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被称为最神秘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因为它拥有独立的「法规」,并以这种「法规」为准绳,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 1.从《华为基本法》说起
任正非从 1987 年创办华为开始,崇尚毛泽东思想,采用「狼性竞争」,励精图治,最终让华为成长为国际化的企业。这是任正非的骄傲,也是华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将华为打造成一支狼群一般精悍的团队,公司管理的系统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以及对实用理论的应用等,都可视为重要原因。若追本溯源,则要先从《华为基本法》说起。
华为被称为最神秘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因为它拥有独立的「法规」,并以这种「法规」为准绳,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
与世界历史上的很多宪法和法律一样,成文规定在最终确定之前,总是以固有的「从众行为」和「认同价值」为标志。
华为在 1987 年刚诞生时,只有 7 个人,创业资本不足 3 万元,且多是东拼西凑而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华为扶摇直上,跻身于通信企业「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行列,并在市场竞争中令国际巨头胆战心惊。自此,很多员工将华为视为可以施展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新天地。
随着华为员工数量的逐渐增多,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任正非深切地感受到,如果只采用创业初期相对民主的管理方式经营,不仅不利于华为团队的整齐划一,而且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在 1998 年之前,任正非就一直希望能够出台一套属于华为自己的「法规」,以提升整个团队的作战能力,将华为这个庞大的组织变得更正规。
企业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本不算稀奇事,可迄今为止,如《华为基本法》一般制度完备、赏罚严明而又颇具国家宪法色彩的企业规章却着实是凤毛麟角。在中国的企业中,华为能开创先例,在于任正非一贯奉行的军事化管理。
在华为初创阶段,为了让公司拥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任正非一再警示大家不得随意对外发表个人见解,以免泄露公司机密,或是酿成对华为的不利影响。此刻的华为,在「闭关」中默默耕耘着,蓄积着能量。
外界对于华为的「保密之举」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华为却在客观上保住了其内部独一无二的经营机制和管理特征,为「基本法」的草创奠定了环境基础。
华为把信息封锁得很严,哪怕是已经离职的员工也不会轻易对别人透露华为的任何信息,在职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会「隐姓埋名」。
这种闭合管理,不但为华为在技术研发上的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也让华为文化和华为精神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得以培育。任正非曾自豪地说:「华为经历了 10 年的努力,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企业的行为逐步融合,形成了闭合循环。因此,它将会像江河水一样不断地自我流动、自我优化,不断地丰富与完善管理。」
华为独特的企业精神在任正非的传递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到 1997 年,华为的事业发展到一个小高峰之后,任正非觉得是时候以「具象」的方式体现这种精神了。
这一年,任正非正式开始设计和拟定相关的管理「法规」。凭借着在前几年打拼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辅之以中国人民大学管理顾问的参与,《华为基本法》这一 6 大章、103 条的「华为宝典」宣告诞生。这也是中国现代企业中最规范和最全面的一部「企业法」。
在这部「基本法」中,不论是华为企业的发展战略的设定规划,还是华为产品的技术研发,抑或是华为人力资源的管理配置,以及华为组织部门的建立健全等均有提及,可谓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现代企业管理精粹,意义非凡。
在拟定「基本法」之前,任正非给众多起草专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愿望:「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任正非巧妙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和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解释企业思想和企业发展的关系。企业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固定化的处理,形成了一种「华为模式」的动力机制。专家们对此无不钦佩,都觉得这个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企业老总前卫、敏锐而又不失理想主义的灵魂。
