即将引发军队骚乱，幸运的是，从江南调拨的粮食及时送达，千钧一发之际化解了危机。李适得知消息后，发出感慨：大米到了，我可以继续当皇帝了。千年来的朝代更迭，数不胜数的惨痛教训，使“粮食不足恐惧症”成为中国人文化与性格的一部分。历代王朝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国家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没有充足的粮食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这种传统，在今天依然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全球仍有近7亿人正在挨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粮食市场主要供应方，如越南、俄罗斯、塞尔维亚等限制出口，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的压力。
2020年3月，越南政府决定禁止大米出口。紧接着，一个月后，俄罗斯阿穆尔州农业部部长宣布，6月份前，俄罗斯暂停向中国出口大豆。他还强调，由于俄罗斯大豆供不应求，所以阿穆尔州产的大豆必须在国内加工或者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该部长还透露，决定6月前暂停对华出口大豆的，不只是俄罗斯，还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1个独联体国家。
与此同时，国内某媒体在深圳益田社区采访时，发现这样一幕：一位老人从超市买了两袋大米，工作人员建议他退回去一袋，因为吃不完会生虫。这时，又有一位老人也在往外拎大米。
粮食到了不够吃的地步吗？根据官方给出的三组数据，可以得到答案。
2017年至2018年，世界谷物总供应量34.18亿吨，总需求量26亿吨，期末库存量8.17亿吨；2018年至2019年，世界谷物总供应量34.44亿吨，总需求量26.43亿吨，期末库存量8.01亿吨；2019年至2020年，世界谷物总供应量预计为34.67亿吨，总需求量预计为26.71亿吨，期末库存预计为7.97亿吨。
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国际粮价确实出现了几次波动。这几次波动并非孤立事件，与气候、石油、生物新能源等多种因素有关。
2008年出现全球粮食危机，是因为美国、澳大利亚遭受旱灾，粮食作物大面积减产，全球库存量降到25年来的最低点，再加上金融危机等多种外界因素，国际粮价飙升。主要粮食生产国限制出口，供应量不足。
与2008年不同，目前世界粮食的储备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其他主要粮食生产国纷纷效仿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实行出口管制，人为切断全球粮食供应链，很可能引发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热点，表明了中国粮食战略的正确性，中国人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摆脱了粮食短缺“周期律”的威胁。
国际粮食贸易的黑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粮食的亩产量较低，农民在几千年内常常处在饥饿的边缘。1949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为69千克，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千克。
1958年，国家首次提出“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目标，强调粮食生产在农业中的突出地位。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国内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直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农业才逐渐迈入稳步发展阶段，粮食短缺问题得到根治。统计数据显示，1989年，国内粮食总产量达到40 745万吨，是1949年的3.6倍；亩产量达到246千克，是1949年的3.6倍。《中国农业年鉴1990》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对未来15年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六项约束性指标和九大预期性指标，其核心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确保15.60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当时，许多人对耕地红线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全球化潮流下，粮食生产也可以根据生产禀赋的优劣进行跨国配置，中国可以通过进口更多粮食来满足需求。然而，国际粮食交易从来不是完美的自由贸易，幕后是严密的寡头操控。国际粮食贸易的主要四家巨头，即艾地盟（ADM）、邦吉（Bunge Limited）、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pany），前三者均是美国公司，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几家公司的影响间接操控世界粮食市场。
这几家巨头正是粮食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其通过各种慷慨资助的研讨会和研究课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放弃对粮食种植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无形之手”自动调节供需平衡。
一方面是对政府“有形之手”的种种污名化，另一方面，这些粮食贸易巨头则肆无忌惮地施展着“有形之手”，通过种种手段干预农民的生产决策。在利润的指挥棒下，很多地方的农民放弃了种植粮食作物，改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嘉吉公司的前副总裁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说过：贫困的第三世界应该放弃主粮（大米、小麦、玉米）的种植，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蔬菜就好。
