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下的很多负面评论暴露了很多人的思维误区，反驳其实就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钱那么少在城市一定生活得很差！钱那么少在城市生活怎么能好？
我有很多家人在上海这个城市生活。有人只是把上海作为挣钱的地方，有些就决心留在上海了。
A叔每个月两千多，吃住在单位。每个周末休一天，去黄兴公园看人划船是他的幸福之源，几乎每一次来我们家都劝我去看看，真的太好了，他说。去年他换了一家单位，因为新单位交社保。最舍不得的是黄兴公园，他说。我于是在网上搜了他新单位附近的公园给他，不知道他找到新的幸福之源没有？
有人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必理解，但需要了解。
B我得叫他弟弟，轻微智障，苦力而已。工资高的能赚200一天，低的时候不挣钱。在上海打工了快20年了，存款为0。租住在高桥镇上私房，200一个月；其实单位一般有住宿，但他不喜欢随时搬家，所以选择租房；吃在单位，也自己烧。其它挣的钱要么被乱花了，要么被骗了。乱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曾经买过橡果国际的手表手机，老板推荐的福利彩票，工厂门卫推荐的宠物犬，苏宁电器推荐的汽车导航仪……总结一下他的生活状态，就是有钱就喜欢什么买什么没钱估计就是不买唄。每次他买了喜欢的东西就拿来给我看，开心得如孩子。被骗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老板不发薪水朋友借钱不还还有780卖他一只宠物狗。
他不回老家的原因他自己说是受不了盯着烈日还要下田劳动，更主要的是喝不惯家里的水了，并且只要一回去就上吐下泻。
我觉得他在上海比在老家好的原因就是像他这样智力有缺陷的人在老家虽然没人骗但也是被人捉弄的对象，而每次被人捉弄后回家又要被至亲责难。倒是在上海既自力更生又自得其乐可偷得数年好年华。
当然我有时候也叹他如浮萍，命随运漂浮。
比起他们两个单身的来说，C叔带着两个女儿一个老母在上海，十年前还二婚了，他是做厨师的，挣得好的时候开着一家小店，差的时候在街头摆地摊。几十年，两个女儿在上海读书长大，一个女儿已经嫁人一个女儿还在读书。
他为什么留在城市我不知道，但他离开家乡是因为他是文青，没法适应我们那个小村，所以我猜测这里肯定有他的幸福和满足。
他们在上海这个城市都能寻得自己的立身之地幸福，那些比他们挣得多的也就一样有可能寻得幸福，不是吗？
我也喜欢大城市，不是具象的物质也不是具象的文化，而是比起农村和小地方的丰富，和她的丰富孕育包容着无限可能。
不同的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可能。 所以，钱多的有钱多的幸福，钱少的有钱少的幸福少。
钱多的你阿，可以不理解钱少的幸福；有同情心的，可以随手帮助一下身边的穷人。
用一副他们这么穷在城市有什么活头的语气说话看世界看他人，真的浪费了城市这个丰富的所在。
我就是那个在一线城市待不下去了被倒逼回老家的。
一线城市房租高，花销高，工资涨幅未必有多快，虽然离家并没有多远，但确实也很少能陪在老人身边，少了一份与亲人的日常互动，多了一份牵挂。
我不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也并没有在一线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与其在一线挤破头，和看不到顶的房价做斗争，不如归去过点小日子。抱着这种想法， 加上那段时间双亲身体欠佳，去年就毅然辞职回老家了。
回家第一时间没有工作，时间长了，邻居们眼神就有变化了。这才体会到，小城市看人眉眼高低，远比大城市严重。然而，又是试过了才清楚，在一线城市还能找到相关的工作，回到家乡，压根不会有合适的工作。我本职做广告创意的，回到老家，去面试的都是文员岗位，一个月拿的钱是原来的1/3不提，大多数公司办公环境和工作时长，公司制度和一线城市都没法比。就问你一天早上8点上班，一周上6天，通勤时间2小时/天，办公室同事都是一群溜须拍马的同事，整个环境犹如国企，怕不怕？相信大多数在一线城市待过的白领都受不了那个氛围的。
然后说说父母吧，我爸去年过世了，现在妈妈和另一个叔叔在一起，过着她自己还不错的生活，抚养我长大的奶奶也过世了，有时候回到家，感觉压根不是自己的家。
