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 交流区 › 陶扬鸿：历代华夷论（十万字）

科技Party 发表于 2022-10-16 11:22:49

陶扬鸿：历代华夷论（十万字）

华夷，尚矣。《诗》《书》所称，《春秋》所辨，《礼记》所述。盖自轩辕而始分华夷，衡阳王子所以为《黄书》也。名始于黄帝，而义备于孔子。孔子以为《春秋》褒贬，内诸夏而外夷狄，诸侯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夷礼则夷狄之。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谨严于华夷之辨，使华夷不相越，而又用夏变夷，以天下为一家。为之界而不相乱，义之确乎不拔也；用夏变夷，所以平天下，仁之广大无外也。而界不可泯，用夏变夷，而不可用夷变夏。汉儒继之，多明华夷。汉之华夷意识颇强，而四夷宾服，世称强汉。至浮屠之入中国，平等之说兴，而华夷之界几泯矣，华夷之防驰。五胡乱华之后，虽有盛唐，不过瞬间荣光，而后有弱宋之祸，蒙满之劫。夷狄蹈天，莫大之祸，仁者惧之，宋之郑所南，明之方正学，丘琼山、王船山诸君子皆著书严明华夷之辨，以为后世之诫，使勿复蹈于前辙，其言详矣，意念深矣，而晓明华夷之辨者莫如王船山也！多录其言。清末刘师培著《攘书》以反清，其论多韪，颇动志士之心，后虽变节，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故亦取其说。辛亥革命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义而覆满清，然满清虽覆，汉统不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至于国初，则以共产而没华夷之义，民族平等之说昌，而华夷为世讳，甚者诋为封建糟粕，民族歧视，以不利民族团结，凡古之夷狄，皆改称少数民族，尚何有乎华夷之辨？所为教科书，五胡乱华乃称少数民族南下。古称五胡乱华者，以为夷狄之祸也，今乃称为少民南下，则非夷狄之祸，而南下，惟帝王之师可称也，是何歪曲历史之甚而尊夷狄之至也！而前车之覆，后不知诫矣，歪曲史者，叛史也，叛史者，叛道也。华夷为世讳，而义隐于今至此之极，吾甚悲之！特选录历代华夷论以示能知者。世之论华夷亦多偏，或以华夷者，文化之辨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则夷狄窃中华之礼乐，亦以为中国耶？盗中国之土，而奉为中国之主耶？此说兴，而中华之败类媚虏酋而无惭矣。闻用夏变夷，而不许夷狄之窃，夷狄之僭也。窃则辨其似是之非，僭则贬绝其蹈天之恶。或以华夷之辨，民族歧视也，自居以华，而视他族以夷。吾则以此见吾华夏自古之民族自尊也。物之有贵贱也，而人为有生之有灵，物莫贵于人，有人兽之辨，然则此为生物歧视乎？自居以人，而视他族为禽兽。人与物同生于覆载，而人贵于物，为能开文也；华与夷共化于一气，而华贵于夷，为能立道也。夫贵贱者，非人之为贵贱也，天秩之也，有殊则有贵贱，人以文贵于兽，而华以义贵于夷。人禽之辨，贵人贱禽，人之自尊也，堂堂立于万物之上，则不可不自重焉，而思有以别于禽兽，尚于禽兽，耻为禽兽之行。人既贵矣，可以驱猛兽而为园，役物以自养，若为兽所吞噬，物所侵，则甚耻矣。华夏之与夷狄，如人之于禽兽也，闻华夏居内以治夷狄，不闻夷狄居外以治华夏，春秋不许夷狄治中国，贱之不可治贵也，犹小人不可治君子，禽兽不可治人也。中国尚礼义，夷狄尚势利，中国以礼义自重，则耻为夷狄之行。华夏贵矣，夷狄之逆者讨之以威，而百蛮率从，顺者绥之以德，而群夷归化。若不能服夷胜夷，反为夷狄侵陵灭亡，则甚耻矣。知耻则勇，勇而自强，人不可不思所以立己，以治禽兽；华夏不可不思所以强己，以治夷狄。衡阳王子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旨哉言乎！贵治贱，天之道也，不保所贵，而使贱者陵之，而天地乱矣，故船山谓夷狄灭夏之祸为天地之祸，不可不警防也。故吾于华夷之辨而见吾华夏自古之民族自尊也。古人自尊如此，而后世不肖子孙泯华夷之界，乃拜夷狄为君，呼虏作父，岂不卑哉！至以华夷为讳，尊其所卑，抑其所尊，何其惑也！兹以为序。

——陶扬鸿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于长沙天心区都政街

《诗经》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尚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左传》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管仲之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论语》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春秋》之义，内夏外夷，尊王攘夷。

《左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於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乡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於曾子矣。吾闻出於幽谷迁於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礼记》曰：“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左传》载富辰谏周襄王曰：“夫狄无列于王室，郑伯南边，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狄，豺狼之德也，郑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贤也。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而弃之，是不庸勋也。郑伯捷之齿长矣，王而弱之，是不长老也。狄，隗姓也，郑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爱亲也。夫礼，新不间旧，王以狄女间姜、任，非礼且弃旧也。王一举而弃七德，臣故曰利外矣。《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

《国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 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心占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荀子·正论》：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

汉初儒者贾谊谏汉文帝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晁错上书文帝曰：“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韩安国：“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

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

贾捐之：《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

又曰：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陈汤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上书元帝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刘向上书，称陈汤之功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

刘歆称汉武帝攘夷之功曰：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咩咩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使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汉代中兴功臣臧宫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恒、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

班固为文称窦宪破北匈奴曰：“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

班固《白虎通义》曰：“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

班固《汉书》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自序》曰：“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攮之，亦可列风雅。”又曰：“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美汉武之攘夷。

汉儒注易，以华夏为乾象，夷狄为坤象，天尊地卑，贵夏贱夷也。而《易》爻分阴阳，阳爻象中国，则阴爻必象四夷，凡以阳加阴，则属居制外。《周易》言军事，有以阳爻加阴爻者，皆指中国征夷狄言也。如《谦》卦言利用行事，《离》卦言王用出征。故《坎》卦义言“王公设险守国”。大儒郑玄注《易》，以阴阳分华夷，又以一君二民系中国之制，二君一民乃夷狄之风。

王符曰：“蛮夷猾夏，古今所患。”

鲁恭曰：“今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类。”

扬雄以为汉武出师伐戎，意在保民，非穷兵黩武，其《谏不受单于朝书》云：“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以为不一劳者不永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而曰：“北狄真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

侯应《罢边备议》云：“如罢备边塞戌卒以示戎狄之大利，不可一也。戎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故古者安不忘危，不可二也。匈奴不能必其不犯约，不可三也。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不可四也。岂永持长安，威制百蛮之上策哉？”

汉末傅燮曰：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顾计当从与不耳，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籓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宗世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

其防夷不可谓不深也。汉代防夷深，而夷患甚小，威震四夷，武功卓著，直追三代，非后世所及也。刘师培《两汉种族学发微论》曰：“粤在西汉，武功卓越。征匈奴则地拓河西，灭朝鲜则师临滇水。闽越南越，扫穴犁庭。车师康居，输珍纳贡。夜郎自大，亦知纳土。先零不庭，讵敢称兵。及于东汉疆土益恢，刻石燕然，饮马长城。北虏称臣，东胡保塞，褒牢置郡，交趾戢兵。振大汉之天声，伸攘狄之大义。虽曰兵力强盛之故，然一二巨儒，抱残守缺，亦复辨别内外，区析华戎。明于非种必锄之义，使赤县人民咸知国耻。故奋发兴起，扫荡胡尘，以立开边之大功。则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与！”叹曰：“诸儒讲学之效，岂不伟哉！”

汉末武将段颍曰：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利，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按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东汉荀悦非议萧望之待匈奴单于位在诸侯王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书曰：“西戎即序。”言皆顺从其序也，道理辽远，人物介绝，人事所不至，血气所不沾，不告谕以文辞。故正朔不及，礼义不加。非导之也，其势然也。王者必则天地，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故盛德之主则亦如之，九州之外，谓之藩国，蛮夷之君。列于五服。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故远不间亲，狄不乱华。轻重有序，赏罚有章，此先王之大礼。故舞四夷之乐于四门之外，不备其礼，故不见于先祖，献其志意音声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三国邓艾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

西晋陈寿《三国志》称曹操攘夷之功曰：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於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於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雄百蛮。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

西晋儒生江统《徙戎论》曰：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西晋郭钦谏武帝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阮种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有此虞。故《诗》称‘猃狁孔炽’，《书》叹‘蛮夷帅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不闻以兵。夫兵凶器，而战危事也。兵兴则伤农，众集则费积；农伤则人匮，积费则国虚。昔汉武之世，承文帝之业，资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竞战胜之功，贪攻取之利，良将劲卒，屈于沙漠，胜败相若，克不过当，夭百姓之命，填饿狼之口。及其以众制寡，令匈奴远迹，收功祁连，饮马瀚海，天下之耗，已过太半矣。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是以盗贼蜂起，山东不振。暨宣元之时，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此则折冲厌难，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冉闵斥鲜卑慕容俊曰：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思篡逆，我中土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耶！

东晋桓温上书北伐曰：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栖外藩，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履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泒自迁；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砎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徒，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锡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南齐顾欢《夷夏论》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嚾鸟聒，何足述效。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宋司徒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炳斯瑞。又老、庄、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凭释遗法，盗牛窃善，反以成蠹。检究源流，终异吾党之为道耳。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绕为虔，不尚踞傲为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在华，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创吴，革化戎夷，不因旧俗。岂若舟车，理无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教风自殊，无患其乱。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符合之唱，自由臆说。又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案道经之作，着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请问所异，归在何许？若以翦落为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为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范晔《后汉书》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师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弃；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颍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阵；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诉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南梁丘伯《与陈伯之书》曰：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段文振谏隋炀帝曰：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窃见国家容受启民，资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计，窃又未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世之长策也。

贞观四年，突厥颉利为李靖所击败，其部落多来归降。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太宗从之。魏征谏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李大亮谓唐太宗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尊崇儒家的唐太宗曰：“獯猃强暴，历代凭陵，前王弊其贪残，中夏惮其荐食，百王靡服，千古不宾。朕载怀慷慨，命将出师，旗鼓一临，沙漠大定。雪泾阳之周耻，报白登之汉雠，截瀚海以开池，笼天山而筑苑！其馀丑类，轸余遐念，将奋鈇钺，受命上元。”“戎狄人面兽心，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房玄龄《晋书》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侯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以封畿，窥我中衅。昔者幽后不纲，胡尘暗于戏水；襄王失御，戎马生于关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权，体兴衰，知利害，于我中华未可量也。

唐高宗时，骆宏义《请急攻金岭城疏》曰：臣闻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事无尝准。今有降胡来言：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积雪，汉兵必不远来。诚宜乘其此便，一举可以除剿。若迁延待春，恐事久生变，纵不能结援诸国，必应远迹遁逃。且兵马此行，不诛贺鲁，处密已许款诚，处木昆等各思免祸，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虑更乌合。然严冬风劲，马瘦兵寒，农堕之忧，难量进退。又不可久停兵马，虚费边粮。见我不前，成其党附。伏望且宽处月、处密之罪，以诛贺鲁为名，除祸务绝其原，未可先取其枝叶。但此两姓，见其坐夺，不示招携，必自深据。如弃而西过，则近有後忧。先事诛夷，未可即克。舍而勿问，则感义前驱，事定从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举，远慑迩安。向使兵马早来，驾鲁久已悬首。前机虽失，须为别图。望请於射脾部落及发处月、处密、契等兵六千人，各赍三十日粮往掩袭。大军顿於凭水，未马畜兵，以为声势。此则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且番人行动须约，汉兵东西犄角，又资翘翼，简胡骑以率其前，率汉兵以蹑其後。贺鲁进退无路，理即可擒，百胜之谋，在斯一举。臣恐建方至日，为计不同，军谋乖舛，後悔无及。

武则天时，陈子昂为副大总管屯管大将军苏宏晖谢表曰：臣闻玁狁不恭，周王致其大戮；将军失律，汉将被其严刑。未有逆命骄天，而逋璺鼓之罚；亡师沮众，遂宽载社之诛。伏惟天册金轮皇帝陛下肃恭上帝，子育群生，万国所以宅心，百蛮由其屈膝。而契丹凶狡敢窃陲边，毒虐生灵，暴殄天物。皇兵顺伐，仗仁义以共行；穷寇奸回，凭险阻而犹斗。臣等仁亏圣略，智昧诡图，遂以熊罴之师，挫于犬羊之旅，诚合结缨军垒，抵罪国章。陛下以尧、舜深仁，且缓三苗之伐；禹、汤罪已，不与万方之辜。遂得齿剑馀魂，更参授钺之任；死绥之魄，复同挟纩之恩：四夷义以来苏，三军感而抃舞。痍疮再起，俘馘是图，将士同心，誓雪孟明之耻；殇魂共愤，思亢杜回之仇。

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大破其众，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右史崔融献议曰：“戎狄为中国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汉以百万众困平城，其后武帝赫然发愤，甘心四夷，张骞始通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断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筑令居，以绝南羌。于是鄣候亭燧出长城数千里，倾府库，殚士马，行人使者岁月不绝，至作皮币，算缗法，税舟车，榷酒酤。夫岂不怀，为长久计然也！匈奴于是孤特远窜，遂开西域，置使者领护。光武中兴，皆复内属，至于延光，三绝三通。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

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後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後，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後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後，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唐中宗时，突厥默啜强横，右补阙卢俌上疏曰：臣闻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宾，则戎狄交侵，其来远矣。汉高帝纳娄敬之议，与匈奴和亲，妻以宗女，赂以钜万，冒顿益骄，边寇不止。则远荒之地，凶悍之俗，难以德绥，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无闻上策。今匈奴不臣，扰我亭障，皇赫斯怒，将整元戎。臣闻方叔帅师，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勋勒燕山，则万里折冲，在于择将。《春秋》谋元帅，取其说《礼》、《乐》、敦《诗》、《书》。晋臣杜预射不穿札，而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将沙吒忠义等身虽骁悍，志无远图，此乃骑将之材，本不可当大任。且师出以律，将军死绥。秦克长平，赵括受戮；胡去马邑，王恢坐诛，则弃军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鸣沙之役，主将先逃，轻挫国威，须正邦宪。又其中军既败，陈乱矢穷，义勇之士，犹能死战，功合纪录，以劝戎行，赏罚既明，将士尽节，此擒敌之术也。
臣闻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故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匈奴败。请购辩勇之士，班、傅之俦，旁结诸蕃，与图攻取，此又掎角之势也。
臣闻昔置新秦以实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边，选其胜兵，免其行役，次庐伍，明教令，则狃习戎事，究识夷险，其所虏获，因而赏之。近战则守家，远战则利货，趋赴锋镝，不劳训誓，朝赋“杨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后，可以久安。
臣闻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则朔方之安危，边城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其边州刺史不可不慎择，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经也。去岁亢阳，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穷兵。使内郡黔黎，各安其业，择共宰牧，轻其赋徭，事无过举，爵不以私。爱人之财，节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广台榭。察地利天时以趋耕获，命秋狝冬狩以教战阵。则数年之后，有勇知方，帑藏山积，金革犀利。然后整六军，绝大漠，雷击万里，风扫二庭，斩蹛林之酋，悬藁街之邸，使百蛮震怖，五兵载戢，则上合天时，下顺人事。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以惠中国，以静四方。臣少慕文儒，不习军旅，奇正之术，多愧前良，献替是司，轻陈瞽议。

张说《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曰：臣闻氛祲薄霄，戎狄谋夏，则武库兵动，中国有弧矢之威；文昌将飞，边城用金革之事：盖以式遏奸暴，大庇黎人，震蛮荡夷，明罚耀武者也。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仁覆有截，化被无外，皇图未臣之党，帝载不庭之俗，罔不衣被声教，浸润邕熙，望云向风，密迩遐裔。而契丹凶丑，奴隶馀苗，非冒顿之荣族，异单于之贵种。徒以错居远郡，渐化平时，田牧混乎四，贸迁通于三市，戍人解甲，边马垂辔，禽兽饱而忘恩，蜂虿养而咨毒，敢孤亭育，自绝生成。迺狼心干纪，鸱张窃发，虐我边吏，覆我镇军，大棘残于夷落，孤竹沦于荒虚。陛下震赫斯之怒，授决胜之符，天地合谋，鬼神助顺，六狄举国，百蛮整众，运欃枪而埽除，从列缺而焚荡。臣饮冰受斧，指日扬麾，虽谢河闲之学，窃慕任城之勇，誓将首冒锋刃，躬先士卒，上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凶丑狂悖，素无在志，因乘便利，扇动奸回。去岁嚐师，疑一军之尽化；今春轻敌，见三帅之不归。蚁聚实繁，豺牙益厉，结山戎以西寇，连岛夷而东入。臣迺广开形势，大振声威，移告郡邑，金汤固守，传檄诸军，椅角相应。