南美洲很多国家相信了这套话术，转向经济效益高的作物。结果，美国的低价粮食轻易地获得了当地主粮市场份额，乃至逐步获得垄断地位。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控制方面，美国政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增加了一个可选项——粮食。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把主粮作为武器，对那些被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屈服，要么绝育，要么饿死。
在美国对中南美洲国家的干涉中，粮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在这场阴谋中，美国中情局鼓动反对派破坏粮食生产，导致食品短缺、价格飞涨，粮食进口也很快耗尽了智利的外汇储备。阿连德曾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但遭到无情拒绝。粮食供应的问题直接导致社会动荡。直到美国青睐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粮食援助才重新恢复。在这场“精彩”的粮食市场操纵大戏中，白宫搞垮了不听话的外国领袖，遵照美国官方意向行动的几大粮食贸易寡头也借此大赚一笔，两方各取所需。
美国的粮商寡头，不只是在国外兴风作浪，对“自己人”也不客气。很多人觉得，成为美国农场主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一个家庭拥有大块耕地，高度机械化的耕作方式，产量惊人，收入丰厚，生活优渥。但事实上，粮商寡头不但把控着农场主的销售渠道，还垄断种子、农药、化肥的供应。农场主每年年初要从银行大量贷款，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赚的钱，除了还贷款，还要被这些寡头收割，收益并不很高；要是收成不好，还可能面临破产，而破产的下场就是被兼并。尤其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量农场破产，很多小农场被大农场兼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吃过这些粮商寡头的亏。2001年，中国加入WTO，甫一开放大豆市场，外资就疯狂涌入。为了拿到中国大豆市场的定价权，美国精心做局，制造美国大豆产量下降的假象，中国粮油企业普通高价买入大豆。然而，当年国际市场上的大豆不仅没有减产，反而供应过剩、价格下跌，导致近80%的中国粮油企业因为高进低出而破产，方便了这些美国粮商寡头抄底收购。
业内人士也曾分析，外资控制中国的大豆企业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仅仅是这个布局中的一环。以艾地盟、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为首的国际粮商，早已控制了南美洲大豆和美国大豆（巴西、阿根廷和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国）。跨国粮商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后，就形成了原料在国外、加工在中国的布局。
对这些巨头来说，这样的全球产业链有利于分散风险。它们将其控制的美国大豆和南美大豆卖给自己的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司再高价卖给中国企业。这些贸易公司的注册地一般在维尔京群岛或者新加坡，这两个地方都是避税天堂。这相当于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贸易环节。结果是，原料生产环节留给农民的利润少，大豆加工环节留给企业的利润少，最大限度地保证粮商赚取利润。
最危险的是，这些外资寡头都是“一条龙”集团化运作，从种子、化肥到运输通道，进行全链条把控。美国粮商在入侵中国大豆市场后，又盯上了中国主粮市场，曾提出要与中储粮合作，借助后者拿到粮食进出口自主权。毫无疑问，这些巨头想借中储粮，把控粮食流通，主导定价权。
耕地红线托住主粮底线
国际巨头们的图谋没有成功。以2006年“耕地红线”的出台为标志，中国粮食生产，特别是主粮生产，走上了坚决依靠自主保障的路径。
2010年以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千克，而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是400千克。在大米、小麦、玉米这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上，中国的自给率超过98%，几乎没有了被外部“卡脖子”之忧。
小麦和稻谷是中国居民的主要口粮，每年消费量为1.7亿吨左右，产量为3.3亿～3.4亿吨，产量大致是消费量的两倍。目前，小麦和稻谷的库存量分别为1亿吨和2亿吨左右。细分来看，国内小麦产量多年稳定在1.3亿～1.4亿吨，进口量约为500万吨，库存量在1亿吨左右；稻谷年产量基本超过2亿吨，2019年大米进口量仅为250万吨。
既然小麦、稻谷国内供应量充足，为什么还要进口？因为在贸易谈判时中国有相应的进口配额，小麦配额是900多万吨，稻谷配额是500多万吨，所以即使国内粮食供应量充足，我们也会进口粮食以完成配额。此外，为了酿酒、做面包等，需要进口一部分特殊小麦。
在中国，玉米在三大主粮中年产量最高，约为2.6亿吨，其中饲料需求在2亿吨左右。2016年，国内玉米库存量达到顶峰，甚至没办法消化完。这几年，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将库存量压到1亿吨。
实际上，除了满足国内需求，中国还有余力对外出口粮食。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累计出口谷物及其制成品的价值高达160亿元人民币。即便在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1月至2月间，中国依然保持了粮食对外出口。相比之下，正如本节开头提到的，一些粮食主产国则没有这样的定力，纷纷实行出口管制，人为加剧了全球粮食贸易局面的紧张和动荡。
中国人的主粮安全不用担心，但是这不代表没有软肋。中国大豆的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位，但90%依赖进口。前面已经提到，2000年年初，国际粮商占领国内市场，低价倾销国外的大豆，导致中国农民没钱赚，失去了种植的动力。
2019年，中国大豆消费量超过1亿吨，国内产量仅为1 000多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主要依靠进口美国大豆填补。美国平原多，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一位，农业机械化程度高，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又非常高，导致美国大豆具备极强的价格优势，对外销售的价格每蒲式耳超过9美元（美制1蒲式耳合35.24升）。