当「基本法」问世以后,任正非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也体现于洋洋洒洒的文书中。为了避免「中华有为」信念流于空谈,任正非建议专家在「基本法」的第一章第一条中就提出华为的崇高目标——让华为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级的领先企业。华为的每一名员工也无不在这个大目标的激励下积极进取、力争上游。
在「基本法」的第一章第一条中,任正非如是阐释:「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可见,任正非的「世界级领先企业」的梦想绝不是一种空谈,有着务实作风的他只想着通过努力得偿所愿。
信息服务业在当今时代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行业,可以推动企业在有形产品上的广泛销售,也能直接化作市场空间的力量,赶超传统的硬件设备的市场价值。不过,在「基本法」的开篇,任正非却偏偏避开「信息服务业」的追求,这是因为他意识到:随时保持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企业方可进步。
回想当初,任正非被骗了 200 万元之后建立华为,只是为了「活下去」,他不曾想过会有如今的成就。而今,华为事业如日中天,这让越来越多的员工滋生出盲目乐观的懈怠情绪,任正非于是才故意不提信息服务产业的开创,只强调竞争压力在客观层面的意义。
除了设定远大的目标,作为企业的灵魂——价值,也在「基本法」中予以明确定位。起初,专家们在第一份草拟的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对「价值」内涵的定位,但仍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为基准。与时俱进的任正非并不赞同,他派遣孙亚芳去北京当面向那些专家阐述自己的想法。
孙亚芳在北京新世纪饭店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各位学术精英会面,双方就有关「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展开商讨。孙亚芳将任正非的观点和盘托出:「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资产使得金融资产苍白无力。按劳分配要看你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按资分配正在转向按知识分配。」任正非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基本法』应当把创造企业价值的几大要素分离出来,每种要素的分配机制要说清楚。」最后体现在「基本法」中,转化成这样的论述:「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
有了理想的指引,有了价值的衡量,在任正非的主导下,《华为公司基本法》很快进入了实践层面的考察与测评阶段。
2.一波三折
《华为基本法》自从 1997 年问世之后,便引发了中外商界和广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基本法」的诞生,据说能引导华为在 8 年时间里赶超任正非一直仰慕的美国 IBM 公司。
任正非为了让华为前进的速度更快,在出台了「基本法」后,马上着手人力资源调研。这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由华为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张建国承接。张建国不但举双手赞成「基本法」,而且常常亲赴香港,多方咨询那里的著名企业。通过取经,他认为具有美国背景的 HAYGROUP 公司可以在薪酬体系方面为华为带来一些必要的启示。
HAYGROUP 公司很爽快地答应帮助华为,张建国为了尽「地主之谊」,马上在深圳动员了十几位资深人士配合。当天,从香港去往深圳的轮船晚点了,原计划好晚上 9 点到达深圳,实际上晚了一个多小时。可张建国不在意,因为 HAYGROUP 公司的专家们为华为制订的改革方案通过了,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崭新的薪酬考核方案,将大大帮助华为协调人力资源,并能让整个「基本法」的执行更加有效,涉及面更为广泛。
但是,经过实践之后发现,这部在理论上几乎完美的「基本法」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继续修改、完善。比如,在对员工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规定中,「基本法」认为:「员工有义务实事求是地越级报告被掩盖的管理中的弊端与错误。允许员工在紧急情况下便宜行事,为公司把握机会、躲避风险以及减轻灾情做贡献。但是,这种情况下,越级报告者或便宜行事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不难看出,基本法一方面鼓励员工「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以「善后处理」的捆绑方式束缚着员工的积极性。这等于说「你可以在着火的时候救火,但是自己要承担被烧死的责任或者对火灾的损失承担责任。」
「基本法」在公布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得到广大华为员工的一致认可。任正非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和局限,他觉得单纯仿效 HAYGROUP 公司提供的薪酬考评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想让「基本法」变得更加完善,应当多向几家国际化公司取经。
1997 年底,任正非再次亲自出马,访问了美国的休斯公司、IBM 公司、贝尔实验室以及惠普公司。在与这些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进行接触时,他开始意识到:华为的「基本法」之所以不能迅速深入人心,并不在于法理精神的虚空,而是语言模式不成系统。不仅容易让内部人产生误会,而且不能同全球化的大型公司进行更为体面的交流。