张说《送田郎中从魏大夫北征篇序》：夫王者，所以威四海，攘六夷，虽在德与兵，亦曰有数焉尔。岁缠奋若，月交皋且，皇帝有天下之十二载也。金精东上，雄汉国之兵形；天道南来，告胡庭之运尽。帝曰：“亚！尔倅朔方。”文庙授钺，御闲锡马，太卜祯辰，乘舆饯宴。临长乐而推毂，顿近郊而誓旅：总部曲，统五羌，署将士，校侯王，班律事，功列而后动。于时大雨洗兵，长风愤角，雷辎毂野而千里，霜戟林森而万队。左翊碣石，右角临桃，铁骑连光，金鼓接气。秉旌旗，扫朔漠，纵熊罴，猎苇泽。故将堙龙海，夷鹰关。郡高阙，县卢山，碣阴陵以筑观，醢单于以享士，东震浴日，西荡弱水，立不世之奇功，报旧年之宿耻已矣。以众有素饱之怒，将有必取之谋，如田生耀武炳文，运筹入幕，平戎之业，不再举矣。于是南宫舍郎，东观墨客，朋修合俎。载酒同筵。摅愤作歌，临途赠剑，勉哉夫子！尚桓桓焉。

刘贶曰：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纤丽外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

陆贽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李白《胡无人行》：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骠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胡无人，汉道昌。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虽平嵩邱，填伊洛，不足以掩宫城之骸骨；决洪河，洒秦雍，不足以荡犬羊之膻臊。毒侵区宇，愤盈穹旻。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夫不拯横流，何以彰圣德？不斩巨猾，无以兴神功。

薛登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以夷夏之辨辟佛。

《原人》曰：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

韩愈弟子李翱亦以夷夏之辨辟佛曰：佛法之染流于中国也，六百馀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澜漫於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且杨氏之述《丧仪》，岂不以礼法迁坏，衣冠士大夫与庶人委巷无别，为是而欲纠之以礼者耶？是宜合于礼者存诸，愆于礼者辨而去之，安得专已心而言也？苟惧时俗之怒已耶，则杨氏之仪，据于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则犹可也，既论之而书以为仪，舍圣人之道，则祸流于将来也无穷矣。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庄周所言详矣，其馀则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国，则其为作也必异于是，况驱中国之人举行其术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存有所养，死有所归，生物有道，费之有节，自伏羲至于仲尼，虽百代圣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举而行之无弊者，此圣人之道，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养之以道德仁义之谓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尽修身毒国之术，六七十岁之后，虽享百年者亦尽矣，天行乎上，地载乎下，其所以生育于其间者，畜兽、禽鸟、鱼鳖、蛇龙之类而止尔，况必不可使举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举而行之者，则非圣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饮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养已者，至于几千百万人。推是而冻馁者几何人可知矣。于是筑楼殿宫阁以事之，饰土木铜铁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虽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弗加也，是岂不出乎百姓之财力欤？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过其门而不入，手胼足胝，凿九河，疏济洛，导汉汝，决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为蛟龙食也，禹实使然。德为圣人，功攘大祸，立为天子，而传曰“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土阶高三尺”，其异于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详而言之，其可穷乎？故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辨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故使其术若彼之炽也。有位者信吾说而诱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难矣。然则不知其心，无害为君子，而溺于其教者，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祸之大者也。其不为戎乎幸矣。

韩愈弟子皇甫湜作《东晋元魏正闰论》，为华夷之辨，驳以元魏为正统：

论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传之尧，禹传之舜，以德禅者也；桀放于汤，受杀于武，以时合者也；秦灭二周，兼六国，以力成者也；汉革秦社稷，以义取者也。故自尧以降，或以德，或以时，或以力，或以义，承授如贯，终始可明虽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汉，晋得于魏，史策纪载，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万代无异辞矣。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圮耿，盘庚之徒亳，厉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己无所传。而往之着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纣之化，商士为顽人矣；因戎之迁，伊川为陆浑矣。非系于地也。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流风善政，史实存焉。魏氏恣其暴强，虐此中夏，斩伐之地，鸡犬无余，驱士女为肉蓠，委之戕杀，指衣冠为刍狗，逞其屠刈，种落繁炽，历年滋多。此而帝之，则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饿，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又曰：“周继元，隋继周，国家之兴，实继隋氏，子谓是何？”对曰：“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奸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杜佑《通典》：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昔贤有言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诚谓削厚为薄，散醇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盖嫉时浇巧，美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请曰：

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夫以东平，汉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雠，岂可贻经典之事！
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
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疲奔命。一以守典存国，一以丧法危邦，可取鉴也。且公主下嫁从人，远适异国，合慕夷礼，返求良书，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虑有奔北之类，劝教于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
《传》曰：“于奚请曲县鞶缨，仲尼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狄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锡之锦绮，厚以玉帛，何必率从其求，以资其智！臣忝叨列位，职刊秘籍，实痛经典，弃在戎夷。昧死上闻，惟陛下深察。

《旧唐书》：戎狄之为患也久矣！自秦、汉已还，载籍大备，可得而详也。但世罕小康，君无常圣，我衰则彼盛，我盛则彼衰，盛则侵我郊圻，衰则服我声教。……彼吐蕃者，西陲开国，积有岁年，蚕食邻蕃，以恢土宇。高宗朝，地方万里，与我抗衡，近代以来，莫之与盛。至如式遏边境，命制出师，一彼一此，或胜或负，可谓劳矣。迨至幽陵盗起，乘舆播迁，戍卒咸归，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自兹密迩京邑，时纵寇掠，虽每遣行人，来修旧好，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背惠食言，不顾礼义，即可知也。夫要以神明，贵其诚信，平凉之会，畜其诈谋，此又不可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诚哉是言！
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互兴部族，其名不同，为患一也。蔡邕云：“边陲之患，为手足之疥；中国之困，为胸背之疽。”突厥为炀帝之患深矣，隋竟灭，中国之困，其理昭然。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纥兴焉。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义何哉？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朱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宋太祖讨契丹诏：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咸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虑一夫之不获。眷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契丹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信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兹意。今遣行营前军都部署曹彬等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军，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沙漠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蠢螽之股，岂待隆车！……

石介《中国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丧泣所自制也，果瓜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日戎，被发衣皮，有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仰观于天则二十八舍在焉，俯察于地则九州分野在焉，中观于人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皆外裔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内是乱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虽然中国人犹未肯乐焉而从之也，其佛者乃说曰：天有堂，地有狱，从我游则升天堂矣，否则挤地狱。其老亦说曰：我长生之道，不死之乐（药），从我游则长生矣，否则夭死。且又有为耒耜以使人农也，为诗书以使人士也，为器材以使人工也，为货币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弟事乎兄，幼顺乎长冠，以束乎发带，以绳乎腰履，以羁乎足妻子，以侍养宾师，以须乎奉縗麻丧泣之制，使人为哀禋祭享之位，使人为孝尔之劳也。如是，我皆无是之苦。于是人或惧之，或悦之。始有从之者，既从之也，人则曰莫尊乎君。与之抗礼，无兄以事也，无长以从也，无妻子以养也，无宾师以奉也，无发以束也，无带以绳也，无縗麻丧泣以为哀也，无禋祀祭享以为孝也。中国所为士与农工与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贵也如此。故其人欢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趋之也。噫。今不离此而去彼，背中国而趋佛老者几人。或曰如此，将为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石介《怪说》：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则谓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经，天之常道也。日月为薄蚀，五星为彗孛，可怪也。夫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山为之崩，川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于君子，敌于父，可怪也。夫中国圣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髪左袵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可怪也。夫中国道德之所治也，礼乐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经之教行焉，妖诞幻惑之说满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废而祭，去事远裔之鬼，可怪也。夫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弃殖百谷祀以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为社，帝喾尧舜禹汤文武有功烈于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观佛寺遍满天下，可怪也。人君见一日蚀，一星缩，一风雨不调顺，一草木不生殖，则能知其为天地之怪也，乃避寝减膳彻乐恐惧责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远裔汗漫不经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满，则反不知其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时又见一狐媚，一鹊噪，一枭鸣，一雉入，则能知其为人之怪也，乃启咒祈祭以厌胜焉，彼其孙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离，而常业裂，而常服习夷教祀夷鬼，则反不知其怪，既厌胜之，又尊异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国之多怪也，人不为怪者几少矣！噫！一日蚀一星宿，则天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则地为之不宁，释老之为怪也，千有余年矣，中国蠧坏亦千有余年矣，不知更千余年释老之为怪也，如何中国之蠧坏也，如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宋代大儒程明道曰：《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欧阳修《塞垣》：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诸侯而外夷狄，姑务息民，弗勤远略。其来也，调戍兵以御之；其去也，备战具以守之。修利堤防，申严斥堠。或来献贡，得以羁縻。盖圣人制御戎之常道，严尤所谓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谨边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与今尤异。汉、唐之世，东自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诸郡，每岁匈奴高秋胶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汉境。于是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

近世晋高祖建义并门，得戎王为援，既已，乃以幽、蓟山后诸郡为邪律之寿。故今划塞垣也，自沧海、乾宁、雄、霸、顺安、广信，由中山拒并、代，自兹关东无复关险。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绝古北之隘，往来全师入寇，径度常山，陵猎全魏，澶渊之役以至饮马于河，民不聊生矣。非北虏雄盛如此，失于险固然也。
今既无山阜设险，所可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之势，就其要害以锐兵，兹亦护塞垣之一策也。今广信之西有鲍河，中山之北有唐河，尽可开决水势，修利陂塘。或导自长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广信、安肃，达于保塞。或包举蒲阴，入于阳城。然后积水弥漫，横绝紫塞，亦可谓险矣。蒲阴、阳城，度其地势，今塞上之要冲。先是，胡马将入寇，于兹城驻牙帐数日，伺汉兵之轻重。或我师御，乃长驱南下，我师既出，即戎人为全师归重之地。此所谓藉贼险而资寇兵，非中国之利。今若修复雉堞，完聚兵谷，与诸城栅，刁斗相闻。鲍、唐二水，交流其下。虏骑纵至，无复投足之地，又焉有扰扰之患？
今之议者，方南北修好，恐边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骜难信，贪我珍币，蓄养锐兵，伺吾人之憔悴，乘边境之间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兹乃不图豫备疆场，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贻后世深患，复如何哉！?

欧阳修《新唐书》：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故汤、武之兴，未尝与共功，盖疏而不戚也。太宗初兴，尝用突厥矣，不胜其暴，卒缚而臣之。肃宗用回纥矣，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凉，败上将，空破西陲。所谓引外祸平内乱者也。夫用之以权，制之以谋，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乌胜其弊哉！彼亲之则责偿也多，慊而不满则滋怨，化以仁义则顽，示以法则忿，熟我险易则为患也博而惨，疗馁以冶葛，何时可哉？故《春秋》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苏轼《策断下》：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五谷米丝麻耕作织红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以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裤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候，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弃。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今夫佩玉服韨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韨冕而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人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目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师，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秦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人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除。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伏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

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过于《春秋》。

苏辙《王者不治夷狄论》：儒者必慎其所习，习之不正，终身病之。《公羊》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汉之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经，最为迂阔。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盖其势然也。《经》书：“公及戎盟于潜。”《公羊》犹未有说也，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时有是事也。时有是事，而孔子不书可乎？故《春秋》之书，其体有二：有书以见褒贬者，有书以记当时之事，备史记之体，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公之及戎盟于潜，是无褒贬予夺者也，而休欲必为之说，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于无事者之说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尝论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亲之者，汉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闭拒而不纳之者，光武之谢西域、绝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今日来者必不可拒，则是光武之谢西域，以息中国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则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讨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说，施之于中国强盛、夷狄暴横之时，则将养寇以遗子孙之忧；施之于中国新定休息自养之际，则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劳敝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说无施而可也。盖愚闻之，圣人之于戎狄也，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

苏辙《北狄论》：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兽，便于射猎，而习于驰骋，生于斥卤之地，长于霜雪之野，饮水食肉，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轻死而乐战，故常以勇胜中国。然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休养生息，畜生马，长子孙，安居佚乐，而欲保其首领者，盖无以异于华人也。而中国之士，常惮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忄曷中国而夺之利。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昔者汉武之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天下震恐，其后二十年间，汉兵深入，不惮死亡，捐命绝幕之北，以决胜负，而匈奴孕重堕坏，人畜疲敝，不敢言战。何者？勇士壮马，非中国之所无有，而穷追远逐，虽匈奴之众，亦终有所不安也。故夫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方今天下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天下，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闻，目习所见，以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余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者也。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小战则杀将，大战则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合从以击秦，砥砺战士，激发其气。长平之败，赵卒死者四十万人，廉颇收合余烬，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日进而不挫，皆自奋怒以争死敌。其后秦人围赵邯郸，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发愤，深以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为奋不顾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为非其君也。而使诸侯从而帝之，天下尚谁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鲁仲连非徒异夫帝秦之虚名，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无知之人，交欢纳币，以为兄弟之国，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今诚养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

苏辙《西戎论》：戎狄之俗，畏服大种，而轻中国。戎强则臣狄；狄强则臣戎，戎狄皆弱，而后中国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盖一强而一弱，中国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独战，是以争附强国之余威，以趋利于中国，而后无所惧。强者并将弱国之兵，荡然南下，而无复反顾之忧，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是以中国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无强国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则中国之祸，将有所分而不专。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故北狄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将自托于中国。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国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区区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北狄之众，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则中国将不胜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与共忧也；惟其强狠而好胜，是故可以激而壮也。使之自相攻击，而不能相下，则其势必走于中国。中国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图也。然天下之议，又将以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斗，而喜击中国之众，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盖亦以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据险阻，明烽燧，吏士练习而不敢懈，彼虽壮骑，无所施设，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坚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无所掠虏，将不忍而热中，将反而求以相诟，以为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则何以自固。故中国举而收之，必将得其欢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

苏辙《西南夷论》：古者九夷八蛮，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惟北狄之种，常为大国，以抗中夏。然蛮夷之俗，种姓分别，千人为部，百家为党，见利则聚，轻合易散，族类不一，其心终莫相爱，故其兵利于疾战，而不利于迟久。北狄之人，绵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长通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间，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迟久，而不利于疾战。此二者其大小之势，各有所便，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阴山之下，养兵休士，久居而不战，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然其心以为，战而胜人，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而不胜，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以谋敝中国。盖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谋之愈深，而发之愈缓，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蛮、西南夷之民，悉其众庶，尚不能当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为乱不能自禁，此诚无爱于其心，而侥幸于一战，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故夫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愚尝观于西南徼外，以临蛮夷之众，求其所以为变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之通。今边鄙之上，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后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我吏民待之如中国之人，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西破龟兹，北伏匈奴。及将东归，或以为必有奇谋，乃就问其计。然其言止曰：“察见渊中鱼不详，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尽绳以法。”当是时，莫不皆笑，以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乱，终亦以此故。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而在乎当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内侵，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盖为是也。

宋儒胡安国《春秋传》曰：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旨。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于华夷之辨矣。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

对于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曰：戎狄举号，外之也。……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会同之有？书‘会戎’。讥之也。

批判帝王与夷狄和亲曰：与戎歃血以约盟，非义矣。……后世乃有结戎以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如西汉之于匈奴；约戎狄以求援，而华夏被其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戎狄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悔于终，亦将奚及？

宋高宗听秦桧言，称臣于金虏，儒臣胡铨上疏切谏曰：

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 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 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 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 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 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 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 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 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 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 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偿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 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 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 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 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 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 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 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和州进士何廷英上宋高宗书曰：臣窃谓今日之势为陛下可忧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继之以可勉者三，亦可贺者又三。何谓可居者三？臣闻居安而虑危，有备则无患，陛下以今日这势，为安耶？为有备耶？若为安则天下封疆为胡虏所攘者十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东南一隅耳，臣未知其安也。臣闻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华也。项羽所以失关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下之冲要也。呜呼！中华冲要之地反不为朝廷所居耶？尝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夫夷狄之类，圣王所以居之化外，而声教所不及者。今也欺天罔地，妄自尊大，辄陈秽质，而僭以大号，敢示猥名而讳於大朝，俾中国遣送之物称之曰：贡献屈中华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为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谓痛哭者三？臣闻父母之雠不兴共戴天，兄弟之雠不与同履地，陛下曾念父母兄弟之雠乎！当时陷贼之臣几成倾国之祸。虏骑临而三军降，京城陷而万民哭。……

晁说之《靖康元年应诏封事》：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环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䋲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髙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耶！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

晁说之《负薪对》：夷狄喜相吞并鬬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晁说之《达言》：唐虞之世岂有蛮夷猾夏之事，乃以蛮夷猾夏命皋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无典策久矣，孰诘也？盖有猾夏之蛮夷不害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于无事之时以为天下万世之戒。是所以称唐虞之圣者也。虽然。又言寇贼奸宄何也。曰天下治乱必原其所自。彼蛮夷猾夏，实自乎寇贼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祸乱之机与夫存亡之微折犹与，而果决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吾内以饷乎外也。……见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小人迭为进退而各从其类，不可须㬰至列也。其为宫嫔，为财赂，为阉官，为兵革，为盗贼。为夷狄，皆阴也，从小人而类进者也。若夫朝廷有道。絶女谒，薄官爵，不私财赂，不玩兵革，盗贼不起。夷狄宾服者，皆阳也，君子以类进者也，唯小人盛于廷，则夷狄盛于边，在廷无一小人，则在边无一夷狄。锱铢低昻不欺也。小人方盛，而盗轩冕。则夷狄亦盛而寇疆埸。小人炽盛而僭公卿，则夷狄亦大盛而害王幾。一日小人退。则夷狄退，不劳干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与君子杂进，则夷狄与华夏亦杂居，小人未尽退而夷狄未尽退也。今日之事可观也已。