正是由于中国对美国大豆的巨大进口规模，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除了手机芯片，大豆也是双方交锋的重点。有观点认为，这是我们卡对方脖子的武器：不买美国大豆，让它们烂在仓库里，可以切实“打疼”美国人。也有观点认为，国产大豆有限，如果不进口美国大豆，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豆出口量加起来，也不能填补这一缺口，反过来卡了自己的脖子。
实际上，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美在大豆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任何一方都会极为小心地处理这一问题。2018年12月，在双方贸易摩擦短暂缓和期间，中方宣布重新考虑购买美国大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在推特上积极回应：与中国对话非常有成效，我们可能再次举行高级别的会谈。
在主粮的自给率面前，大豆的贸易格局无疑显得非常刺眼，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种大豆？
从用途来看，作为经济作物的大豆很大一部分用于榨油和作为动物饲料。更通俗地说，大豆是一种副食原料，这就决定了其地位根本无法与主粮相提并论。按照正常产量，9 000万吨的大豆缺口，需要拿6亿亩耕地来填补，这无疑将大大挤占耕地资源，影响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供应。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粮食安全，主要指的是主粮供给安全。在确保主粮供给红线的前提下，副食经济作物的生产量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因素。
因此，面对大豆产业现状，为什么市场因素没有激发中国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是比为什么国家没有保障大豆自给自足更好的问题。
农村合作化的中国方案
学界有观点认为，在自由市场路线之外，中国还可以学习日本、韩国，建立“农业协会”，以保障农民的权益，提升他们耕种的积极性。这类协会基本成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目的确实是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化的力量提高农业效率，保护农民权益，进而在宏观层面保障粮食的自给自足。起初，这些组织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农业协会帮助储存、加工、销售；农民需要化肥、农药，农业协会帮助采购；农民扩大生产需要资金，农业协会提供金融服务。
可发展到今天，这一类组织却成了双刃剑，原本服务于农业的金融业务开始向高盈利的银行业务发展，为农民提供资金帮助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为不盈利的包袱。
东京大学一位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批评道：农协银行的资金中，只有百分之一二用于农业融资，剩下近三成流向了房贷，近七成索性流入证券市场，从事证券投机活动。更严重的是，农业协会发展成“巨无霸”后，绑架了所有农民的利益。在日本，农民种什么、种多少，都由农业协会说了算。前日本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就抱怨过：“如果不按照指示定次、定量喷洒农药，不管农民种的是西红柿、黄瓜还是生菜，农业协会一概拒绝装货。”
日本农业协会的出发点是好的：维护最多数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农业协会发展到今天，形成尾大不掉的“巨无霸”问题，值得中国人引以为戒。
中国为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多的是采取国家直接补贴的模式。从2002年起，政府补贴种植和良种，2006年后开始实施农资综合补贴。此外，以集体化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农村体制“第二次飞跃”即将到来。“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土地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更高水平的农业合作化，这将是一次不亚于包产到户的变革，将进一步提高农民积极性，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在一系列得当的措施激励下，中国主粮生产实现16年连增，2019年产量达到6.6亿吨，人均达474千克，蔬菜、肉、蛋、奶等副食的生产和消费，同样已经大踏步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其中大多数品种也实现了高度自给。
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人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方向转变。《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原粮消费量从2013年的148.7千克，快速下降到2018年的127.2千克；人均肉类消费量则由2013年的25.6千克，上升到2018年的29.5千克；人均干鲜瓜果类消费量则由2013年的40.7千克，上升到2018年的52.1千克。人均肉类消费量的提高意味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的畜牧业主要依赖杂粮饲养猪、牛、羊等家畜，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粮食产量相对充足。
如果中国当年选择了另一条农业发展路径，放任耕地面积缩小、粮食依赖进口，那么在今天百年未有的全球化变局下，中国的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中国人用占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20%的人口，创造了全球罕见的奇迹。袁隆平院士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精神是需要大力弘扬的。只有农民有积极性、国家有坚实的政策，中国人饭碗里才能始终装着中国粮。
面对未来人民消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粮食产业的奋斗之路并没有结束。在科学技术和合作社等组织方式的加持下，中国农业将创造更多奇迹，袁隆平“禾下乘凉梦”，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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