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之战红军覆没，军长本想突围，政委为何严令死守？
作者：武陟东旭1937年1月发生的高台之战，是西路军命运的转折点。
此战，红五军在张掖高台城陷入马家军重围，3000将士面对3万马家军，毫不怯阵，浴血奋战，直到全军覆没，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不过，这场战斗也留下了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5军在危急关头本来准备突围，军政委黄超一纸命令，军长董振堂不得不放弃突围打算，导致全军覆灭。
争议的焦点是，军政委黄超的命令是否存在，为何发出这样的命令？
高台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的蜂腰地带，南面是祁连山，北边是合黎山，黑河自东向西从中穿过，是西进的必经之地。
县城紧挨着河南岸，面积5平方公里，城墙高约10米，东西城门修筑有坚固的城楼、碉堡，易守难攻。
1936年12月30日晚，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39团、45团、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四个连和军职部分人员，共2800余人，在1937年元旦凌晨攻占高台。
得知高台失守，马步芳气急败坏，派2万多大军前去围攻。
由此，绞肉机式的高台战斗爆发。
红5军将士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坚守到1月20日，全军覆没。
此战，红军将士与敌人血战到底，可歌可泣。
争议的焦点是，军政委黄超下没下过死守高台的命令？
很多研究西路军战史的作家，对此持肯定态度。
比如冯亚光在自己的著作《河西浴血》中这样写道：“傍晚，就在董振堂下令突围的时候，军政委黄超派人化装从临铎捎来一封信，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通道的重要据点，必须死守。作为军政委，我有最后决定权。”（第197页）
（当时董振堂已经没有电台，电台在黄超那里，他们只能通过信件联系。）
无独有偶，有作家在纪实文学《董振堂之死》中也这样写道：
高台危急时刻，董振堂决定突围向临泽靠拢，黄超派人给董振堂下达一道命令——“高台是西进要道，决不准（能）丢失，丢下了杀你董振堂的头。”
这个观点引起巨大争议，反对的人说，命令根本不存在，主要依据有两个：
一是没有确凿证据。
当时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最后时刻董振堂下令销毁所有文件，内部的电讯往来文件，自然也包括军政委黄超的信件。
既然如此，有什么依据说黄超下达了那道不许撤退的命令？
拿不出原件，就是没有证据，就是道听途说，没有可信度。
二是作为军政委，黄超根本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黄超为五军政委，当时军长、政委各带一部分部队，原则上并不互相干涉。
同时，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董振堂一起在高台，遇到大事有决策权。
相比之下，军政治部主任的职级没有政委高，而是在其领导下。
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杨克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在红五军中，他是唯一的委员，从这一点看，他的职权又比董振堂、黄超高。
在作战中，军长和政委进行了分工，高台的作战，黄超并没有指挥权，黄超下令，情理上说不通。
再说，黄超是知识分子出身，怎么会这样的口气下命令？
因此有人认为，黄超的命令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种看法是，命令原件虽然不在了，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有当事人的回忆。
【董振堂将军】
亲身经历高台作战的两个红军老战士回忆，曾经提到了黄超送信之事。
比如，时任西路军第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这样回忆道：
董振堂军长在1937年1月6日已经下达了突围命令，因为跟总部失联，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为了避免严重后果出现，必须突围出去。
为此，吕仁礼带领战士在高台北城墙上挖了一个高2米宽1米的大洞。
为了不让敌人发觉，墙洞没有完全打破，留了一层薄皮。
一旦需要，随时就能打破，用于突围。
1月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军长送来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是：总部命令说，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务必坚守。
董振堂接信后，当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宣读了政委的来信，并表示要死守，誓与高台共存亡。