范如圭与秦桧书：《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

岳飞反对高宗与金人议和，说“夷虏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暂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顾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

骂刘豫“以祖宗涵养之泽，翻为雠怨；率中华礼义之俗，甘事腥膻。”

自述“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荒夷，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欲“北逾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

想着“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朱子上书于宋孝宗曰：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

陈亮《上宋孝宗书》曰：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宋遗民郑思肖痛宋之亡于蒙古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极焉。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曾谓长江天险，莫掩阳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国正统，欲以夷一之。人力不胜，有天理在。自古未尝夷狄据中国，亦未尝有不亡国，苟不仁，失天下，虽圣智亦莫救；我朝未尝一日不仁，乱臣贼子夭阏国，贪官虐吏刳剥民命，君上本无失德。今犬羊愈恣横逆，毕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贼决灭于吾手，苟容夷狄大乱，当不复生！……吾为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纣，彼非姬发而夷狄，天如之何倾有道之国？夷齐不怀殷恶，不臣姬发之圣，汝辈独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贼惨毒，皆乐然媚鬼，求长生术，畴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谔谔誓死不变者，亦委天命于数，伪夷狄以王，胥而为贼，反叱吾愚，执方痴谋，不与时迁，誉其为圣，求变富贵也。闻之心裂，痛不可言！国家大雠未报，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忧未释……

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严辨华夷曰：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 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 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 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 拓拔珪、十六夷国，不素行夷狄之事，纵如拓拔珪伪称元魏，伪谥文帝。 之礼乐文物，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 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 若夫夷狄风俗兴亡之事，许存于本史，如国号类中国之号，所谓僭号，元魏是也。 及年号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犯天子行事等语，苟不削之，果与中国正统班乎？ 若国名素其玁狁、单于之号，及官职、州县并从之，犹古之列国，亦犹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圣人得柔远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则猖獗四驰矣。
或曰：“拓拔氏及今极北部落，皆黄帝后，姑假之亦可。 ”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孙，弃堕诗礼，或悦为皂隶，或流为盗贼，岂可复语先世之事，而列于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 孟子曰：“舜、文，东夷、西夷之人也。 ”史记曰：“舜，冀州人也，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 ”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未可遽以东夷、西夷之说而论舜、文也。 舜、文，大圣人，岂可执东夷、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 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冲之称，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 其曰南史，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 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载宋齐梁陈，故曰“四朝”。 不亦宜乎？
……
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 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 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春秋一书，天子之事，夫子无位，即鲁史之名，书天下之事，不独为周作史，实为天下万世作史。 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标准也。

郑思肖《大义略》：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也，鞑人皆悖其天，诚禽兽不若，宜其有臣弒君、子弒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为夷狄也。 天亦奚忍不早灭鞑兴宋，以救世道耶？ 稍有人心者，云胡不大宋之思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晋为中国主，王猛虽胡人，尚知晋为正统之国，戒苻坚勿攻晋。孰为忽必烈、伯颜、阿朮辈，曾不及刘聪、石勒、王猛、崔浩辈千百之一，其为中国害则大，惨逆过古之夷狄，鼓祸炽毒，犹未底止。 昔 鞑人用兵，所破城邑，纵虏掠杀戮毕，不复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鞑夺襄阳后，主于守土，势脉相应，根深枝连，蔓引恶焰，难遽扑灭。 然古未尝有有阴无阳之天地，亦未尝有纯是夷狄之世。 天旋地转，其机固易！

郑思肖《励志》诗：《春秋》生杀权，华夷有定位。后有董狐笔，当严于载记。爰以明人伦，永使勿颠坠！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陈友谅攻陷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儒士刘夏便给陈氏部属上书，仅认同陈友谅部“复宋驱胡”的旗号，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 元末兵乱，正以夷狄之运将满百年，自古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观于天下，国虚无人，地大不治，天心废之，其征见矣。我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腥膻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

元末夏主明玉珍即位诏：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咸云天数，敢谓人谋。迩者子孙失道，运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厌弃之机；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惟我家国，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尔建邦启土。成汤七十里，盛德已振于三巴；历数八百年，神功终收于一统。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屡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于乎！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

明玉珍复吴王书：迩者，夷狄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胡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恨。……

明太祖与夏主明玉珍书：……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

辅佐明太祖的理学家朱升曰：“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惟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污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中国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而称太祖伐元，“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自开辟以来，帝王之兴未有盛焉者也。”

明儒宋濂或谓朱升为明太祖《谕中原檄》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明太祖诏谕日本国王良怀：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徐达平胡表：五百年而王者兴，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际景命之惟新。长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惟彼元氏，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缝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攵。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于荒亡，昧乎兢业，作奇技而淫巧，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罔知修省，惟务宴游，朝廷之政下移，英雄之志斯奋，兵连寰宇，祸结中原。是用吊伐，以拯颠连，诞举安攘，而靖乱略，事非获已，谋乃佥同。……臣与遇春等已于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壶浆以迎，去戴盆而迥白日；室家相庆，廓氛授以睹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图籍而封府库。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

儒士沈士荣给明太祖上疏，称明太祖：“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于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席之安，驱夷狄，复中夏，为汉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虏之耻。臣窃为千古豪杰庆快无已。”

明成祖时大臣夏元吉称明太祖：至仁不杀，近者悦而远者来。扫群雄于呼吸之间，拓四方于指顾之顷。连城纳款，挈壶浆以迎师；列土竖降，崩厥角以稽首。举中原如拾芥，荡胡虏若振枯。拯黎庶于涂炭之中，驱辫椎于沙漠之外。不十年而成帝业，混一统而主天民，人纪肇修，叙彝伦于既斁，华风复正，举礼乐于重兴，山川鬼神莫不攸宁，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有过化存神之妙，尽弥纶参赞之功，身致太平，卓冠百王之盛。

刘三吾《大明一统赋》曰：繄我圣祖刚徤中正，宽大英明，神筹先定，运量至诚。配以圣后端一静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储君有象贤之器，群胤皆屏翰之英，观其得国迈于汉唐，行师正于汤武，申明五常，民用归极，一洗胡俗，世皆还古。订先王之礼乐，复中国之端甫。

许观《状元殿试卷》：臣窃惟曩古圣王继天立极，以临御天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未尝不欲教化四达，垂衣以治，而使民安于无事之域，以全圣人之仁也。第以蛮貊犬彘之类弗行教化，每为中国之害，而扰吾无事之民。圣人之心不容之焉， 故其少壮尽行，内骚华夏，外戌八荒，牝马胎朐于行伍，旌旗连岁于边陲者，非圣人之心果如是好杀也，盖由蛮貊犬彘之类窥伺华夏，为民生害，以伤圣人之仁，所以然者，实圣人之不得已也。

往事之难，因为甚矣。以今处之，若欲罢乘机，绝远戍，以垂衣而治，则蛮貊得以遂生齿之繁。如待十年，则恐其强盛，骚扰生民，为国之患，其患将不可胜言者矣。与其失可乘之机，而遗患于他日，孰若因其可乘之机而图于今日乎！其兴其止，盖有道矣。臣得请以筹之。且蛮夷之人，臂之禽兽，乍臣乍叛，其心冥顽，非可仁感也：其气悍勇，非可义结也。今夫丑其腥秽，恶其骄淫，扫荡芟夷，正在今日，此乘机之不可罢也。彼且畏威远遁，深入不毛，而不可以力致者，又不可不有以备之。故屯兵塞上，且耕且守，于其来则拒之，去则追之。如是，则事有备，中国无骚扰之患，边境无可虞之忧，此边成之不可以绝也。既能乘其天道福善祸淫之机而殄灭之，又能尽其人事、练兵、讲武之法以备御之，彼将慑服威灵而不敢肆侮于外矣。

方孝孺《后正统论》曰：《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夫犬马一旦据人之位，虽三尺童子皆能愤怒号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隶，杀其主而夺其家，虽犬马犹能为之不平，而噬啮之，是何者？为其乱常也。三者之乱常，无异此矣。士大夫诵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为之辞，其亦可悲矣乎！
……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洋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为仁者，圣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则进夷狄而不攘，又从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谓圣人而肯主之乎？学圣人之学，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论哉！

反对尊蒙元为正统曰：圣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谬，前乎百王而有征，后俟来者无惑也。苟亦随俗之好恶，待时而重轻，岂足以为圣人哉！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然顾嫌者乃一时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贤者之虑事，当先于众人，而预忧于后世。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则当何为？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统之法书其国号，而名其君；于制诏号令变更之法，稍易其文；崩殂薨卒之称，递降之；继世改元之礼，如无统，一传以后，分注之。凡所当书者，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惩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义之严，正统之不可以非类得，以消弭其侥觊之心，则亦庶乎圣人之意耳。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後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余懋衡《敬陈边防要务疏》：臣惟逆党之主散久矣，顾逆党有二：内之亡命窜入虏穴者，汉人之逆也；外之奸细诈降边镇者，夷人之逆也。故散汉逆者，在敕圉吏，务严诘汉人出境。但有叛去者，必购得而寘之法，则汉人不敢外逸。而逆党散。散夷逆者，在敕圉吏。勿轻容夷人入境，即有真降者必异处以分其势，则夷人毋由内窥，而逆党散。第深谋者务散逆，而在事者犹收降。即今延镇降夷数近三千，主将用之，间获首功。辽东宁夏甘肃固原，亦皆收降。谓不收降，则无以得其险易情形。无以离其腹心手足，此边臣之说也。臣就其说而折衷之，当以收而寓散汉夷之收，为杜虏之耳目也。其收之也，必审其原系何籍，被虏何年。家下有何亲属。的有着落而后收之，当即给道里费，押回原籍，查取收管，不必留之边塞也。既免藉寇兵。又防作虏谍也。降夷之容，为孤虏之爪牙也。其容之也，必有妻室同来者，方准收养。一岁之中，通镇不得过四十名，或用以为向导，或用以为冲锋。每一营内散处十余名，而不令聚集一处。用番将，收虏兵□，我势常十倍之而后可用散处之说，最当今近都之地尤宜讲究安插有方，驾驭有法，教习有术，与汉丁相兼而用。若将领得人，彼亦就我绦金疋。惟是不可专恃耳。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杂居塞内，不二百年，种类日繁，每因忿恨，贼害长吏。乘晋有衅，倡乱西河，五胡云扰，遂荡神州。土木之变，曹钦之乱，达舍便有乘机者，故郭钦欲徙杂胡于边地，江统欲还氐羌于本域。此曲突之思。而晋武帝惠帝不能用，及于怀愍，其乱遂作，此智士谋臣之所为扼腕也。盖北狄强犷，自其天性，以夷居华，不忘风扬。若遇中原有变，或值其人骁雄，则一呼而数万之众集。其华人之不逞者，习与之游，为之指示弥缝，祸可胜道哉！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我国家在北直隶，如顺永保河真定之间，在陕西如平凉临巩庄浪之间，皆有土达，今蕃育何啻十万？已切隐忧，而宣府又有史车二夷住牧塞内，宣大二镇。四十年来，狃于抚赏，虏以讲事为名，出入无禁。甚有娶妻室于内地者，更属近患。其各边又多收降虏冀济一时前驱，不顾他日反噬。第恐养虏犹养痈，日久必溃。禄山思明，鉴在唐世。臣愚以为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其在今日，尤为长虑。

丘叡《崇正辩序》以夷夏辟佛曰：昔者圣人于华夷之辨盖甚谨焉，《书》言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内夏外夷，其为斯世防也深矣。然其所谓蛮夷者，皆处中国近境，时或侵秩，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为斯人心术之害也。至战国时，邪说始盛，然所为说者，其人固中国之人也。其说虽未合于正，而犹不至悖逆天常，灭绝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其初其真无父无君哉？孟子斥之，盖极其流弊而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弃其天性之亲，而自谓出家，则真无父矣；蔑其无所逃之君，而自谓出世，则真无君矣。无父无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人耶？甚至反阴阳之常，绝生育之理，忘其生之所从来，而阏其气之所由续。噫！穹然愦然治间，而无蠢然禅续以生生，则人类绝也久矣！天地尚得为天地哉？万无是理也。虽然，彼犹道其所道于所生印度国中，去中国万余里，势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后世主中国者无故自决其内外之防，引绝域之裔夷入我华夏，使吾人从其俗，习其法，祀其鬼，诵其书，而或者又从而推演张大之，以乱吾中国圣人之教。上贬天帝，中误世主，下愚生人。世无古今，地无华夷，人无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为党然；利而慕之，觊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轻议。宫室日广，僧侣日众，论说日巧。滋蔓至于今日，殆将与天地相为终始而无穷。其为中国民心之害，岂止如《诗》《书》所称，《春秋》所书，孟子所辟而已哉！

丘叡《世史正纲》序：《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非道非义，功利虽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大事有吕氏之记，续之可也；正统有朱子之笔，遵之可也，奚用此为哉?”曰：吕氏之记，记其大而或兼其细也。朱子之笔，笔其正而或专其统也。愚惟录其大而已，细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统否不暇计也。然则有所见乎？曰：有。圣贤之书，婉而正。学者之书，显而直。婉而正， 所以待后世之贤人君子也。显而直，所以晓当世之学生小子也。何则？人之生也，禀赋不齐，贤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圣贤之书。用意深而立例严，非贤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鲜。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凡有目者所共规，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苟或因是而驯致夫贤人君子之地，则夫圣贤婉而正之书，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书之意，有在于是，非敢立异以犯不韪之罪也。然则其宏纲大旨果何在哉？曰：在严华夷之分，在立君臣之义。在原父子之心。夫华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华华夷夷正也。华不华。夷不夷，则人类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义，其体统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则人纪隳国，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传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则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国，正国以持世，而一归于人心道义之正，则人极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乱华，禽兽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圣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请言其详。天位乎上者也， 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动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兽也。天生人，而于人之中命一人以为君，以为人类主阐教以立人极。简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后其极可立也。彼其所以为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谁欤？夷狄也，禽兽也。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驱猛兽，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于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则君人者之责也。虽然,君之所以为此者。非君之自为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则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报天焉。君秉诚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诚，必谨夫象纬灾祥之故。如是，则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则仁爱人君，君之心则仁爱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为其心；形天之气，以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为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气，不为物所戕。故凡其号令之颁，政事之施，教条之布，礼乐制度之具，刑赏征讨之举，无非以为民而已。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于此，岂能以其独力为之哉，亦由夫小大内外之臣，以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总于上，臣分于下，彼此相资，远近相维，阶级相承，气脉相通，各尽职以釐务，毕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职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至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万世。华必统夫夷，夷决不可干中国之统。君必统夫臣，臣决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统夫女，女决不可当阳刚之位。臣非有舜禹甲之圣，决不可以言禅。君非有桀纣之暴，决不可以言伐君。虽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决不可以言 放。非为天吏，决不可兴问罪之师。非奉天讨，决不可清君侧之恶。事虽至于无可奈何，非济天经，决不可用权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严，水木本源之心必笃，如是则大义立矣。虽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必正而后国定。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于子，子居大位必受之于父。父非真尧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与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隐摄桓位不可也，宣传缪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愿。非的见夫大义之决。不可以行权。非真有夫必归之诚，不可以言假授受。取与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于序必顺于理，必正于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当修而正者学也。学不可以不讲，讲学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端其本。则夫妇于焉以有别，昆弟于焉以有序，诸父于焉以有善，诸舅于焉以 有义，族人戚属莫不于焉以有礼。将见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笃其近而举诸远矣。是则大而一世，所以纲维之者国也。中而一国，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则内和而外顺，国则上令而下从。极乎一世之大，则华夏安乎中，夷狄卫乎边，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凌，则人之所以为人者，相生相养，各尽其性，各全其命，而一顺于道义之正而不徇于功利之私，是则所谓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为人，物亦得其所以为物，天由是而得以为天，地由是而得以为地，则人君中天地而立为人物之主者，其责尽矣，天立君之意于是乎为无负。而圣贤所以著书立言谆谆乎垂世立

教者，亦于是乎不徒托之空言矣。

丘叡《世史正纲》于“诏南单于人居云中，寻又徙西河。”一条后论曰：呼呼！天地有大界限，华夷是也。华处乎中，夷处乎外，是乃天地 以山川险阻，界别区域，隔绝外内，以为吾中国万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决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内乎！汉自宣帝时，徙羌于三辅，至是光武又居匈奴于云中西河，卒贻五胡乱华之祸于再易世二百五十五年之后。 呜呼！人君之处事，何可口口口长思乎?