在老家已经没有根了，还不如一线城市那个靠工资养起来的出租屋亲切，那里的绿植是我养了一整年的，那里的邻居都开始点头道早安了，那里的小食店铺老板偶尔能说两句了，那里的周边电影院周几在哪买票最便宜都记得了，那里的演唱会还没听到第二场，不知不觉，已经和这个不是家乡的地方产生了太多羁绊。
长大了，还是离开家吧，我们经历过了各种残酷淘汰，应该明白自己该去的地方。起码有各种优胜劣汰的规则可以遵守，在老家，所谓发展，恐怕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
就让家里的美好留在记忆中，带着看世界的梦想去历练一番吧。
老马三十七的时候还在北京北漂，在昌平住一个月四百块的单人间，在一个没有前途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我曾问他，你为什么不回老家算了，老马说不是他非要赖在北京，仅仅是他无处可去。
01
西二旗的早晨异常拥挤。车厢塞满了人，像是闷热的可乐罐，男女免不了肌肤相碰，一挪一动困难重重，谈不上舒适，更谈不上有什么隐私。这些都是互联网从业人员，分布在大大小小网络公司。
如果说西二旗是北京互联网行业的心脏，那这些人就是血液，日以继夜地流淌着，维持这颗心脏的搏动。
在 2016 年夏天，我也正式加入了这些人的队伍。公司离地铁站两站路，是一栋 8 层小楼。我入职时西服革履，衬衫笔挺，周围人却穿着短裤、拖鞋，淘宝款半袖上衣，女人们素面朝天，男人们面露菜色。我在电梯中鹤立鸡群，像个怪物。
这算是公司给我上的第一课。新鲜劲还没过，一个月后，公司又给我上了一课。
裁员来得毫无征兆。百十来人的部门最后只留下十几人，我入职职位是大区经理，还未上任就成了光杆儿司令。原先满满当当的楼层，瞬间变得空寥起来。几百个工位，只剩角落里亮着灯，露出几张面无表情的脸。
老大安慰我们：「你们不要怕，这只是公司的战略调整，只要我在一天，你们谁也不会被辞退。」老大说的没错，只是半年后，老大先行跳槽了。
有传言说，公司被资本市场抛弃了，目前入不敷出，靠着集团输血才勉强苟延残喘。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新概念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们就是前浪。
但等死终归不是办法。坐在会议室，老大郑重其事传达上峰指示——公司要增效。增效，就是加班。「当然，这不强制，公司只是建议。」他信誓旦旦，把「建议」两个字说得又慢又沉。十几个人面面相觑。
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礼拜工作六天，简称「996」。这个天才般的创意横扫各大互联网公司。我们早有耳闻，却没想到也会中奖。
一个月时间，我从割据一方的「大区经理」成了办公室中的小喽罗，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成了一礼拜工作七十二个小时的加班狂。每晚下班，随着人流走进地铁站时，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
我开始怀念在传统行业的日子，按时打卡上下班，周末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轻轻松松。想着想着就想辞职，可想到月底五位数的工资，和欠银行的巨额房贷，咬了咬牙，感觉自己还能坚持。
02
同样坚持的还有马寿。
我坐在七楼角落靠窗位置，马寿坐在我对面。办公室里大家都叫他老马，因为他年纪最大，三十七岁，刚毕业的小女孩见到他，总是踟蹰该叫「哥」还是叫「叔」。
老马住回龙观，公司向东几站地，十几平的卧室，月租两千。他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找了个同事同住，两个大男人同睡一张床，租金均摊。我们常常揶揄两个人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老马只能无奈地笑笑，最后说：「我跟你们不一样。」
老马自嘲没文化，他读的大专，毕业后做工人，在钢厂里抡大锤，一个月三千块。听说互联网赚钱多，就换了工作。原先到手一个月七千多，在老家过得美滋滋，不料一纸令下，行将不惑之年却成了北漂。
我问他：「老马，你自己来北京，老婆孩子呢？」
他从不正面回应：「男人是赚钱的耙子。女人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存钱看孩子。」
他又说：「渔，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马寿把孩子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十几张照片贴了满满一墙。小姑娘七岁，才上小学，高鼻梁，大眼睛，眉宇之间颇有老马的英气。老马露出自豪的神情：「我家姑娘汇集了我跟我媳妇一切优点，能不好看么？」