当时，军长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
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与高台共存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页）
吕仁礼少将1932年就参加了红军，此后一直在红4方面军（而黄超也一直在红4方面军），他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是研究西路军史，尤其是高台之战的重要参考资料，是间接的证据。
据此分析，黄超要求坚守的信件，不会是无中生有。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黄超的信是代表他自己，还是总部？
根据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以及冯亚光《西路军》的记载，总部对此并不知情。
西路军进军临高地区之初，总部的计划是稍作休整、继续前进。
可是到了1月5日，总部来电命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西路军总部按这一命令，改变了原定部署。
这时候，董振堂率五军一部进驻高台已经4天。
因自己身边没有电台，只能由政委黄超接到总部电报后，再转发给高台的董振堂。
按照这样的推测，是总部在5日接到电报之后，给黄超发电，黄再派人给董振堂送信，于1月7日凌晨4点钟到达。
这个推断，应当是合理的。
但是，总部命令“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就一定等于死守？
再说，总部当时不知道董振堂部的情况，不知道危急到了什么程度。
徐向前和陈昌浩是从截获和破译马家军的电报之后，才知道高台危在旦夕。
他们曾经派出师长董彦俊和政委秦贤道率领的骑兵师前去接应，接应的意图肯定是配合董振堂部突围，不是让他们死守。
【西路军骑兵】
然而，这个骑兵师只有500余人，在如潮的马家军骑兵面前太弱小，最终骑兵师将士弹尽粮绝，陷入重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说明两点：一是总部刚开始不知道董振堂部的处境；二是知道后不赞成他们死守，支持他们突围。
如果总部下令董振堂死守，又何必让骑兵师去接应？
由此可见，总部只是命令董振堂部“集结”，而不是死守。
既然如此，黄超为何在7日下达死守命令？
1月7日是高台之战的关键时刻，因为马家军还没有对高台形成完全包围，或者说包围圈还没有合拢。
【徐向前】
直到9日晚，马家军才完成了对高台的包围，10日对红5军董振堂部发起总攻。
如果7日突围，肯定会是以最小代价完成，不会全军覆没。
可是，因为黄超的信件，董振堂本打算“准备突围向临泽靠拢”，“得令之后又继续死守”，造成了悲剧性后果。
如果没有黄超的信，董振堂是可以决定突围的。
而黄超写这封信，是违反西路军作战规定的。
因为同年11月中旬进行的古浪作战，就是因为红9军没有及时突围，损失惨重。
军长孙玉清因此被撤职，政委陈海松受到处分。
此后，西路军作出决定，表示城池和据点在坚守无望情况下，不能再跟敌人死打硬拼，应及时组织突围。
这些，作为军政委的黄超不可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黄超命令董振堂死守高台，看不出他的用意是什么。
如果从“山头”来讲，黄超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表面上看，红5军是宁都起义部队，原来属于红一方面军；但是高台参战的红军部队，主力是红4方面军的老部队红31军。
前面交代过，红5军高台参战部队为第39团、第45团，总部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2个连。
1935年9月，红五军归入四方面军时，只有两个团：第37团和第39团，每团数百人，加上军部全军也只有2000来人。
南下期间，五军于大炮山一线防御，为加强作战力量，总部将红31军91师总兵力1600余人的第273团划归5军指挥，原来红军第39团到了91师。
这时候的红五军第39团，事实上是91师的273团。
而原红5军第39团成为31军第273团。
1936年1月，红5军和红33军合并，仍保留了红5军番号，33军番号就此撤销。
合编后的红5军下辖有两个师，即第13师和第15师，每师各辖1个团。
原红五军部队编为第13师的第37团、第39团，原33军部队编为第15师的第43团、第45团。
进入河西走廊后，红5军下辖的4个团，只有第37团是原一方面军的部队，但该团有不少指战员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
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时，第37团布置在临泽，和军政委黄超在一起，根本没有参加高台战斗。
由此可见，即使上级下了死守命令，也跟“山头”无关，阴谋论之说站不住脚。
总而言之，高台失陷，红五军董振堂和2000多指战员血染疆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敌众我寡，与上级没有电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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