于“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国。”后论曰：此佛法入中国之始。呜呼！自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自古夷狄之祸止于猾夏，止于乱华。然不过侵吾之边鄙，戕吾之人民，劫吾之货财而已。于吾之彝伦，于吾之义理，于吾之风化，固未尝相妨也。然其所侵边鄙亦有时也，所戕人民亦有数也。所劫货财亦有 限也，今则永无已时矣，永无限数矣。呜呼！岂非天地间之一大变欤？盖尝论之，天地之区域，中国为正。天地之生人，中华为正，中华之人必有妃偶，必有亲属，必有产业，必有衣冠。人而无此数者，则非人矣。人而非人，是何等物邪！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偶之人；自必有发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发之首；家必有业也，自是中国始有无业之家；书必同文也，自是中国始有不同之文；衣必有袖也，自是中国始有独袖之衣。有父则有子，中国至是乃有不父之子。庄周所谓不可解于心者，于是乎解矣。有君则有臣，中国至是乃有不君之臣。庄周所谓无所逃天地之间者，于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至是乃有可并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至是乃有大于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浮屠氏之所言所为，真所谓大乱之道而实有以丽于吾圣人莫 大之罪。在三代圣王所必诛而无赦者也。明帝为人之子，乃崇无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为中国之主，乃党外夷之人。开兹大衅以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春秋之法。推见至隐，必诛党恶之人，必原开端之始。呜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虽秦政之暴虐，新莽之奸恶，其祸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呜呼！若明帝者，岂非名教中万世之罪人哉！

于“莽大夫扬雄死”后论曰：丘叡《世史正纲》：仕莽之世，孰非莽之臣哉？而雄之卒独以为莽大夫，而且书以死，盖概以夷狄之臣例之也。且雄仕莽仅官中散大夫。非若刘歆辈之列官显要，其失在于作为虚文以谏莽耳。非若严尤辈为之作符命。设计谋，效劳力也。文公先生乃以此大书之于《通镒》纲目何哉?《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也。盖雄名为儒者也，读六经、孔孟之书，明三纲五常之道，以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绪作法言。将以拟《论语》作太玄，将以拟《周易》。平日所自负，欲为何如人？天下后世将望之以为何如人？而乃甘为乱臣贼子之臣仆哉！大贤笔之于书，以寓微显阐幽之意，其垂世戒也大矣。然世之人皆明于附篡之臣，而不明于仕夷之臣。抑又何也？愚请因是而论之，天地间无非阴阳之理也。君阳而臣阴，男阳而女阴，中国阳而夷狄阴。先儒程氏谓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然臣而居尊位，妇而窃男权，犹吾类也。夷狄之居尊位，则非我族类矣。反天之经，乱地之纪，败人之类。其为非常之变，又岂但妇居尊位而已哉！呜呼！仕莽者先儒既书之以为莽大夫，而仕胡者乃以之承道统之传，而列从祀之位。彼此相较，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

于太子洗马“江统论徙戎，不听”条论曰： 昔人有言，晋之亡，大率中原半为夷居。刘渊，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氏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繁。其居处饮食，皆日趋于华。惟其桀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无时而可变也。是以刘渊一 倡，而并雍之胡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思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消弭之，毋谓后既久处中国，必无后患而轻忽之哉！晋之事可鉴也已。

于“”冬十月，匈奴刘渊僭号于蒲子，国称汉。”后论曰：“呜呼！此夷狄称皇帝之始。夫春秋谨华夷之辩，吴楚徐越，上世皆 有显功通乎周室，本皆华夏之诸侯也。圣人以其不循分守。僭号称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见于经或称以子，或不举其国而称其州，未尝以其称王而遂王之也。中国之变于夷者。圣人之书法犹谨之如此，矧本夷狄而僭吾中国之大号，所谓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者哉。刘渊本匈奴也，入我中华，僭我大号，即以皇帝书之，春秋书法岂若是哉？愚尝因华夷盛衰之故而叹世道升降之几。自古夷狄为中国害，莫甚于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远遁，未有据中国之地，臣中国之人，借中国之号，而至于数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刘渊焉。原其所以致此者，岂夷狄之罪哉？中国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有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后至鲁僖之口秦，晋果迁陆浑之戎于此。鸣呼！既为沮泽，潦水自归。既为夷俗，戎狄自至。气数之相感，风声之相召，有由然矣。当汉明帝时，无故以梦寐恍惚之思，遣遐荒绝漠之使，迎胡鬼，致胡书，构帝王之宫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发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乱华之祸，滥觞于北朝之分治，滔天于蒙古之混一，而中国之土地人民尽为胡有矣。 呜呼！不有圣人复生，则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几何而不尽沦于夷哉！

于“雨血于平阳，广袤十里。”后论曰：自古灾异之多，且异于常，未有如晋怀、愍之世者也。然多在平阳之境。平阳者，刘聪之都也。聪以匈奴残孽执辱天子，非独人不忍闻，天亦不忍闻之也。天高高在上，鉴观于下。有心而不能言，人众胜天莫如之何，故出非常之灾异，以儆省之至再至三，皆前古所未尝有者也。夫示之以自古所无之灾异，使其知执辱中华之主，亦自古所无之祸乱也。天意若曰：天子者，天之子也，彼敢凌辱我之子，则是蔑我也，故出灾异以代其言，然彼犹视之蔑如也，于是假手于人以报之。此其所以有靳准之祸欤。或曰：天心仁爱人君，故出灾异以做之。天于胡奴亦爱之欤？曰：上天于中华之主，一气流通，其有过咎，天微示怒之之意，能改即止，故其灾异皆寻常有者也。夷狄戕中国主，僭中国位，天亦恶之，故赫然震怒而示以非常之变且多焉。非但儆乎当时，实亦儆乎万世也。呜呼！孰谓天道无知哉！”

于“刘聪死，子粲立。靳准弑而代之。准发渊冢戮聪尸，刘氏男女无少长悉诛之”后论曰：“呜呼！中华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与天地相为流通。而刘 聪以匈奴之孽，乃敢执而困辱之，非但得罪于中国，得罪于世主，而实得罪于天帝也。天乃假手于靳准，屠其族，戳其尸，祸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庙。呜呼！天所以报刘聪之辱二帝者。亦略相当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后之人可不畏哉?”

于“元主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后论曰：“呜呼！孔子《春秋》绝笔之后， 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岁矣。其忧世之心始大验于此。呜呼！极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居乎其中。人必得其所以为人，然后天地得其所以为天地。是则人之为人，天地赖焉以有立者也。人所以不得其所者孰使之哉？夷狄害之也。天生圣人以为一世之主，必使华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则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则纷扰扰，相争相夺，竞地之利，昧天之理。而人道于是乎不立矣。圣人有见手此，故其致治保邦，拳拳以蛮夷猾夏为忧；著书立言，谆谆以内夏外夷为戒。非徒为一世计，所以为万世计也。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万世之大戒，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是岂圣人立教之心哉？窃原天地之理。推圣贤之意，以严万世华夷之防。于元之混一天下，依《纲目》南北朝、五代例分书其年号于甲子之下，且黑其圈以见其为纯阴之世。天翻地覆，夷狄反为华夏之主。自天地开辟以来，未始有也，有之始于此。呜呼！岂非天地间极大之变也哉！ (又见晋永嘉二年，匈奴刘渊僭号下)或曰：孟子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舜与文王皆生于夷，古之圣贤未尝以其生于夷而废之焉。噫！舜与尧同祖，文王，乃后稷之后。夫其所谓负夏、鸣条、岐周、毕郢之地，皆在九州之中，特居中国之边境耳。固非疆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也。孟子犹恐世之拘儒妄谓二圣人居边夷之境，而疑其道之不必同，而为此言，岂女真、 鞑靼之比哉？愚尝因是而考《春秋》之世之夷矣。吴、楚、徐、越，此中国之人变于夷者也，山戎、赤狄之类，此夷狄之人居中国者也。《春秋)因其出入于华夷之间，上不使与中国等，下不使与夷狄均。有罪则推而远之，使其知所儆；有善则引而进之，使其知所幕。圣人谨华夷之分，若宽而实严也如此。在当时，若吴，若楚，若越，固自赞称王矣，《春秋》未尝因其称王而王之，而书日吴王、楚王、越王也。然圣人岂特不与之以王称哉！终春秋之世。迄不得与滕、薛小国之例，以爵通于中国焉。圣人拔本塞源之虑深且远矣。况鞑靼远在朔漠不毛之地，衣皮而不布帛， 茹肉而不菽粟，无宫室之居，无彝伦之理。其去禽兽也者几希。一旦恣其狼虎之毒戕我中国之主，据我帝王所自立之地，统我华夏衣冠礼义之民，彼自称曰皇帝，吾亦从而皇帝之。生其时者，在其陷阱之中，刀锯之下，固无如之何也已矣。后世之史臣，又背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我圣人《春秋》之大戒，世道之责，将焉赖哉！”

批判为元将灭宋之张弘范，曰：“弘范以死书何？诛其以华人为夷用，而灭中国之统也。弘范既为之臣矣，臣为君用，不得不然，又何诛？呜呼！周平王遣宰咀来赗仲子，先儒谓其以太宰承命，以赠诸侯之亲，不知其不可，是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为不忠。言不用，而居其位不辞，是为不礼。贬而书名，贱之也。且宰哑所事者，周之天子。所赠者，诸侯之要。行之于时日之间，虽曰于礼有悖，而纲常之大分未尽渎也，圣人犹必贬绝之。况以中国之人。仕桀骜之虏，灭我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之统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范，诛其一以做其余。 ”

批评仕元之儒许衡曰：“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叉也。许衡生元人域中，而不仕元，将何以行君臣之义哉？夫谓之义者，宜也。可仕则仕，不可仕则 不仕，合其宜则为义？不合其宜则为非义。夫以中国之人，学周公、孔子之道，杂群胡之中，毁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绝我中国帝王之统，为宜乎?……夫孔子有大功于天地， 以其删述六经也。世之儒者，必于是六者之经，躬而行之，阐而明之，然后得以与于从祀之列。苟弃其书而不用，悖其道而逆施，陪食圣人庙庭之间，其心安乎?《春秋》一经，关系尤大。宋王安石弃《春秋》之经者也。一时群小附和，虽跻之于从祀之列，其后公论卒定褫而去之。元之许衡则悖《春秋》之首者也。《春秋》之道，内夏外夷。一会之顷尚不容其主中国，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为君乎?……贾谊之言曰：中国首也， 夷狄足也。汉事匈奴，足居乎上。鸣呼！中国事夷狄，则为足加于首，以夷狄为中国主，岂非足反为首乎？足加于首，识治体者尚为之太息，矧足反为首而欲传道统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铨之言曰：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呜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为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耶？且宋高宗为亲故，屈抑于虏，君子独不与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 其不为君子所与也决矣。”

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窃原天地之理，惟圣贤之意，以严万世夷夏之防……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中国不得为中国，则凡天之所覆者，皆腥膻侏儒之类，狞恶鸷悍之徒。 斯世斯民，无复所谓衣冠礼乐仁义道德者矣。由是观之，则我圣祖有功于生民，有功于天地，有功于历代帝王万万矣。夫有非常之功，必享非常之报。先儒谓汉高祖有除秦之功，享国四百馀年。唐太宗有平隋之 功，享国三百余年。噫！秦、隋之乱，祸及民身而已，而吾中国所谓纲常伦理者，固自若也。有元之世，所谓纲常伦理盖荡然无余矣。天生我圣祖，付以世道之责，恢复二帝、三王既沦之境土，修明三纲五典既坠之彝伦。中国之统既失而复得，阳明用而天理昭著，贤哲登庸。万方之广， 四海之大，一旦皆为雍熙泰和之世。国号大明，岂不名符其实也哉！

丘叡《大学衍义补》曰：“常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天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几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内外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读我圣祖未登极之前先传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登极之后，御制大诰，有曰：‘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言语不通’。其所以叮咛谆切，为天下臣民告者，至矣尽矣。盖欲天下后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渐，以为千万世之防也。圣子神孙，其尚体圣祖之心，守圣祖之法，严封疆之守，谨边闼之任，防微而杜渐，内修而外壤。以弘大圣祖之功于亿万斯年，以与天地相为悠久焉。”“天地间有大界限，华夷是也。华处乎中，夷处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险阻界别区域，隔绝内外，以为吾中国万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决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内乎？”，“晋，五胡乱华，刘渊其始也。…… 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远甚，其祸尤惨。观诸渊、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后，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后者，当思履霜坚冰之戒，析其萌而谨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蘖微生，则千万世中国生灵之幸也。”“地有内外，势有远近，人有华夷。人君为治，先内而后外，始近而终远，内华而外夷。然必内者修而后外者治，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华人安而后夷人服。”

“昔人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古诗亦云：“越鸟巢南枝、胡马嘶北风。”盖人生天地间，虽有华夷之殊，而其思乡土，党同类之心。则一也。况彼戎夷，禀性绝与华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国之人情。请以晋诸胡质之，五胡之中，匈奴为大，匈奴之种，在汉已入居中国。今建州夷多收中国人为之用，亦耕田火食矣。历汉而魏而晋，已数百年矣，其居中国、非不久也，历代授之以官爵，宽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渊聪者自其高曾以来，皆生长中国，其与故域不相闻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国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为中国大害，甚者执天子而折辱之。后世夷狄之处中国者，固未必如晋之多，然涓涓不壅，将成江河，毫毛不折，将寻斧柯，为世道深长虑，亦不可不防微杜渐也。”

杨慎《广正统论》曰：夷乱华，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极矣，稽诛于两仪者也。……或献疑曰：胡元也，吕武也，莽操也，皆后乎《春秋》者也，何以见其诛绝于圣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书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与夷狄也；绝姜氏孙夫人，是以知其不与女主也；书干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与篡弒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则未有如胡元、吕武也，而羿浞窃夏四十余年，则有莽操之俦矣，未有以统与羿浞者也，是篡弒者非直春秋不与也，夫人皆不与也。以篡弒之不得与知，女主夷狄之必不与也。曰：是则然矣，王通氏尝帝元魏矣，欧阳氏尝纪武瞾矣，涑水氏尝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刘子玄已驳之矣；欧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论，则欧阳涑水犹无说也，通则有说矣。其曰：“乱离瘼矣，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谓之何哉？”是其言偏也，迷也，固也，通兼有之。尝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岂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惨杀，史所载，有不忍观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民矣，何尝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说矣。呜呼！通生元魏之地，则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将曰吾谁适归，即吾君也，是何异于甄丰华歆？若使吕后传于其女鲁元公主，武氏传于其女千金公主，而鲁元千金又女女相传，通生其时，亦将事之，通作其史，亦将帝之，又何以异于陈平、魏元忠，何足以为通惜哉！通而有是也。

近世无锡邵尚书之说曰：华夷之轻重以地，亦以人，中国帝王人地俱重，蛮夷荒服，人地俱轻。人重而地轻，则有若箕子之在朝鲜；人轻而地重，则有若陆浑之在伊洛。故曰名从中国，物从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称帝王，则用夏变夷者将亦从之夷乎？王通氏，诚变于夷者也。是足以诛通矣。

或曰：方子以正统之说起于《春秋》，信乎？曰：信也，岂唯《春秋》《易传》昭矣，班固作历志，引《易传》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继之曰：“庖牺氏没，神农作，神农没，黄帝氏作，黄帝既没，尧舜氏作”，此即正统之说也。夫庖牺氏之后，神农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载，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圣人且黜之不载，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乱天纪而可以承正统乎！夫万代之统犹一代之宗，商之贤者十余君，而太甲称太宗大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为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汉，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称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则易姓承代，不皆统一也。至唐则无贤不肖，淫僻夭昏者皆宗矣，无贤不肖，淫僻夭昏皆宗，则无惑乎夷狄篡弒女主皆统也！

国之统也，犹道之统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传之孔，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则如荀如杨者不敢轻以道统与之。夫不以道统轻与之，则道犹尊，而统犹在也。如使道统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统可付之斯高，汉之道统可属之萧曹，而晋宋齐梁之道统可移之佛图澄、鸠摩罗什乎？道统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萧曹、澄罗、三灵之主，大宝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醟秽之，篡弒戕贼之，亦何以异于道统与斯高、萧曹、澄罗乎？方氏之论确矣。

翰林侍讲四明晚学杨守陈序《重锓诚意伯文集序》称刘基之佐明祖曰：自昔夷主华夏，不过膻一隅、腥数载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纪，极弊大乱，开辟以来未有也。公以命世豪杰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群雄，混六合，扫百年之胡俗，复三代之华风……

黄淳《厓山志》：华夷之防大矣，孔子仁管仲，以其尊周室、攘夷狄也。陆秀夫抱帝死奇石下，所谓国亡与亡，大义炳揭，光史册而耀日月。彼张弘范者乃矜以属功，而镌“灭宋”于此石，是尚有人心也乎？弘范华人也，宋其君父而元则犬羊也，甘心犬羊以灭君父中华之国，罪之大也。则此镌也，直与书日“某弑父于此”、“弑君于此” 同科耳。千载而下，过此石者，有不痛愤扼腕而唾骂之者乎？此镌在一日，即唾骂在一日，又何必磨而改之？宋遗民郑思肖诗曰:“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 陆公之死，可谓死得其所。又曰:“不忠可诛，不孝可斩。悬此头于洪荒，洪荒之表，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样。”移判弘范，其何辞焉。嗟乎！此镌在，而万古华夷之大防益肃。

何镗《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曰：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春秋成而乱贼惧，此义不由，学者倚席不讲之过也。

周复俊《元史弼违》于皇庆二年条下记事云:“建崇文阁。以许衡从祀孔子庙”，论何以只书“许衡”一人之姓名而不书他人之姓名曰：“建崇文阁于国子监。而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械、吕祖谦从祀孔子不书。而书许衡，何？九贤者，心皆得乎圣人之道，言不诡于圣人之经，四方宗之，百世仰之，初不以元之祀否为轩轾也。故不书者。若曰：不必书也。衡何人？斯乃与诸贤并进，而列于夫子之官墙哉?《春秋》之法，内夏外夷， 齐桓公攘夷尊周，一匡天，犹羞称于仲尼之门。衡生于华而仕夷，固已悖《春秋》之法，而获罪于圣人大矣。居然引之于俎豆之列！如衡有知，将神爽飞越，不待磨之而走且僵矣。岂能一朝居耶？是知从祀之举，不足以为衡荣，只足以为其累耳。”

蒙古与他国交战书“侵”，曰：“何也？元史悉书伐，今曰侵，何？天下有大分华夷是也，天下有大势强弱是也，春秋贵中夏贱外夷，惟谨是大分耳矣。铁木真雄悍跳逐于砂碛茆苇之场，其于诸国君之分未定也，安得以君礼待之而称伐乎？”

吴廷瀚：道莫大于君臣之分，义莫严于华夷之辨，儒者所讲，讲此而已。其所孚孚此而已，吴澄、许衡皆中原人，号称大儒而以身事夷狄，于此一失，不知其所讲者何道，而所孚者何法也?