我们都知道老马想闺女，只是他从不承认。一次喝了酒，他扯着我袖子，扶着树，边吐边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媳妇没工作，都指着我养家。我回老家是舒服，谁赚钱呢？」听得我们一阵沉默。
我们其实跟老马一样，部门剩下的员工，最小的也已经二十九岁了，基本都成了家。一把年纪抛家舍业，来到北京做北漂。老马这一说还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互联网行业，还没人干到退休过。谁也说不清未来什么样，过一天是一天。年轻人无家无业不怕失败，中年人不一样，人到中年百事哀，上有老下有小，要赚奶粉钱，要还房贷，哪敢失业，只能忍气吞声慢慢熬着。
不过在北京漂哪有想着那么容易。没有房子，一个月七千也就勉强够活，为了能省下钱给家里，这些人把自己压榨到了极致。三餐都在公司食堂对付，出去宁可顶着大太阳，骑半个多小时共享单车也绝不会叫个滴滴。
饶是如此，一个月到头，也没剩下几个钱。雪上加霜的是，公司还不能足额发绩效。
03
互联网圈里流行一句话：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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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女，现在北京。
我从一个贫困县出来，整个县城比我们学校大不了多少。
在大四寒假，回去同学聚会时，桌席上，有人开始大谈追求：钱和女人。各种玩笑话开始像每年春晚的相声小品一样凑足了各种在网上被人说烂的段子。
我的一个同学。读书期间玩遍了中国，还考了托福，毕业之后去国外做了两年旅游，回国之后去了某著名旅游网站工作。回家时，邻里还问她工作是不是自己找的。
我英语一直都不好，在学校碰到留学生要与之交流基本上都是求助别人帮忙翻译。最近在看BBC的纪录片，在大城市，中学的数学都是英语教学。很多时候，能力上的差距很早就有了。我不太希望以后我的孩子和我一样。
我有些朋友喜欢同性，有几次我打电话回家和我爸说了这个事，我爸当时就说，离他们远点。我能够理解父辈。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在城市的包容。
很多那一瞬，我突然就觉得，到了北京，在大城市，我所得到信息资源，我的所见所闻，我的所思所想，已经与那个县城相去甚远了。有的时候感觉不是不回去了，而是感觉也回不去了。
去年回家，亲戚四邻追问工作问题谈朋友问题，当时因为找工作不甚理想。顿时觉得大城市大，多数压力来自工作，觉得人情冷漠。小城市小，多数压力来自世故，觉得无处可躲。
大约10年前，我曾在魔都遇到2个卖花小女孩。10岁左右的年纪，农村打扮，我在肯德基里吃饭，她们过来兜售卖花，我说我一个人买花干嘛？她们想了想，说，那你买给自己嘛，我说，我干嘛要买花啊？她们想不出来怎么回答，于是我说，要不我请你们吃肯德基吧。她们顿时一起欢呼说好！然后就把卖花的事完全忘了。然后两人滔滔不绝一直和我聊天聊到晚上10点。
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卖花小女孩是被人胁迫的，和讨饭一样。其实不是的，她们只是跟着村子里一对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来到魔都。亲戚是饭店的服务生，顺便每天进点玫瑰（蔷薇）发给她们去卖。其实她们也没啥指标的，也不会挨打。但还是很用心地一整天都在外面卖花，每天卖到很晚。吃的很简单（来了大半年没吃过一次肯德基），住的很拥挤，没有童年，没有玩具，没有漂亮衣服，远离父母家人，是不是听上去很凄惨？我问她们为什么要来上海，后悔不后悔，想不想回家。她们异口同声的说：不后悔。想家，但不想回家。很喜欢上海。
我问为什么？她们说，这里有高楼大厦，这里有地铁，天天（逃票）坐地铁，地铁上有电视，很好看，到处有广播，好多好看的广告，光是跟着地铁广播电视她们就认识了好多生字，有好多新奇的东西可看，亲戚有时会从饭店带回一些很好吃的剩菜，还第一次吃到了肯德基（我请的）。在家乡她们早辍学了，也没事情好干，天天无所事事。她们说，家乡什么都没有，不想回去。
她们唯一的遗憾，是自己的花没有花店的好，总是凋零地很快，要把外层的花瓣不断剥掉。她们说好羡慕花店啊。还说希望以后也能成为饭店服务生。