祝允明《元臣论》：君臣之分亦审之而定，定而后可以予夺之。域中之后，域中之臣事之也，以道者大，奏功者良，办务者具，干纪者螟，辅慝者贼，倒冠者逆，何必春秋，纔能衮挞哉！惟夫环海之裔，毛羽之邻，稍植行如人耳，非我类也，彼其自相区团从焉，而蠭蚁去□而獍枭，吾何计之哉！今也脱彼巢，突吾明堂，蔑秽吾法象，掷弄吾福威，戏侮覆载，颠越皇极，自号曰君，谁之君哉？盖舆之中一君主之君，而后有臣臣，而后有民民，而后有物物，而后有狄。繇君而物一气也，有高卑，无异体焉。彼狄者，气之氛滓，岂曰遥□，亦非类矣。甲氏之奴逸，而事乙官司理之，且当反之甲。彼非类者，犇蹏翔翼，偶止堂寝，弗克殄之，又从而礼之，非颠人也哉？吾执法而夺之，彼且奚辞？或曰古之君子或以王人仕列国矣，曰：狄非诸侯也。或仕邻域矣，曰：夏夷非楚晋也。不然，则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蒸妣嫂室，后妃齐车，服果不夷也哉？啖其谷者秪，为之筦库廪刑狗鼠，斯啬夫五百而已耳，虽有黼黻涂犬羊之鞹，吾不知其乌乎存华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谓之诸夏之有君乎？谓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学，集俯之文，秉忠天挺枢默盘燧之徒之勋，守敬之术，曰名后世可矣，曰名臣吾不敢云。

儒臣姚涞上疏劝嘉靖帝罢元世祖牌位曰：“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仇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欵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高皇帝，声罪而迅扫之，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仇耻，天地始复有定位，君臣始复有定分，首足始复有定形，读斯文而知圣祖之功德真远驾唐虞也！而古帝王之遗黎，始得复归于人类，不然，则生民之类，泯灭久矣。故读史而至宋之将亡，未尝不为中国痛，至元之将灭，未尝不为中国快也。迹其封豕长蛇之毒，其身得免于圣祖之诛讨，亦巳幸矣，又安可进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臣窃恨当时诸儒臣，此虽深文，亦事实也，怀其平日豢养之私，值我圣祖御极，而不能明大义以佐下风。乃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圣祖建庙以祀古帝王，崇德报功，不专以一统论也，故隋晋之主无与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谓德，利济群生之谓功。自伏羲以至于汤武，功德并隆者也；自汉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谁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古语有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圣帝明王，皆未尝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则曰蛮夷猾夏，在夏则曰禹征三苗，在殷则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则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严若此，岂容与此虏并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横，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与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虏之雄，与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于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师，胡元之故都也。此深识体要，尤非书生腐语，一旦庙貌既新，崇构有焕，使燕之遗民故老，复指其位而称之，非所以树风声，垂典则，明大分而严大防也。昔越范蠡灭吴，或祀之三江之上，吴之遗民，至今犹议其非。吴伍员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遗民，相与屏黜其像。以为此吴楚百世之怨故也，则夫为中国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时未之从，继姚涞而起之礼科右给中陈棐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其要曰：

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若以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国也。若以承统，是统于夷狄，而非得统于帝王也。

……
我皇上崇正黜邪。于胡佛之害之像之骨屡辟除之。夫佛氏诚宜除之，然犹胡邪之无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强有力干取大器，枭雄狞恶，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顾庙貌而神礼之，彼岂不阴助其党，以梗皇上圣神驱除胡邪之妙用哉！
……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
既当祀胡虏之君，又何以禁胡虏之？既当礼其神，又何以遏其人？

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书条陈六事，其三为“正祀典”，反对吴澄从祀孔庙，曰：若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出处，圣贤之大节；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迹其所为，曾不及洛邑之顽民，何敢望首阳之高士。

王洙著《宋史质》，曰：古帝王者，地弥天枢，界轶海内，近则畿服甸服，远则尧服夷服。 故曰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胡元比辽金又其微陋者也。始于蒙古，大于奇渥木真，凭陵中国，僭窃闰统，成于忽必烈，然宋祚未亡之先，彼辽金元者固夷服之限也。岂加七国之秦楚、三国之魏晋乎哉？元脱脱修宋史，其夷狄传乃始于夏人高丽，终于瀘蛮。凡四十九国，辽金胡元不在夷服之数，呜呼！元臣非尊辽金也，尊元故也。中国虽微，天之嫡也，夷狄虽强，天之庶也，外本中而言支庶，岂理也哉！史质序外夷置辽金元于夏人高丽之列，正以见天王无偏安之业，中国有常尊之势，天道明，地道正，人道顺，而三纲以立也。……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辩也。是故春秋书法，四夷虽大皆曰子。观吴楚可知矣。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兹黜之。

湛若水《圣学格物通》：日，阳精也，君象也。日明于昼，照临下土，犹君主中国统御万方也。日出于夜，则昼夜反易，阳失其所以为阳，君失其所以为君，天地古今之大变，非常者也。天地反覆，华夏扰乱，冠履倒置，旷古所无之祸者矣。

古之圣王严中外之辨，非特人道尔，其天道阴阳之介当然也。江统之论察微知著，超然为识治君子矣，惜其论不及此，使中外之义未明于天下，而徒以区区利害计之尔。

王廷相：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然有正有变焉。居中国而统及四夷，顺也，正也，三代、汉、唐、本朝是也。入中国而统及四夷，逆也，非变乎？元是也。

陶鲁奏立厓山忠祠疏曰：“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带管分巡岭西道佥事臣陶鲁谨奏，为崇祀忠烈等事。臣闻自古圣帝明王治天下，所以扶纲常、立人极者，必以显忠遂良局先务，然不有以旌之于既往，则无以振之于方来。臣伏观三代而下忠良之臣，莫盛于宋。宋兴三百余 年，胡元猾夏，宋祚乃亡。宋亡，则中华变为夷狄，衣冠同于左衽。开辟以来，非常之变。当是之时，忠臣义士，瑜岭蹈海，效死报国者，固非一人。其间赫赫显著，可与信国公文天祥并列者，丞相陆秀夫、太傅张世杰二人，实佐帝昺，与元将张弘战死于广东新会之厓山，十万生灵随之以尽，磨厓大书“灭宋于此”，忠义之气，郁而不伸。幸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天，一扫胡尘，以复诸夏，实中原万世臣子之所愿戴也。臣复思世杰等既局宋臣，尽节于宋，亦是常分。惟其宁于中华而死，不污左衽而生，立天地之常经，明《春秋》之大义……“

嘉靖年间，蒙古时常侵扰中国边疆，至于犯至北京城下，当时儒生，王阳明的学生程文德大愤之，上灭虏疏曰：臣惟中国之于夷狄也，犹主之于奴也，犹首之于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虏敢率丑众，犯我中原。前此犹未敢深入他。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犹腥，今年则复过太原矣。纵横蹂躏，任其所之，如蹈无人之境，其藐视我中国可谓极矣。昔我成祖尝奋扬天威，三扫其穴，岂知今日遽至此乎！臣窃恨之，且虏骑二十八万众，据其凶狼之性，一虏止杀一人，即不下二十八万人也，况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马五六十万、五六人马破一家即不下十万家也，况何止一家乎？此诚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卧不安寝之时也。昔周礼，邦有大故则不举，又以吊礼哀祸，以恤礼哀寇乱，悯之至也，乃今如何。万一此虏今年得志而归，则来年猖獗，当又益甚。犬羊之性，愈纵愈骄，则我中国之祸日惨日酷，此固必然之势，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程文德《御边四事疏》：四年以来，虏入山西，蚕食之势日广，屠掠之毒日以惨，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辅将有剥肤之患也。则何以待之？夫中国夷狄，自古相为盛衰，至赵宋而极矣。《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赵宋则吾之鉴也，今诚以为鉴而惩之，图之早，待之豫，则小惩而大戎，一统之盛可长保矣。不以为鉴而玩之，图之不早，待之不豫，则小玩而大遗，今日之盛亦难恃矣。然则此数年者，实天下安然之大几也，而可不决之于早耶？

章潢论宋元正统曰：若夫胡元，问其所戴之天，而五气不顺布也；问其所履之地，而五谷不并生也；问其所为之人，而五品不经伦也；问其所衣之衣，而左右之衽不辨也；问其所食之食，而腥膻之味不避也。任人以九品，惟以蒙古人为之长官；分人以十等，乃以儒者次于盗贼。大德废长立幼，秦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弟收兄妻，子蒸父妾。无怪昔之人有得其地不足以为耕，得其人不足以为臣之说。兹不足以为臣之人为中国纲常之主，以不足耕之地为中国文明之区，作史者因其继宋而有天下，概以正统与之，得不党夷背华？亦为不善变矣。

难矣！正统之假于秦、晋、隋、唐，已为拂经叛道，况又假于胡元，固难乎其为千百以上之君，尤难乎其为近代之宋也。何也？黄帝之战蚩尤，为中国也；尧舜之征有苗，为中国也；夏启之征有扈，为中国也；周宣之伐猃狁，为中国也；炎汉之逐匈奴，为中国也；李唐之服突厥，为中国也；赵宋之备辽金，为中国也。尽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敛天下之怨，亦不足惜。凡以惧其异类入我区宇，裂我冠裳，盗我名字，乱我名器，故治之惟恐其不深也。在前王以异类驱之，在后王以正统与之，则前王为徒劳矣。故难乎其为千百世以上之君者此也。

逮夫有宋，二帝播迁于沙漠，中原板荡于犬羊，岳武穆之死于狱，为中国也。文天祥之死于市，为中国也。陆秀夫、张世杰之死于海，为中国也。赵昂发、陈文龙、李挺之之死于官，为中国也。富弼之却献纳二字，为中国也。尹和靖之上秦桧一书，为中国也。方宋之没，与元不共戴天。及宋之亡，与元而联正统。吾恐元有德色，宋有愧心，故甚难乎。其为近代之宋者，此也。虽则胡虏暂有百年之运，而中国自是万古之尊，中国不可假借胡元一日而居，胡元不可窃吾中国一日而处。故宁宋后虚正统之继，而无宁胡元繆正统之传，修史者当名其史为史外之史，斥其统为统外之统可也。

夫史所以垂后王之劝惩，统所以继前王之胤绪。以正统与之，则胡元可继赵宋，可继汉唐，且可继唐虞夏商周也。以劝惩统善，其长于中国？中国之恶，又浮于胡元也哉！续宋元《纲目》者，茫昧大义。

表语有云:“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斯言然矣！其曰：“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噫！此疑言也。《春秋》外夷之例，不如是之宽缓也。夫曰：“第已成混一之势”，非古帝王之中华混一也，乃夷之混华为一也；夫曰“矧复延七八之传”，非古帝王贤圣之君六七作也，乃乱华之主相继也。《春秋》大书其年，尊王之例也，胡人入主中国，年岂可以大书乎？《春秋》大书吴楚，外夷之例也，元恶倍蓰吴楚，意岂可以微示乎？可已则已，何为“不得已”？当有则有，何为“未尝无”？

元混一为正统，虽云取法于《纲目》，华统混于夷，而实取罪于《春秋》也，以正统而与夫继唐之宋，或朱子当年尊君之意；以正统并与夫灭宋之元，岂仲尼万世外夷之志哉！故以辅元而论之，不得为贤相，以辅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以死元而论之，不得为忠臣，以死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元可与正统，则犬戎可以逼幽王也，吴楚可以猾夏也，五胡可以乱华也。夫子大管仲攘夷之意，固如是乎？孟子取周公膺戎大义，固如是乎？天生南北限夷狄之意，固如是乎？王莽假越裳，不为欺也；李陵降匈奴，不为叛也；秦桧主和议，不为非也。

观于此，则元不当继中国之正统也，昭昭矣！故正统严而后纲常一，法守严；正统定而后中国尊，夷狄惧。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夫天地严凝之气，聚于玄冥之区，其风刚劲。故虏为中国患独强。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枭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气使然耳。古圣王驭狄之道，来则驱之，《诗》曰“簿伐猃狁，至于太原”是已；去则备之，《诗》日“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闻有使之通也。汉高自为和亲之役，嗣后乘轩出疆者不胜其载。而汉时苏武、常惠、郑众守节不屈，高风振拂，由此其选也。迨夫赵宋之与契丹，景德输平之后，玉帛往来使轺不绝者百年。然燕、云、平等山前后十四州未复，大险沦虏，大防决华，而兵力不竞，徒恃和好，其如国势日弱，启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则有备无患，待虏之不可不严，自古尚矣！

广东抗清文人陈邦彦载隆武乙乡试闱墨，作《拟上命大将军徐达等，分布士马，规取河北州郡，诸将各率马步舟师，大会临清，进攻元都克之，群臣贺表》，文曰：“伏以皇建有极，辰枢光烁乎旄头。帝命不违，井钺气扬于箕尾。洗神州百年之耻，奠中华一统之全。六合同风，普天胥庆。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窃惟内夏而外夷，譬若上冠而下履。慕义来进，春秋谨书人书爵之文；负固弗宾，周雅著于襄于夷之绩。秦代并边筑塞，当时之毒，万世之功；汉家扫穴犁庭，一时之劳，数世之逸。慨石晋乞师奚契，燕云沦陷者四百余年；迨祥兴负玺崖门，北狄侵凌者八十余载。遗臣殉节于先代，藏血犹丹；义士饮泣于荒朝，裂眦为赤。天厌元德，是生拨乱反正之才；运转阳明，丕著摧陷廓清之烈。兹者伏遇皇帝陛下刚健中正，文武圣神。紫雾呈禧，早著日角珠庭之瑞；中星凝霭，肇开龙飞虎变之期。鼎奠而四方来同，应金陵之王气；诏颁而百蛮率服，复汉代之冠裳。辟雍振钟鼓之灵，自西自东，自南自北，争解辫以袭华风；蕃卫极千城之选，如熊如罴，如虎如貔，咸枕戈而襄武服。诞兹元祀，丕奋远猷。天南悉入黄图，肯令犬羊狎迩；河北亦吾赤子，忍教蛇蝎犹存？

明末大儒黄道周《再谕诸路出师匡复檄》曰：予闻天冠地履，宇宙之大常；内夏外夷，春秋之大义。冠履倒置，则天地为之不宁；□□溃防，则春秋之所必讨。

儒将张煌言《海师恢复镇江一路檄》曰：昔五胡乱华，仅一再传而灭；今东虏应谶，适二八秋之期。诚哉！天道好还；况也，人心思汉。慨自李贼猖叛，神京陆沈。建酋本我属夷，屡生反侧；为乘多难，窃据中原。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拊心切齿于奴酋者也。

本藩奉天倡义，罚罪吊民；臥薪尝胆，法古用兵。生聚教训，已逾十年；正朔虽仍，仅存一线。兹者亲统大师，首取金陵；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尔伪署文武将吏，皆系大明赤子，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辽人，受我明三百年之豢养、遭逆虏三十载之摧残，祖父既罹其骈戮，母妻尽被其宣淫。尔二、三孤儿，尚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媍！报仇雪耻，岂待异时；归正反邪，端在今日。

郑成功北伐讨清檄文：为义切君亲，声援南北、计策图恢复，布告同心鼎造中兴，早膺上赏事。切惟王者一统，治服四夷。大义严於春秋；首言尊攘，丰功勒于秦汉，不讳鞭驱。粤我大明三百年基业，德配唐、虞；先皇帝十七载忧勤，功侔天地。胡天不吊，国步多艰。一祸盛世之顽民，再□滔天之逆子。肆予荼毒，继被腥膻。裂寇毁冕，羞此沐猴；断发文身，操同人彘。寡人妇而孤人子，不闻塞上飞鸿；南走越而北走胡，尽是长平坑卒。……

延平文王郑经西征讨满虏檄文：中国之视夷狄，犹峩冠之视残履。故资冠於履，则莫不腕忿；沦夏於夷，则孰不感愧。凡在血气之伦，宁无羞恶之心。但运数使然，莫可奈何。是以犬豕余孽辄于闰位，遂使我明三百年之天下一旦胥沦为夷狄，岂尽无忠义之士哉？

洪惟二祖列宗，丰功伟业，泽润民生，践土食毛，世承君德，即有亡国之祸，非有失道之主；而煤山龙驭，死守社稷，尤忠臣义士所椎心而感泣者也！狡虏徒以诈力夺我天下，窃据之后，为虐益深，烝淫之丑，上及骨肉，杀戮之惨，下逮狗彘；官方贪婪，役赋繁重，历观胡元之政，未有败壤如今日之甚者！

我先王忘家为国，抗夷於方张之际，固尝败之於海澄、败之於护国、败之於镇江、败之於思明，所至歼其名酋、擒其渠帅者，不可胜计。即予嗣位之初，亦尝败之於乌沙，斩其伪侯马德光；续以粮运不继，因退屯东宁，生聚教诲者一十余年。庶几勾践之图，无隳先王之志。

今者虏乱日甚，行事乖方，积恶已稔，天夺其魄，以致吴王倡义於滇南，耿王反正於闽中，平南、定南各怀观望，秦、蜀、楚、越莫不骚动，人望恢复之心，家思执棰之遂，正符廿八之谣，通应大虎之谶，此正夷虏数穷之会、龚行天诛之日也。

予组练百万，楼船数千，积榖如山，不可纪极。征帆北指，则燕齐可捣、辽海可跨，旋麾南向，则吴越可掇、闽粤可联；陆战而兕虎辟易，水攻而蛟龙震惊。所愿与同志之士，敦念故主之恩，上雪国家之仇，下救民生之祸，建桓文之伟业，垂青史之芳名。凡诸文武官吏，不论满汉，有能以城邑兵马反正归附者，各照原职加阶委用；其有前系旧将中道离去者，悉赦不究，一体收录。方今以国事为重，不必以小嫌介意。间有奇才异能者，可赴军前投牒，量才擢叙。大师所过，秋毫无犯，非得罪社稷及抗我戎行者，一无所问。嘉与士民，同建匡复之勋，永快升平之乐。刊布直省，咸使知闻，故檄。

永历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明末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皆严华夷之辨，黄宗羲《留书》曰：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

顾炎武《日知录》曰：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

素夷狄行乎夷狄，然则将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猾夏之咨，殷宗有截之颂，礼记明堂之位，春秋(朝)会之书，凡圣人所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宋陈同甫谓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其无以异乎凡民矣。夫(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继案，亡字上应加兴字，鲁抄本华下有无字。)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杨循吉作金小史序曰，由当时观之，则完颜氏帝也，盟主也，大国也。由后世观之，则夷狄也，盗贼也，禽兽也。此所(谓)偷也。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已！

王船山《黄书》曰：夫人之於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於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於孙子，须於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春秋家说》曰：夫百王之道，中国之统，有三纪焉：人纪者，井田、封建之所准也；天纪者也凤、麟，《河图》之所诏也；地纪者，中国夷狄之所限也。

王船山以夷夏之义为天下之大防，古今之通义，于《读通鉴论》论曰：

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殊方，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

……

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互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

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 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桓温抗表而伐李势，讨贼也。李势之僭，溃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者恶其不臣，是也，天下之义伸也。刘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鲜卑也。慕容氏世载凶德以乱中夏，晋之君臣弗能问，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与谋，具臣不足与议，裕无所可奉也。论者亦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义予之，可也。若其后之终于篡晋，而后伸君臣之义以诛之，斯得矣。于此而遽夺焉，将听鲜卑之终污此土，而君尚得为君，臣尚得为臣乎？（《读通鉴论》）

又论夷狄非可以信义待之：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耻；伐人而盟之，乞盟者耻，而盟者竞矣。卫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终春秋之世而卫无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卫耻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许卫也。乘人之乱，师临其境，胁以与讲，谖谋也；谖谋而许之，狄之于我非类也，而又被其毒以几亡，若此而弗谖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

故中国之于狄，胁之不为不忠，乘之不为不义，迫以凌之不为不仁，狄之与禽无几也。伏羲氏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明也，明于其义，是故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致养于人而远人害。岂与夫释氏之冥行，有所忍辱，无辱不忍，有所护生，无生不护者哉！

中国之于夷狄弗言战。晋战楚，齐战吴，犹言战者，变夷，非夷也。非变夷则不言战，不使戎狄之得战中国也。与狄战，则书败狄；不能败狄，则隐其战。公追戎于济西，不能败戎，仅书其追，所以全中国而悯其弱也。

战者交绥，两可为敌，而不相下，亢词也。全中国而冀其自强，譬之射虎者，不得虎，则不足道。故战狄者期乎败狄，不能败之，抑不足道矣。书败者，谊词也。是故中国之于夷狄，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信以义，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春秋家说》）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楼兰王陽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夷狄以劫杀为长技，中国之御之以信义。虽然，岂易言哉？获天之祐，得人之助，为天下君，道周仁至，万方保之，建不试之威，足以服远，于是奋赫然之怒，俘系而殄灭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义以绥之，任其来去而与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东，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与契丹，犹之于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踞汉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窥唐室，其以变诈凶狡相尚，又相若也。素所怀挟者无以相踰，而克用为李可举所挫，投命鞑靼，素为殊族所轻，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机帅三十万之众以来寇，目中已无克用，克用与之连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长之命，阿保机操之，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南有朱温遥相结纳，三雄角立，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以收其垄断之利，以其狡毒，不难灭同类世好之七部，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当是时，朱温疆而克用弱，助温以夹攻克用，灭之也易，助克用以远攻温，胜之也难，克用乃欲以信结之，约与灭温，直一哂而已。契丹于时未可得志于河东，姑许之而弗难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谋臣之策，不擒之于酣饮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机初并七部，众心未固，德光孤雏耳，突欲闇弱而莫能为主，阿保机死，则七部各怀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势衰，李从珂、石重贵之败亡不速，赵宋无穷之祸亦以早捐，岂非中华之一大幸与？以克用之机变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谈，假帝王之大义，以成乎三百余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余，举天下之全力经营二百余年而终不克，无可归咎，而不容已于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岂守老生之谈、附帝王之义者哉？

论内徙胡人之弊曰：南单于降汉，光武置之西河塞内，迨和帝之世，窦宪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其余种于除健请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单于反北庭，驱逐于除鞬，而安其故庐，此万世之长策也。于除鞬不得立，而汉亡一敌。送南匈奴反北庭，统一匈奴，而南单于抑且以为恩。乃若阳以施大德于南虏，而阴以除中国腹心之蠹，戎心不启，戎气不骄，袁风不淫于诸夏，判然内外之防，无改于头曼以前之旧，刘渊、石勒之祸，恶从而起哉？夷狄阑居塞内，狎玩中国，而窥闭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资中国之奸宄以为羽翼，而后足以逞，使与民杂居，而祸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动于犷悍慆淫、苟简喙息，而畏礼法之检束，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廉耻存，风俗正，虽有不利，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夷狄入而杂处焉，并且与之相市易矣，必将与之相交游矣，浸乃与之结昏姻矣；其衣、其食、其寝处、其男女，盖有与愚不肖之民甘醉饱、便驰逐而相得者矣。彼恶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弃捐与禽兽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则且诧为新奇，大利于人情，而非毁五帝、三王之为赘疣。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儇利不若也，则君之、宗之、乐奉而率从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类而戴以德乘时之一人矣。女奚之酿也，必择其酸醅而去之，恶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绝之，恶其引朴子而胥淫也。祸莫重于相引，而相害者为轻；害知御，引不知避也。于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识远矣。其言曰：“光武招怀南单于，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计之算，扞御北狄。”夫光武岂可谓之权哉？倒置重轻，而灭五帝、三王之大经也。

（此言华夷不可混杂，华夷混杂会败坏华夏风俗。）

以华夷之界为天之所定：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纪瞻与相持，不以雨为困而勒困，于此可以知地气、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始彊，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迁于雒，而六镇据其穴以残之，延及于齐、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绪迁于蔡，而完颜氏之族歼。耶律亡，而其支庶犹全于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种姓君长塞外者且数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纪，则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鹆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弥、孔苌之所以愚而徒资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彼岂不知其利；而欲存余地以自全其类也，则去之若惊。然则天固珍惜此土以延衣冠礼乐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夷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中华之败类，罪通于天矣。虽然，夷而有曜、勒之识也，则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贪之为利以自殄其世也。

论道统之不容夷狄窃，夷狄不可窃先王之法：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驘，驘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坚之败，北方瓜分而云扰，各恃其部曲以弹压士民而用之，无非浊也。纯乎浊而清之，清者非清，浊者失据，人民不靖，部曲离心，不亡何待焉？

论夷狄入主中国是天所不佑：

鲸鲵不脱于渊，豺虎不脱于林，失其所据，力殚而无所归。石虎据鄴，慕容皝据卢龙，于是而东自灭貊，西及破落，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皆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兴，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与皝以其深渊丛林授之什翼犍，而自处于非据之地也。天以洪钧一气生长万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气亦随之而变，天命亦随之而殊。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自岷山，东垂于五岭，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迁雒而败，完颜氏迁蔡而亡，游鳞于沙渚，啸狐于平原，将安归哉？待尽而已矣。延之入者，中夏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溃乱也。聪明神武者，知其得据而只以失据也，无足惧也。筌之蹄之，不能有余种矣。

称赞崔浩直书索虏之史，批判宋濂修《元史》隐恶溢美，使后王无所惩：

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秽，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间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秽，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媿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读通鉴论》）

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尚书引义》）

批判惧诛而逃于夷狄者曰：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继以走归姚兴，刘昶、萧宝寅因以受王封于拓拔氏，日导之以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类为禽虫，偷视息于人闲，恣其忿戾以侥幸，分豺虎之余食，而犹自号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则君也，亲则祖若考也，宗祏将毁，不忍臣人而去之，义也。虽然，苟其忠孝之情发为义愤，如汉刘信、刘崇蹀血以起，捐脰领而报宗祊，斯则尚矣。若其可以待时而有为，则南阳诸刘、大则帝而小则侯，仇雠之首不难斮于渐臺也。抑或势无可为而覆族之足忧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钓、以全身而延支裔，夫岂遂无道以处此哉？然则国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仅以避死亡之祸，贪失其富贵，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夷为羞，罪可胜诛乎？国璠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玄之篡，玄固可旦暮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继奔姚氏也，刘裕之篡固尚未成，可静俟其成败者也，不能一日处于萧条岑寂之中；望犬羊而分余食，廉耻灭而天良无遗矣。丕之篡，刘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阳、陈留令终而不逢刀鸩。刘裕篡而恭帝弑，司马氏几无噍类。岂操、懿、丕、炎之凶慝浅于刘裕哉？司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刘裕之穷凶以推刃也，亦有辞矣，曰“彼将引封豕长蛇以蔑我冠裳者也”。而中夏之士，亦不为之抱愤以兴矣。纪季以酅入于齐，春秋无贬词焉。齐，纪雠也，宁附于齐，而不东走莱夷，南奔句吴，则犹能知其类也。

于刘勔畏宋明帝诛己而欲降拓拨，论曰：为先君争嗣子之废兴，义也；为中国争人禽之存去，亦义也；两者以义相衡而并行不悖。如其不可两全矣，则先君之义犹私也；中国之义，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则耻臣明帝而归拓拔，奚可哉？呜呼！人莫急于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气。欲为君子，势屈而不遂其志，抑还问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气之所激，势之所迫，倒行逆施，则陷于大恶而不知，而初心违矣。故迫难两全之际，捐小以全大，乃与其初心小异而不伤于大同。故管仲事雠而夫子许之为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怀子纠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国，北走戎，南走楚，必与桓公为难，而雪其悁悁之忿，则抑匹夫匹妇之不若，禽兽而已矣。君子之称管仲曰“徙义”，徙而不伤君子之素，则合异于同，而无愧于天下。

论唐太宗灭突厥，不足为庆曰：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当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故祸发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则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相保有余而必盛，未有数千里之土，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而地已旷，人必依之，有异族、有异类、而无异土。衰者已衰，不足虑也，继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则族殊类异，而其偪处我边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颉利而衰，既分为二，不能相比，于是乎突厥以亡，迄于五代而遂绝。夫岂特夷狄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汉、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而君天下者不一姓，况恃疆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则犹故也，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无虑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其族衰，其地无主，则必更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故唐自贞观以后，突厥之祸渐息矣，而吐蕃之害方兴，继之以契丹，皆突厥两部之域也。颉利禽而御楼受俘，君臣交庆，其果以是为中国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抚之，贮粮碛口以赈之，未尝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为忧，存已衰者，则方兴者不能乘无主以擅其地，则前患息而后衅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无潜滋暗长之祸，虽暂劳暂费，而以视糜财毒众以守边，割地纳贿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内之说为訏谟，岂久远之大计哉？

论夷狄入蹂中国之源曰：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也，中国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贪其利、贪其功也。贪其货贿而以来享来王为美名，于是开关以延之，使玩中国而羡吾饶富，以启窃掠之心。故周公拒越裳之贡，而曰：“德不及焉，不享其贡。”谓德能及者，分吾利以赉之，使受吾豢养，而父老子弟乐效役使以不忍叛也。不然，贪其利而彼且以利为饵，惑吾臣民之志，则猝起而天下且利赖之以不与争；且其垂涎吾锦绮珍华而不得遂者，畜毒已深，发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直皆始以贡来，而终相侵灭，其必然者一也。贪不毛之土，而以辟土服远为功名，于是度越绝险，踰沙碛、梯崇山、芟幽箐、以徼奇捷；不幸而败，则尾之以入，幸而胜，而馈相寻，舟车相接，拔木夷险，梁水凌冰，使为坦道。贾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来，审矣。故光武闭关，而河、湟巩固。天地设险以限华夷，人力不通，数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灰，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国之形势，东有巨海，西有崇山，山之险，不敌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数万生灵于海岛，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后倭即乘仍以犯中国，垂至于嘉靖，而东南之害为旷古所未有。巨海且然，况山之蹠实以行、相以进者乎？铲夷天险以启匪类之横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害同，而出于贪君佞臣不知厌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为唐患，祸止于临洮，则专力以捍之也犹易。武氏欲发梁、凤、巴、蜑，自雅州开道以击之陈子昂曰：“乱边羌，开隘道，使收奔亡之众为乡导以攻蜀，是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其言伟矣！事虽暂止，而此议既出，边臣潛用之以徼功，严武、韦皋虽小胜而终贻大害。明而熟于计者，见终始之全局，洞祸福之先几，可为永鉴。然而后世君臣犹不悟焉，天维倾，地极坼，有自来矣。

论借夷狄之弊：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其势然也。其一，肃宗已至凤翔，诸军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乃以势言之，朔方之军虽弱，贼亦散处而势分，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回纥六千耳，卒之力战以破贼者，非回纥也，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贯、孟珙之仅随虏后也，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唯其情之已私，则奉回纥以制人，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推其本原，刘文静实为厉阶，仅免于危亡，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不亦悲乎！

批判戴夷狄为君父之桑维瀚为万世罪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彊，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雠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以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习为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彊，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读通鉴论》）

清初理学家吕留良严华夷之辨，评选时文，多有反清言论。其《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曰：“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唯有钱穆先生强调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曰：“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

清初儒者曾静受吕留良影响，著《知新录》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中外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

雍正六年，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起兵反清，他写道：“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而‘中国阴阳合会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的缘由甚为明显：‘天生一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

台湾朱一贵《大明天顺国起义檄文》：在昔胡元猾夏，窃号神州，秽德彰闻，毒逋四海。我太祖高皇帝提剑而起，群士景从，以恢复区宇，日月重光，传之万夕...何图建虏，乘隙而入，藉言仗义，肆其穷凶。窃据我都邑，奴僇我人民，颠覆我邦家，殄灭我制度。长蛇封豕，搏噬无遗。遂使神明冑子，降为舆台；锦绣江山，沦于左衽...古人有言，炎炎之火，可焚昆冈。是以夏后一成，能复故国，楚人三户，足以亡秦；况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忠臣义士之眷怀本朝，而谓不足以诛建虏者乎？...博我皇道，宏我汉京，此其时矣...捣彼虏庭，歼其丑类，使胡元之辙，复见于今，斯为快尔！...则齐桓攘夷之业，晋文勤王之劳，赫赫宗盟，于今为烈。其或甘心事敌，以抗颜行、斧钺之诛，罪在不赦。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救国之志，人有同心。敢布区区，咸知大义。二三君子，尚克图之。

洪秀全《誓师檄文》：照得宅中图大，万古严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创征诛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望慰云霓：东渡誓师，三千人威扬貔虎。帝子逐函关之鹿，五年而诛项灭秦，真人非白水之龙；四载而剪新复汉。其所以旌旗甫建，豪杰归心，旄钺一麾，黔黎稽首者，要惟子民憔悴，时雨降而涸辙立苏，戎马经而秋毫无犯也。某也生逢末世，念切时艰。俯仰五千年帝王兴废之机，纵横四万里民物悲歌之数，今来古往，功名实为气运所关，乱极治生，元位常与英雄相属。识时称俊杰，可见事在人为。得位属兴王，居然命由天受。况朱氏之统绪已绝，白山之胡虏代兴。等刘渊、石勒之枭雄，攘夺神器，本耶律、完颜之种类，流毒中原。幽厉之残暴相形，六七传如故，汉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载于兹。律以蛮夷猾夏之常刑，讵惜涿鹿、版泉之义举。剥之极即复之机，知戎狄之末祚已将斩矣。 ……若夫子女玉帛，讵羁我辈之雄心。誓将迅扫妖氛，为亿万姓生灵吐气。伫见澄清区宇，复千百年中夏丕基。