我想，为什么宁可挤在大城市里做底层，可能因为即使这样也比在家乡好吧，或者仅因为能看到那些一辈子也不曾见过的五光十色，这些足够给予人生活的希望与奋斗下去的动力了。（你说累成狗的人看不到希望？你知道这十年来农民工的收入翻了多少倍了么？）
因为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和霓虹闪烁让人仿佛有了无限的希望。
这种感觉在家乡的小城是没有的。
而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
2015.01.05更新 =====================================================
这么说是因为我的一个师兄，即将毕业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留在北京。
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北京好。
我继续问：好在哪里？他说，北京很繁华，有苹果旗舰店，有很多购物广场，文化产业发达，有很多演唱会、演出可以看。
我笑着说：要是工作了不定忙成什么样呢，哪有功夫去看，就算有时间那也很贵，再说你平时不是不看演唱会么。
这次他也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就是感觉这里什么都有，就算我现在不能享受，等我有钱有闲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是因为希望。
大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成功“样本”，人们看着那些社会精英在美好的享受生活，会产生一种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活的那样潇洒的感觉，抱歉我实在不忍心用错觉这个词。
要是连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理想的权利都没有了，相信很多人会受不了的。
公众号：吸奇侠。聊聊武侠传说、都市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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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辽源现在（是现在，2015年）只有一家肯德基，没有麦当劳，因为同时有两家就会全倒闭。（经人提醒，现在有两家肯德基了，不过好像还是没有麦当劳）。
小学二年级父母双双下岗，三年级父亲去深圳打工，我和母亲留在辽源，那时候我们住在东山上，想买点东西都要走下东山的那个大坡子，然后就是无比痛苦的拎东西上山，五毛钱一个人上山小巴不舍的坐，因为没钱，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我家有个摩托车，都不是汽车，因为汽车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我连想都不敢想。后来四年级时父亲挣了些钱，让我和我妈去深圳旅游了下，那是我第一次到深圳，我去了野生动物园，欢乐谷，世界之窗，我逛了万佳，沃尔玛。我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城市，原来世上有这么多的零食。我看到那些从小就生活在深圳的孩子，我羡慕到嫉妒，他们在我眼里就是生活在天堂里面，因为我父母当时的职称不够，我在深圳读书需要交很高的借读费，于是我还是要回辽源，走的时候我把着宾馆的门大哭着，我不想走，我要留在深圳，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爹流眼泪，回到辽源之后我妈拼了命的考职称（其实是提升学历，因为职称是和学历挂钩），终于有资格调进了深圳，后来我也跟着了深圳，初三的时候我家买了第一套房，那一晚我们全家人在房子里面跳啊唱啊，我笑的连力气都没了。现在我家四口人，有三辆汽车，我爱深圳，我感谢深圳，我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深圳实现了。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刚到深圳的时候连空调都没有，只有一台别人不要的风扇，但他们为了我忍了下来，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跑回老家去，继续过那种领救济金和低保的日子。（当时我妈他们医院我知道的大概出来了三四十个医生，80%都忍受不了最开始的日子跑回老家了）