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於蔡州，擒妥欢於应昌，与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岂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於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雠，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下天，咸使闻知。

杨秀清、萧朝贵《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谕一切中国人民从前不知大义，误帮妖胡，自害中国者曰……尔等多是中国人民，既是中国人民，何其愚蠢，薙发从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颠倒。尔等知否？以中国制妖胡，主御奴也，顺也；以妖胡制中国，奴欺主，逆也。中国甚大，谅多明识大义之人。……

太平干王洪仁玕《诛妖檄文》：夫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愤义勇，驱逐出境，扫清膻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仆从，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华，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杰，莫不为其所制而甘为之用。吁，实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兹者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真人已出。恭维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会，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猷。……

洪仁玕《颁新政宣谕》：从来中国所称为华夏者，谓上帝之声名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堂堂中土，亘古制匈奴；烈烈神州，岂今宥胡狗？乃有鞑靼妖出，则文武衣冠异于往古，父母毛发强为毁伤。口其言语，说甚么巴图鲁之之鬼号；家有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正宜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土。奈何弃天父大德，漠不知惭，忘其身之为华，恬不知怪？岂不痴哉！诚堪悼矣！本军师微时，每与真圣主论及此事，未尝不叹中国之无人而受制于鞑妖也！

洪仁玕《钦英杰归真》：使中土华人诚能忠心联络，何难复富有之天国，兴礼义之天朝也。……弟试思之，问宋代何以多忠贤，明代何以多烈节，而元妖独无彰明较著之忠烈令妇人皆知者，何也？虽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纲鉴》重华之义断不载之也。今问咸丰朝衙，有如朱、程、周、张之文才者乎？问有如韩世忠、岳飞、张纲之顾国者乎？问有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赫赫声名如雷贯耳，令妇人皆知者乎？恐元妖无之，今妖亦无之也。即今妖衙有如该古人者，亦断难比其声威。何也？彼之时，彼之长，不同乎妖鞑故也。……此即古之证见，又是人人良心证见。况元妖入寇中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言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

洪仁玕绝命诗：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谭嗣同《仁学》：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象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然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傅，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相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茍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郥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茍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碪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清末民初儒者章太炎原人曰：夫西徼以外，自古未尝重得志于中国，而南方三苗之裔，尤犷愚无文理条贯。惟引弓之国，尝盗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鬲六釴以临禹之域者。其遂为人乎？非也。其尚人形也，若禺与为也。其能人言也，若狌狌也。其不敢狂惑大倍于人义也，若畁麟也。畁麟虽驯，天禄辟邪虽神，不列于人。吾珍之字之，不獮杀之而止。其种类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

……

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粟，则食我毛也。彼方践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践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应其肺肠欤？不然，何其戾也！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一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为殊类也，间不容翲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繇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有任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君子观于明氏之史，如刘基者，其于为震旦尽矣！难者曰：淳维之祖，犹吴之祖；今兽匈奴而民泰伯，悖。曰：匈奴之犬种，先淳维生矣。已夏王之胤，娶胡牝以为妇，而传胄焉。其胄非人也，岂直淳维？鄋瞒在三季矣，苟效吴泰伯，虽被发文身以奔杨州之域，地故无异种，孰不曰人？若种类非也，蒲石之入帝，蒙古之全制，其犹是封豕巨鱼也。(凡虏姓，今虽进化，然犹当辨其部族，无令纷糅)且夫《春秋》以吴越从狄者，谓其左衽同浴，不自别于异类，故因是以贬损之，不谓其素非人。若赵盾、许止之弑，被之空言而不敢辞，非曰其以刃剚也。今蛮闽广东、福建之域，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风俗同九州，其与沙漠之异族，舞干戚而盗帝位者，其可同乎？故曰五者不足言，而种姓重也。难者曰：必绌亚洲之戎狄，而褒进欧美；使欧美之人，入而握吾之玺，则震旦将降心压志以事之乎？曰：是何言也！其贵同，其部族不同。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与任宿之风自苍牙，则谓之皆出于葛天，可也。(说详《序种姓》上篇)海隅苍生，皆葛天之胄。广轮万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他人制之，是则祭寝庙者亡其大宗，而以异姓为主后也。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其拒之一矣。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土中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育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曲城（据《世本》，西域为汉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岛。

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着。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今有为金铁主义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血统之种名，乃为—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者也。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固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且如印度人种，旧称为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则为农夫，而其后或言贵人，或言圣者，此实晚出之义，乃种人所以自矜尚也。就以有义言之，中国向日称民为黎民，至秦则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谓其黑发也。然不得以一切黑发者尽指为同族。纵今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必如所说，则凡有农夫，皆得为印度人；凡有贵人、圣者，亦皆得为印度人，安得此渎乱汗漫之言也？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划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番，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案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化诛。狄人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婴儿，赤狄犬种，晋与为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杀，兴师复仇，书潞子者非谓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贱晋，与书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谓潞子为善，斯言之不从矣。其有贬黜诸华同于夷狄者，则《春秋》书晋伐鲜虞是。何氏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以狄晋者，正以其自戕同气，委陈、蔡于夷而不顾耳。夫弃亲胒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令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就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至于吴楚封域不出荆扬，固禹贡九州岛之地。熊绎、周章，受封命族，岂与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杂有诸蛮，而吴楚渐其污俗，又以不修职贡，自外宗周，故为《春秋》所贬。召陵征而苞茅入，黄池盟而命圭从，则进之同于齐、晋，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则退之，今日自内则进之，是犹越隽益州，汉世久设郡县，及唐末南诏畔援，声教壅隔，宋世王灵不远，不得巳而弃云南，至明复隶版籍，岂得曰云南本夷狄，至明始进于中国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泰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征之唐末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保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相同化于我矣，莫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因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人有病而啜粥者，于吐下之后可也。未吐下时而先啜粥，非直滋病，亦欧恶不能下哙咽。先后之序，其术其心皆如是矣。说者茫昧，私臆吾辈非以民族主义为主义，乃以民族主义为手段，是犹见未吐下而屏粥

者曰：是徒惧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欧恶，未尝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华之名义，斯所以有三惑也。

章太炎《革命军》序：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隳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不问其韪非曲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戌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戎，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州，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章太炎《讨满洲檄》：天运丁未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某月某日，中华国民军政府檄曰：

昔我皇祖黄帝轩辕氏，与炎皇同出于少典之裔，实建国于兹土。上法乾坤，乃作冠带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南翦蚩尤，北逐荤粥，封国万区，九有九截。少昊、高阳继之，至于唐虞，分北三苗，海隅苍生，莫不循化。夏商之世，王威不远，亦能保我子孙黎民，不失旧服。自周公兼夷狄，定九宇，四海之内，提封万里，旅獒肃慎，无敢不若。衰周板荡，始有赤狄白狄九州陆浑之戎，交捽诸夏，夷言被发，渎乱华俗，部落聚居，胜兵稀疏，亦财比于癣疥。

秦始皇帝奄有海内，乃命上将，驱而致之河湟之外，始筑长城以阻匈奴。中夏清明，秦功为大皇。汉肇兴，则有平城之役。孝武赫然，锐意北伐，终绝大漠，勒石纪功于狼居胥之山，三世载德，威惮旁达。日逐呼韩邪单于，南向奔命，愿为臣妾。迄于新都季汉之世，胡胙世衰，边庭少事。

晋道陵夷，授权降虏，刘元海、石勒之徒，凭藉晋威，乘时僭盗，则我中华之疆土，自是幅裂。五胡麋聚，甲覆乙起，江左建国，不出荆扬。然犹西殛姚泓，东诛慕容。徒以燕冀未靖，又资拓跋。崔浩魏收，腾其奸言，明朔方之族，出于黄帝，奸人王通，夏以《元经》张虏，乃云黎民怀戎，三才不舍。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

天诱其衷，唐室受命，西戎突厥咸服其辜。以中原之地，久陷索虏，任用将帅，胡汉杂糅，卒有安史之变。延及朱梁，沙陀内寇，石晋刘汉，世载其凶。宋承百王之末，疆域削迫，燕云诸州，沦于契丹。金源继逆，播迁南服。遂启蒙古，宰割赤县，则我中华始丠墟为亡国。以民志未携，能贵其种，韩宋天完，扶义伐罪，卒统一于朱氏，衣冠礼乐，咸复其初。虽疆域之广，不逮汉家，挞伐所及，远逾宋氏。辨章种族，严于有唐，九边分卫，廀候相属。卫虏不能肆其毒，蒙古不能播其氛。边防之严，趣重西北。蕞尔东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虏雉兔，窜伏于其间，荐食沈阳，侵及关内，盗窃神器，流毒于中华者二百六十三年。

逆胡爱新觉罗氏者，女真遗丑，蘖芽东垂，蒙鱼为皮，使犬逐鹿。自以朱果之祥，发于神鸟，诱惑诸夷，肆其蚕食。昔在明室万历之初，跳梁作贼，父子就诛，凶嗣奴儿哈赤，长恶不悛，世济其逆。我中华念其瞢愚，不忍尽戮，因夷治夷，疆以戎索，有龙虎将军之命。奴酋背诞忘德，恣其虐饕，职贡无时，东珠不入，盗我边部，旁及叶赫尼堪外兰诸部，将率群丑，黄衣称帝。其子皇太极因袭便利，入据全辽。我中华亦有流寇之难，讨伐不时，将帅亟易，遂得使虏穷凶极恶，肆其驰突，外劫朝鲜，内围京邑，稔恶盈贯，亦陨其命。属以流寇犯阙，思宗上宾，多尔衮福临父子，假称义师，盗有中夏。自弘光初元，讫于延平郑氏之亡，四十有一岁，冠带遗民，悉为虏有。以至于今，传嗣九叶，凶德相仍。

今将数虏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

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代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

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熔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臧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

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以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餐，其罪三也。

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

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乡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

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国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戕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

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刬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鑨、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盗，或托讽刺于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

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

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

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覆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

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

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烝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狐，家有麀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

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臧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臧。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罪十三也。

毡笠绛英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鞅矧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

夫以黄帝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又其腥闻虐政，著在耳目，凡有血气，宜不与戴日月而共四海。故自僭盗以来，朱一贵起于台湾，林清起于山东，王三槐起于四川，洪秀全起于广西，张乐行起于河南，其他义师不可悉数。岂实迫于饥寒，抑自有帝王之志！诚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气不可不涤，故肝脑涂地而不悔也。

今者民气发扬，黎献参会，虏亦岌岌不皇自保，乃以立宪致官之会，诱我汉民，阳示仁义，包臧祸心，专任胡人，死相撑拒。我国民伯叔兄弟，亦既烛其奸慝，弗为惑乱。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幕府总摄维纲，辑和宗族，惧草泽之骏雄，良材鲜学，则自以为王侯同类相残，授虏以柄，或有兵威既盛，虏不能制，思寻明祖之迹，与比邻诸雄，互相角夺。不念祖宗同气之好，日寻干戈，使元元涂炭，帝制既成，惟任独断，不可以保世滋大。又惧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为是与内外民献，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呜呼！我中华民国，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谁无父母，谁非同气，以东吴群兽，盗我息壤，我先帝先王亦既丧其血食，在帝左右，旁皇无依，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亦既降为台隶，与牛驹同受之毒，有不寝苫枕块，挟弓而斗者，当何以为黄帝之子孙？惟革命之不可以已，而不可以有二也，故有共和之政，均土之法，以维持于无极。事虽未形，规摹则不可以不闳远。惟我国民，恺悌多智，以此告勉，庶几百姓与能。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竞，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

我国民之智者，则既知引以为戒，其壮士寡昧不学，宜以此善道之，使知宗教殊涂，初无邪正，黄白异族，互为商旅。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有违节制，悉以军律治罪。又我汉族，仕官于满洲者，既实同种，岂遽忘其祖父。徒以热中利禄，受彼迫胁。人亦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坐为之不乐。幕府张皇，六师神武不杀，虽蚍蜉蚁子，犹不妄戮，况我同种，而当迫害。尔念缙绅，及尔介胄，既汗伪命，如彼赤子，陷于深谷。尔虽湛溺，尔心肺肾肠犹在。尔亦念往者，胡人入关，陵暴尔祖尔父，斫头屠肠于绝辔之野，尔室毁破，尔庙摧夷，尔墓掘穿，尔先妣与诸母诸姑亦有污辱。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以为有人心者，宜于此变。若能舍逆取顺，翻然改图，有束身归命，及以一城一垒迎降者，任官如故。若自忘其本，为虏效忠，以逆我大兵之颜行，一遭俘虏，或得赦宥，至于再三，杀无赦。其为间谍者，亦杀无赦。

又尔满洲胡人，涵濡卵育于我中华之区宇且三百年，尺布粒米，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旅拒，以尔四体，膏我萧斧。尔抚尔膺，尔谁怨！若自知不直，愿归部落。以为我中华保塞。建州一卫，本尔旧区，其自返于吉林黑龙江之域。若愿留中国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视。惟我政府，箫勺群慝，淳化虫蛾，有回面内向者，怀柔以礼，革其旧染。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尔若忘我汉德，尔乃盗边，尔名马大珠不入，尔恶不悛，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士，与外胡响应。幕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遏绝尔种族。幕府则建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邹容《革命军》：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日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士则秽镶，其人则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据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夫仆也，半世无成，壮怀未已。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

足下昔游敝邦，潜心经史，当必能恍然于敝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乃自清虏入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从来生民祸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华有志之士，无不握腕椎心！此仆所以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也。

孙中山为刘汉公《太平天国战史》作序曰：“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胡元亡汉，运不及百年，去古未远，衣冠制度仍用汉官仪。加以当时士君子，半师承赵江汉、刘因诸贤学说，华夷之辩，多能道者。故李思齐等拥兵关陕不出，刘基、徐达、常遇春、胡深诸人皆徒步从明祖，群起亡胡，则大事易举也。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汉子孙不肖应使然欤？抑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

……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革命军军都督奉军政府令，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此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一驱除鞑虏今日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恶贯。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孙中山《布告全国同胞书》曰：昔我皇祖黄帝轩辕氏，奄有中土，建国万区，必先南讨蚩尤，北逐獯鬻，作弧矢以威四裔，用能保我子孙黎民；少昊、高阳继之，以至唐、虞，亦先分北三苗，时乃黎民于变。若夫鬼方逆命，商则征之；俨狁南侵，周实逐之；匈奴、羌胡内寇，如秦、如汉，讨而灭之；由是以观，可知夷狄大防，我历代圣人之必严且厉者。诚以神明之裔，礼教之邦，实与犬羊异等，此所以遑遑然禁彼腥臭，不使之坏我绝好河山也。夫继继绳绳，端赖后贤之不忘祖烈，使我中国李汉以来之君主，谨守先代圣人成法，则我中国虽至今，金瓯无缺可矣！其幸福为何如哉！

胡天不念，屡降鞠凶，晋室不纲，首先启胡戎，以祸我华族；次则唐谋不善，揖盗兴戎；宋继其衰，历遭金、辽之毒；胡元乘间，于是我中国始为亡国之秽墟矣！

嗟夫！我黄帝子孙何罪，竟令彼时受异族之茶虐，且千余年不能睹一化日光天？凡有血气之伦，谁不愤怒？此本总统之所以叹息痛恨于晋、唐、炎宋时也。

往者天牖华衷，明祖赫然震怒，放逐元虏，宅都于燕，汉室江山全归故主，亦云快矣！又谁意蠢兹满虏觑我国家多故，竟窃踞我国土，屠烧我城邑，奴隶我同胞，割剥我脂膏，损失我权利之至于如此耶。彼凡可以压制削夺吾民之术，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未易一一为我同胞泣诉者也。

夫天下事，图之立足未牢之际，则易得手；图之根本既固之日，则难从心。彼吴三桂始则冒昧乞师，卒乃迟疑迁延，而始发脱，稍有胆智，何难驱群丑而立复神皋，所惜有时有势而无志无才，此其所以不能济事也。迨后耿精忠创义于越，郑成功继起于台，而李光地为虎作伥，甘残同类；洪杨愤兴于粤，赖张响应于豫，复有曾国藩为虏作仆，忘我同胞。

嗟夫！彼吴三桂固卑卑不足道，若耿、郑、洪、杨、赖、张之世，李、曾诸民苟勿破坏，则吾汉族子孙早已安居乾净土，何至多受此数十年黑暗苦哉？每一兴言，盖未尝一刻不椎胸疾首也。 ……

杨毓麟《新湖南》曰∶孔子之作春秋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之与夷狄，其畛域截然不可紊也，其称名判然不可假也，所谓称子称人，进退之大法， 则以彼受吾同化力而进之，非以吾国民俯首帖耳于异种之下而进之也，民族主义之发达，昌矣明矣。自是以后，吾国民益腐败，五胡之乱，沦于左衽垂数百年，中国之士不耻被异种之衣冠，中国之民不耻受异种之鞭策，耗矣，哀哉，神明之子孙奄然无气至于此极也！