题主，在大城市如果你有能力，工资低只会是一时的，但在小城市则有可能是一世的。
因为家乡有种种不公平，官二代和富二代摘了他们的果实，比如说县教育局长的儿子直接进了税务局上班，乡长的外甥承包了乡里的某个果树林，村委书记的女儿在县里凭关系当了教师。
而北上广的不公平太高端了，他们甚至接触不到。
谁凭关系当了中石油的副董事长，最高法院副院长或者承包了中国卫星、高铁项目，这和他们没有交集。
滴滴砸钱挤黄了一家共享单车，央行不断对第三方支付出招，某某vr抄袭了另一家的产品，这些不公平和他们无关，某企业凭关系拿到了商务部进出口某品类独家许可，某留学中介垄断了澳洲游学签证申请他们没听说过。
他们只能想到他们家的果树被别人承包了，他们考教师和税务局编制没考上。
北上广被逼走的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二线城市逼走的是小微企业。
三线以下城市和县乡逼走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争口气，不能就这么回去。」这个想法，我想是很多背井离乡外出的人，都曾经有过的信念，无论是出国还是在国内。我是李淼，热衷于研究真实罪案。今天的要说的这个案件不是发生在中国，但和题目异曲同工。
在中产梦的吸引之下，宋扬远赴美国务工，为了能扎根美国竭尽全力。可以说宋扬是典型的「工资不高，也要拥挤在大城市生活」，我们看她的故事也许能从中看到一些原因。
宋扬的身份有些复杂。
在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之后的今天，她的许多信息都已经被亲属和美国媒体、当局报了出来。而正是由于这些信息的公布，才让我能够更加全面地，也更加复杂地开始了解她的这一生。
1979 年，宋扬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家中务农。她从小便显示出了好强、敢闯荡的精神。
18 岁从职高毕业之后，她先后在沈阳、大连等地打工。在 2000 年前后，由于逐渐深入的国企改革，使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大量从原本的老国企中精简下来的下岗人员，而东北地区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让打工者彼此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而同时，另一条「出路」也开始慢慢形成，这就是「出国打工」。
出国打工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其实是与八九十年代较早出国谋生的「新移民」们逐渐在国外站稳脚跟有关的。当这个新移民阶层通过在美国打工逐渐积累起了第一笔财富之后，他们开始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的人工成本这么贵？」而很快，他们便想到了那些远在故土，挣着仅相当于国外 10% 左右的时薪的劳动力们，或者说，乡亲们。
于是，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开始被招募、聚集，用旅游、商务访问、留学等等的签证，成批地飞往日本、美国、欧洲，落地后便被派往那些制作成衣、箱包、水产品的工厂里，开始了他们的「海外打工」生涯。
只有 19 岁的宋扬，当时也成为了被招工广告吸引来的，众多期望去挣大钱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在工头的组织下，她和一批来自中国的工人们一起来到了塞班岛，在岛上的一家成衣工厂里做工。
塞班岛曾是一个旅游胜地，而它鲜为人知的一面是，这里也曾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天堂。
1978 年，塞班及周边岛屿组成了「北马里亚纳群岛邦联」，以自治领的形式并入美国联邦领地。而美国为了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对该地区出台了两项政策：其一，在塞班及其他周边岛屿可不必遵守美国的移民管理措施；其二，岛上不用维持美国政府所公布的社会最低工资。
而到了 1986 年，塞班岛正式并入美国领土，但这两项政策依然实行。于是大量来自美国本土的资本涌入塞班，在这个岛上建起了大量的成衣工厂，并且从附近的菲律宾、越南、中国雇来了大量的劳工。宋扬便是其中的一名女工。
在塞班的成衣行业的鼎盛时期，岛上总共有超过 18000 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女工，本地人仅为 1800 人不到的水平。成衣工厂的工资，在当地人眼里看起来，要比在酒店、度假村这些旅游业的工资低很多，而且辛苦。然而对于那些不会英语，没有专业技能的大量中国女工来说，这份工资已经比她们在国内打工要赚得多出很多倍了。
宋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家中为她出国所借来的几万元债务还清了。2 年以后，她说服了自己还在国内上高中的弟弟宋海辍学来塞班岛，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宋海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为自己拼下了一间纹身店。
2005 年，北马里亚纳邦联的政府财政预算为 2.2 亿美元，而来自成衣制造业的税收收入为 0.7 亿美元，几乎供应了岛上开支的 1/3。
然而，在这一年的 1 月份，随着关税总协定（GATT）的到期，世界贸易组织认定美国政府在塞班及周边岛屿所实行的「不执行最低工资」政策，被认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始对原材料征收惩罚性关税，直至其工资水平回到美国统一标准。
消息一出，岛上的成衣工厂纷纷表示准备关门 —— 原本将大量原料送往岛上进行加工的服装企业们，所看重的就是岛上的超低人工成本。一旦这一优势消失，企业自然难以存活。
岛上的 1.8 万成衣工人的生存，立刻成为了问题。而宋扬也是其中之一。
而与之相对的是，岛上政府却坐视了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发生 —— 因为原本这些人就不是岛上的居民，也不是美国公民。对他们来说，与其去思考如何安置这些工人，倒不如等她们自生自灭比较轻松。
宋扬在这一时间前后失去了工厂的工作，并且看清了作为成衣工人，很可能未来的路会越来越窄。
顽强的她开始为自己谋求到了新的生路：她选择了在岛上留下来，和一名越裔华侨共同经营餐厅。
宋扬所认识的这名越裔华侨，名叫周章，比她大 40 岁。周章祖籍中国，几代人前为躲避清末战乱而居家下南洋，来到了南越的西贡（现称胡志明市）。而他年轻时，由于越战而从南越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在纽约打工。在七十年代，他离婚之后搬到了关岛，赶上在日本经济泡沫膨胀期，大量日本人前往塞班、关岛、夏威夷的旅游热潮，随后他在塞班开起了自己的越南餐馆。
宋扬投靠老周，我说不清究竟是真的在感情上对他心有所属，还是仅仅出自于客观上的安身的需求。但她的这一决定，不仅让和她一起来到塞班打拼的一众姐妹们感到过于大胆，更在家中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但宋扬没有后悔。
塞班岛上的成衣工业开始迅速萧条之后，岛上的政府为了吸引新的财源，于是投入大量精力，开始吸引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游客。而借此机会，宋扬和老周的餐厅生意变得开始红火。2007 年，她和老周正式登记结婚，并且还在繁华的 Garapan 开办了第二家，规模更大的餐厅。为了开这个餐厅，她们将老餐厅的资产抵押给银行，拿到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贷款。而野心越来越大的宋扬，干脆像滚雪球一样，在塞班一口气铺下了多家餐厅。
此刻的宋扬无疑是幸运的：2009 年 2 月，塞班岛上的原有 37 家成衣企业，包括 Gap、李维斯、A&F、Tommy Hilfiger 等等，已经全部停产关门，生产设备被移至其他国家的工厂，人员就地遣散。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宋扬及时地做出了抉择。而宋扬的家人，包括她的母亲石玉梅，以及小她 3 岁的弟弟宋海，都开始对她转变了看法，接纳了她和她的那名「老丈夫」。