刘师培《攘书》曰：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及读《春秋公羊传》曰“进夷狄于中国”，又何以称焉？刘光汉曰：公羊之言，美中国用夏变夷也。孔子之言，虑后世之用夷变夏也。吾观《春秋》一书，于所传闻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见世，内外远近若一。故公羊家言，有所谓大一统者，有所谓王者无外者。夫孔子岂不知内外之别哉？特以声名文物，非一国所得私，文明愈进，则野蛮种族愈不能保其生存。孔子知世界递迁必有文明普暨之一日，即遐方殊俗，亦不必榛狉终，箕子化韩，泰伯适吴，文翁导蜀，非其验与？其曰用夏变夷者，使无礼义者化为有礼义者耳。……然据此以荡华夷之界则殊不然。夫《春秋》进夷狄之文非蛮族所能托，观于戎伐凡伯，《春秋》刺之，则历朝之戎祸不得谓非蛮夷猾夏之变局矣。煽榛狉之俗，灭礼义之风，率犷悍之群，抑神明之胄，华夏之称未改而华夏之实已非。炎黄有灵，吾知其不享此土矣。昔在春秋之际，荆吴徐越割土称王，而孔子作《春秋》，则黜之为子。其在《礼》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又曰，《春秋》不称楚越王之丧，所以斥僭伪之萌而立中外之防也。马班以降，四裔之传附于史册之末，使蛮夷大长不复与中土抗列，《春秋》贬绝之义赖此不坠。何居乎后世乃有南北史之称乎？前乎此者，吾闻有引弓之民盗有中国之半矣，未闻与羲农并著也；后乎此者，吾闻有哥特蛮民奄有罗马，未闻与法、奥抗衡也。自五胡构乱，中原版荡，元魏嗣兴，蚕食北土，齐周继之，奄有淮汉，炎黄余裔，不绝如线，惟江南一隅，保存文物。史臣无识，南北并书，则是齐宗周于荆越，而等蜀汉于魏吴矣，岂不舛哉！夫蛮夷猾夏，是为伪朝，延寿操笔削之权，固当继崔浩之志，以光直笔于天壤，使秽德彰闻，终古不泯，顾乃等夷于华，隐恶扬善，甚至效颦索虏，以斥南土为岛夷，《春秋》之义荡然泯矣。善乎郑所南之《正统辨》也，谓《北史》之名宜降为“胡史”以黜之，《南史》之名宜褒为正史以崇之。大哉言乎！吐辞为经矣。惟隋唐二朝斥为虏族，按之史册，未免深文。嗟夫！史义不明，非一日矣。存勖、敬瑭，沙陀之余孽也，乃与梁周并衡，辽金蒙古，漠北之贱族也，乃于宋明病列。其兴也，则文致虏酋为神圣，而蹈德咏仁；其亡也，若惜其大运之已乖，而留连凭吊。欧阳修、宋濂之罪，岂可逭乎？夫唐明宗之祝天，自谓臣本胡人，愿生圣主。杨维祯生蒙古之世，于中华正统不数辽金。夷不代夏，有断然矣。吾独惜乎宋丙子之后无正统者几百年，明甲申之后无正统者又三百年，其所谓史者，乃胡史，非华史，长夜漫漫，待旦无期，史臣不察，其识更出韩史下矣。孔子有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值此诸夏无君之日，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使异俗殊方，晓然于统系有归而不容干渎，则夷承华统之祸潜灭于无形矣。

吴飞学《春秋胡氏传义疏序》：以汉学言之，夷夏之辨有四：尊天王一也，信中国二也，慕周礼三也，举义事四也。末学不通经权，徒好玉帛，妄曰夷狄可爵，诸夏可弃，则夷夏乱矣！故胡传于进退之义，标举其常。狄秦狄晋者，责贤者也。进楚进吴者，忧中国也。诸夏虽有不义，皆服天子，不至于累恶，何忍弃于异类？夷狄虽能慕化，僭号未除，不足以积善，何必奉若骄子？故春秋虽有进退之文，要当以尊王考之，得其常也。

南社柳亚子《清秘史》叙：……鸣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 年于兹：吾民族之无史，亦二百六十一年于兹矣。燕京破，国初亡：金陵破，国再亡；福都破，国三亡:滇粤破，国四亡；台湾破，国五亡。洪水忽来，劫灰终烬。铜驼荆棘，披发伊川。民族末路，其如是矣。而谐臣媚子，丧心病狂。秉笔大书，必曰:“我大清龙兴东土，入主中华。某年月日，全土悉平。”夫谁实握管以纪祖国之沦亡也！抑吾又思之：二百六十一年来无史者， 非独我汉族也。彼胡族亦何尝有史！苍狼白鹿，贱种流传；秽德腥闻，匪朝伊夕。自努尔哈赤以迄载恬，或阴狠残杀，或痴顽不慧。何其非犬羊劣种之代表！徒以遭坑儒焚籍之余，能言者鲜；而一时煌煌钜典，出现于世者，又皆奴性独深。尧舜民贼，而唐虞虏朝。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全国皆魏收，举世无崔浩。彼著十一朝《东华录》者，岂独负大逆不道之罪名于祖国，抑亦非胡族之信史矣。今有妫氏所著，网罗佚事，组织旧闻。振笔疾书，无稍顾忌。如禹鼎之铸奸，如温犀之照影。而胡族之真相，虏酋之凶德，乃大白而不可掩。是故读此书者，虽甚顽嚣，当亦恍然悟深仁厚泽之非乎！不佞近亦有《中国灭亡史》之辑，欲以辨明种姓，分析华夷，为民族主义鼓吹之一助。夫唯中国有史而后，人人知秉特权、握高位者之为匪我族类；唯胡族有史而后，人人知鸟兽行者之不可一日与居。虽有盲史，亦不复能以口手掩尽天下目矣。谭嗣同有言曰：“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 起。死数千百人，逮禁干碍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数代君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故天奋去则虐焰自衰，无可畏也。嗟我民族，曷起而歼此将亡之虏乎！

高旭《拟建立太平天国洪王铜像记》：

闻之日月经天，古今未尝或改；蛮夷猾夏，春秋在所必诛。贼满人本为金虏遗孽，建虏丑夷，值明末之内乱，遭三桂之逢迎。长驱入关，盗窃神器。遂至衣冠涂炭，中原陆沉。以犬羊而乱华风，以妖魅或干天纪。谁非血气者，而竟无一人疾首痛心，谋所以诛锄之也。呜呼！可不伤哉！

太平天国王洪秀全乃鞠礼以陈师，声罪致讨。起义金田，誓戡大乱。楼船云下，建都金陵。笑兹狗彘，命在日中，厉尔戈矛，驱之漠北。同仇踊跃，虎贲三千；王气郁葱，龙飞共仰九五。斯时也，恢恢乎有大一统之鸿规矣。谁知虏运未终，王业扫地，胡曾等助桀为虐，认贼作父；效忠异种，自杀同胞。倾东海之水难以洗其污，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尽其罪。后之感念洪王者，每唾骂胡曾，岂有过哉！

南社姚光《许衡论》曰：顾亭林先生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亡国者，同族相代也；亡天下者，异族相代也。故国亡，为新君与旧君之敌，与民无与焉。与旧君而无关系而新君为有道之君者，虽在遗民，仍可出而仕也。若天下亡，则新君非我族类，乃同族之公敌，即使亡已数百年，亦当高蹈不仕，完节以终，此乃天经地义，万古不易之公理也。宋之亡，亡于胡元也。当此之时，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天柱折，地维裂，人伦之大本淆，夷狄之大防溃，乾坤亦几乎息矣。是亡天下，非亡国也。夫许衡者，生于宋，长于宋，虽于宋无一命之寄，然固大宋之民，而黄炎之胄也。胡元既人主中夏，则为衡者便当首举义旗，攘异族于塞外；否则亦当伏居草野，存正朔于空山。顾雀以富贵为心，靦然应征，昂然陈奏。呜呼！若衡者，殆有愧洛邑之顽民矣。史称衡以道自任，常语人天下不可一日亡纲常。衡之所学，学孔子之学也。孔子之学，大要具于麟经，麟经之旨，尊中国，攘夷狄。衡乃以大宋之遗民，黄炎之贵胄，反屈膝而朝于 虏廷，以尧舜其君自任，背麟经之大义，破种族之大防，我不知其所谓“纲常”者，何在也？古人以鬻地与夷者，谓之卖国，今乃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之道统尽 鬻与夷，许衡之罪，上通于天矣！然衡之将卒也，自谓为虚名所 累，语其子死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足矣。由此观之，衡亦深知自悔矣。人之将死，殆各有天良发现之时乎？其亦大可怜矣。《续纲目》于衡之卒，则削其官而不书。《大学衍义补》则谓其不宜从祀孔子庙。先贤于衡，皆不满意者，何也？盖亦所以维名教，辨华夷也，而卒未黜焉。吴澄，亦衡类也。初从祀孔庙，明黜之，至清初又复跻之，有深意存焉，夫若许衡、吴澄者，固今之所宜黜者哉!

姚光《姚枢论》：宋姚枢弃官隐于苏门，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张、邵、司马 六君子像，读书鸣琴，若将终生焉。姚子曰：枢者合于孔子“乱则退”之义矣。然及后胡元忽必烈遣使召枢，枢即上书效忠，则 其居心不可问矣。夫中国之于夷狄，其限至明而其防至严也。是 故圣人内中国而外夷狄，华夷之分春秋持之至严；况宋之时，徽钦北狩胡窟，中原沦于夷狄，宋之于虏世仇也。枢宋臣也，抑儒者也。固当倡大义于天下，义不帝虏。隐居不出，已有罪矣;然 尚不失明哲保身之道也。奈于祖国则弃职隐处，于胡虏则上书效忠，独何以欤？观其上书，首陈帝王之道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 当时宋尚偏安江左，而枢乃以帝王之道陈于虏廷，盖冀胡元之帝中国也明矣。呜呼！姚枢奉圣贤教，所学何事？枢者，诚名教之罪人，而亦我族之乱臣贼子也。姚子曰：嗟吾有虞后裔，何不幸而出此败类也。

船山学社创立者刘人熙曰：世之自命通人，而大惑不解者，见外洋舟车之利，火器之精，刿心怵目，震悼失图，谓今之天下虽孔子不治。噫！是和言与！自开辟以来，事会之变，日新月异不可纪极。子张问十世，而孔子答以百世可知，岂为是凿空之论，以疑罔后学哉！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狄之情，犹昔之夷狄之情也。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若使夏禹受禅，而帝启即有崖山之沉；周武兴师，而尚父即膺黄巢之戮，则可云邹鲁之不灵，六经之有毒矣，而要之决无虑此。且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岂徒以其名哉！帝出乎震，犹水木之有本源，衣服之有冠冕也。犹人之一身体，有小大，有贵贱，清气出上窍，浊气走下窍也，天秩之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人道立矣，天心享矣，岂如夷狄之国，蜂蚁之屯聚，蛇黾之吞制哉！昔吾先正衡阳王子言之矣，中国一失而夷狄，夷狄再失而禽兽，此明于分数之言也。明于分数，而后可以审得失，审得失而后可以安处善。中国之盛也，君明臣良，草野有士君子之行，而比户可封。故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风雨节，寒暑时，五谷昌，四夷宾服，兵革不作。及其衰也，反是而大乱必兴。夷狄之弱，如今亚非加一洲。其素犷悍残暴，无政无教，若禽兽然。西洋人亦诋为至劣之土，故至今见役于英法罗马诸夷。夫英法罗马之政教，比于中国圣王，其相去不知几千万亿也。然教非教也，而亦自有其教；政非政也，而亦自有其政，则足以制榛榛豾豾之黑奴，而乘中国之衰，亦有时倔强不驯，非大创之不已。上观千古之兴亡，下卜万年之离合，大约中国之政教，卓绝于夷狄四裔，则足以治夷狄而远其害。夷狄之政教，略殊于禽兽，则足以制夷狄之近于禽兽者，而赖其利。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鄂军都督满清政府电曰：夫《春秋》一书，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严夷夏之防也。伪朝以夷乱华，盗窃神器，纵能一视同仁，勿分畛域。而我炎黄帝胄，尚欲复仇雪耻，殄彼胡虏，况乃假袭其政教，更易其衣冠，变乱其礼俗文物制度，各省要隘遍设驻防，文字兴狱，株连无罪。其任宫也，内而阁部，满奴十居八九；外而督抚，汉族十仅二三。其收赋也，汉族抽捐纳粮，取尽锱铢；满奴坐食公饷，用如泥沙。其定制也，满汉显分畛域，无通九婚之典。其颁律也，满杀汉族，罚金二十四两；汉伤满奴，赔抵殃及妻孥。诸如此类之不平等，屈指而计，不可胜数，此仁人志士所以益愤惋而不平者也。

黄兴《致袁世凯书》曰：以大义言之，夷虏与中华，原无君臣之分。明公虽曾服满人之官，而十八省之举义旗、兴义师者，何亦非曾服满人之官者？按之是非真理，明公当自晓然。

朱淇《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痺，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

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

邵元冲重印《世史正纲》序曰：中国之所以保大一统之基 。继继绳绳，历数千年而不可亡者，非徒志士仁人，奋其至刚至正之气，舍命不渝，以维护之也。亦诸先哲华夷之辨，与攘夷之大义，谆谆反覆，深入人心，故一遇危难，莫不奋大勇以争之，前仆后继，迈往不辞，以保我族而固吾圉也。盖自孔子作春秋以严夷夏之大防，复奖进管仲以攘夷之功，而许之为仁，此实吾华族数千年人心之纲维，亦教育最高之准则。秉此准则，而后乃能类族辨物，乃能内中夏而外夷狄，乃能振地维，支天柱，以立人纪，此先圣垂训之所以为大也。士处承平之世，则恬喜无为，丧乱既臻，则又张皇而失其所守。 必有贤哲，察世运之盈虚，虑祸变之将及，则著书立言，谆谆告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若明丘文庄公之《世史正纲》可念焉。公在成化弘治之时，正色立朝，学行深醇，史称其熟于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至耄年好学，并力辨于忠肃之诬，有古大臣謇谔之风。其著述之传世最广者为《大学衍义补》，而此《世史正纲》，则作于成化之时，自称以著世变而纪事始。其于华夷之辨，复仇之义，不惮反覆陈述，语重心长，呜呼！何其忧患之深一至如此也。盖明至宪宗之时，鞑靼之势渐炽，，边患日棘，而还则哈密之变，固原之扰，近则苗猛之叛，荆襄之乱，,纷然继起，内则奄侍窃权，兴作频仍，政本渐隳，此公之所忧，故欲援春秋之义，著书垂世以示镒戒，且示后人以立国保民之道，故其言深切反覆发乎衷诚而不容自己焉。今世变棘矣，外敌已虔刘我族类，割剥我疆土，浸浸越户庭以达堂奥，而平时慷慨高谭，自任天下之重者，今者噤若秋蝉，茶然气尽，其反顾事仇，引敌自利者，抑又无论矣。苟一读公之《世史正纲》,其颜汗为何如也。 （一九三四年）

当代钱伟强《校胡文定公春秋传序》曰：呜呼！圣人之坊弛亦久矣。自士不诵习是书，天下于坊之大义暝然漠之，举以隳之，亦已极矣！盖天道甚微，而人心至危，故圣人憬然饬之，章疑别微以为民坊，制礼以坊德，作刑以坊淫，申命以坊欲。而坊之为义则莫显乎春秋，莫谨于夷夏也。谨夷夏，然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坊以遂，而天道君子、忠信文行之旨以信，可易视也哉！故其言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圣人坊之大者，斯在夷夏之间欤！

自七十子之徒以下，奉斯旨以为华夏教，内诸夏而外夷狄，俾斯文之缈不绝于戎译之祸，征有騐矣。而胡文定公崛起于南渡之间，亲踵于丑虏之患，于圣人坊之大义，痛之如切肤，感之若一时，故以春秋为圣人顷否之书，而于华夷之间三致意焉。其言曰“言释宋公者，宋方主会而蛮夷执而伐之，以其俘获来遗，是夷狄反为中国主，禽兽将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变，春秋之所谨也”，又曰“门庭之寇，不可纵而莫御者也”，“经斯世者，当以为惧，有攘却之谋而不可忽，则圣人之意也”，其忧时经世之虑可谓深且著矣，然则斯言又岂为一时一世发也。逊清以夷狄制中国，故每以私意黜正论。自高宗末叶科举诏废胡传，世不佩诵甄陶于此书，阅二百岁矣。俗儒脂韦媕娿，承其影响，致夷狄之术加于文武之宪，而使圣人之坊颓然废焉，可胜悲哉！迨及近世九译之寇寖至，马湛翁以为不读胡传之騐而节义之气蔑如故也，良有以也。今天下嚣嚣然以儒学相尚，四圣五子之书，遝匝纷陈。然要质其言，则大率阴迻夷裔之绪，以攘窃圣人之言，傎其本实，是使圣人之言为犬羊之鞟矣，亦何甚也。子曰：“素夷狄则行乎夷狄。”今以夷狄而行乎华夏，将何能而视邪？呜呼，以夷变夏，未有愈于今日者乎！

-----------------------------

查看完整版本: 陶扬鸿：历代华夷论（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