为了应对过量非法滞留境内的失业工人，美国政府在 2009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接管了塞班岛的移民管理工作。很多人以为，美国会像先前接纳夏威夷、关岛的居民那样，直接给与岛上的居民们（包括这些已经工作了数年的失业工人）美国国籍，或是永久居民权（绿卡）。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在你准备最不充分的时候到来。
2011 年 3 月 11 日，太平洋西北部的日本东北地区海岸发生了 9.0 级地震，随即发生了海啸。这一灾难使日本前往塞班旅行的人数骤减，塞班岛上的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伴随着旅行团的减少，以接待旅行团为主的大餐厅们陷入了经营困难的状态，而宋扬和老周也不得不低价变卖各家餐厅，用来偿还贷款。
其实在当时，如果让老周申请个人破产的话，宋扬也许还能拿回一笔钱。然而当时，她想到的是准备东山再起，毕竟因为自己只有 30 岁出头。
在经营惨淡，不得不出售资产的这段日子里，弟弟宋海选择了回国，并且在 2013 年春天结婚。作为姐姐，宋扬也回国参加了弟弟的婚礼。而在回国之前，她已经和老周安排好，彻底从塞班迁回美国本土，从纽约重新开始。
这时宋扬 34 岁，老周已经 74 岁。
2013 年 4 月底，宋扬来到了纽约，她的第一处落脚点，就是在华人圈中极为出名的法拉盛。她带着不服输的劲头，想要从法拉盛重振旗鼓，却没想到这个最初的落脚点，却也是她生命的终结点。
法拉盛（Flushing）位于纽约的皇后区，紧邻拉瓜迪亚机场，交通方便，是纽约的四大商业中心区之一，也是距离市中心曼哈顿最远的人口稠密区之一。然而，给这一地区带来活力的，却是从 80 年代开始逐渐聚居此处的华人。
法拉盛就像是 10 年前的国内二、三线城市的街区：商户几乎没什么规划，盘根错节地挤在繁华的主街道上，从餐饮到移民办税的招牌堆砌在从底商到楼顶的每一个窗口，KTV 里不断飘出国内也在流行的歌声，店面里的服务员们聊着微信刷着抖音玩着微博。一切都让这里看起来会让新来的人产生出一种「美国纽约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宋扬来这里的时候，身上还是有一点积蓄的。这是她和老周从塞班「撤退」之前，留下的最后一点家底。老周比她提前到达了纽约，在法拉盛的 41 街，紧邻铁路的地方租下了一间房子，作为两人的住处。
然而对宋扬来说，这个落差可是有些大了：在塞班的时候，她是好几家餐厅的老板娘，有自己的房子和车，虽谈不上有多风光，但也至少是个中产阶级。到了纽约，她一没房二没车，更没有自己的产业，养家糊口立刻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而老周毕竟已经 74 岁，早就没有了能「再努一努力」的劲头。
一门心思还是想开餐饮的宋扬，去打听了一下法拉盛的店面租金，最小的餐馆月租也要接近 1 万美元，这对她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经验丰富的她决定，先不贸然出手，在这里打一段时间工，摸清了周遭的情况再说。
宋扬没有直接开餐厅的另一原因是，她此时并没有能够在纽约开餐厅的「合法身份」。
按照美国的法律，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或者拿到了绿卡（永久居留权），或是持有投资移民签证（E2 签证）的人，才有资格在美国开办企业。
而宋扬的情况是，她嫁给了老周，而老周持有的却是「外岛公民身份」，不算完全意义上的美国公民，因此无法用婚姻关系直接拿到绿卡。她能做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申请「绿卡持有人的配偶」，也就是 F2A 签证，要么把自己在塞班岛时的身份转正，自己也变成「外岛公民身份」。
只有身份转正之后，她才有资格开餐厅。
留下来，可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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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像我这种一没家世二没人脉的人，回了小县城就会被子继父业，女续母班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小学同学一辈子踩在脚底下，一辈子别想超过他们。
在大城市，起码留得住尊严和耐心，还有一颗要超过他们的野心。
说到底，既然出来了，老子就没想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