此外,「基本法」虽然重视对「价值」的核定,却没有在具体流程中对「价值尺度」展开评审和奖励。后来,参与草创「基本法」的专家之一吴春波教授透露:「『基本法』当时的局限性很明显,关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流程和客户方面的问题都提得很少」,「『基本法』对华为成长和发展的实际效果可能远没有它给华为创造的品牌效应和对中国其他企业带来的启迪价值大。」
当时华为在 IPD 和 ISC 流程的学习上已经初见成效,任正非本人也有条件花费巨资引进以 ISC 为代表的供应链和产品开发软件。为了进一步弘扬「基本法」的法理精神,他聘请了德国国家应用研究院的质量管理顾问、普华永道的财务顾问等多方专家,不厌其烦地多角度审计法理体系。
1998 年,经过反复修改的《华为基本法》以崭新的面貌再次亮相于华为人面前。加之 IBM 公司在 IPD 方面的咨询帮助,「基本法」宣布将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取代传统时期以部门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这促使「法理价值」在华为体制内进一步确立。单是这一项咨询建议,任正非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因为这一项咨询建议能够最大限度地完善「基本法」,并有着振兴整个华为的潜力。
经过完善,「基本法」是否就完美无瑕了?严谨的任正非仍然不敢掉以轻心。2003 年,任正非为了验证「法规」的完善度,聘请 IBM 公司的专家以 TPM 的评分方式为华为打分,以此来验证「基本法」为华为究竟带来了多少贡献。这种评分方式以 5 分为满分。根据 IBM 公司专家们的经验,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具有真正的高效管理规范,TPM 的平均分值至少要保证在 3.5 分之上。
IBM 专家们的测评结果最终揭晓,华为的平均分只有可怜的 1.8 分。尽管任正非并不奢望分数在 3.5 分以上,毕竟当时华为的人均工作效率只相当于国际一流公司的 40%,但他没想到分数会低成这样!他心里的预期是超过 2.7 分,这算是本年度的胜利。毋庸置疑,测评的结果无异于当头棒喝。
为了提升分数,华为继续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朝着以客户为核心、成本最低的集成供应链的方向努力。
可喜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时间,2004 年的华为,平均分就提升至 2.3 分。虽然和 3.5 分这个标准尺度相比仍有距离,但华为的发展和进步是显然的。同时,任正非始终关注着经济形势和社会文化的巨变和转型,借此不断革新基本法中的相关内容。
2006 年,华为的「基本法」经过再度修订,增加了华为产品研发和战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的新内容,并着重以「聚焦客户关注的挑战和压力,提供有竞争力的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奋斗使命。
随着《华为基本法》的修改完善,它在华为发挥出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大,华为因此逐渐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法理的指引下变得更加「正规」,能为任正非实现「中华有为」的梦想保驾护航!
3.华为的向「前」看与向「钱」看
任正非带领的华为,能在世界通信市场激烈的角逐中屡屡夺魁,除了研发和管理上的巨大投入,还得益于其卓越的经营管理理念。
任正非一面督促着尽快出台属于华为的「基本法」,同时又在经济管理上加大改革力度。他非常欣赏出自西门子全球总部人事副总裁高斯之口的一句话:「我们西门子这么大的公司能够凝聚在一起,凝聚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钱,二是人力管理。」
西门子是华为的老对手,但对这位老对手任正非是心怀敬佩的,尤其在战术上格外重视。高斯的话对他很有启发性。
任正非在统帅华为的数十年里,做的事情大致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强化法制管理、打造经济体系、整顿人力资源。
强化法制管理,这一点从「基本法」上就可以看出,而打造经济体系更像是一项长期工程。
企业的经济体系,无非就是员工和领导的薪酬待遇体系。在人力资本的薪酬化建设过程中,任正非将「知识」介入其中,提出了「知本为上」的原则。所谓「知本为上」,就是要以知识为根本,以知识的力量创造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并要以产品的更新换代来反哺知识。对此,任正非曾表明了自己无比坚决的态度:「坚持人力资本的增值大于财务资本的增值。」
在企业中,薪酬福利待遇是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薪酬体系合理与否,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当然懂得「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道理,而建设合理健全的薪酬机制,如同用兵打仗一样,统帅的智慧往往对战役的成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华为创办之初,任正非就致力于健全华为的薪酬体系。他一心要向「前」看,可是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向「钱」看。
任正非将华为最初的薪酬分为基本工资、福利待遇、加班费用、绩效奖金、岗位补助以及公司股票等,其中基本工资、股票、绩效奖金占到 80% 左右。任正非知晓,只有在待遇上让员工无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在工作上全力以赴。为员工涨工资时,他从不吝啬,几十元或百余元的工资增加幅度都不是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企业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可是华为因为重视薪酬体系,员工只要多干活,就能多吃「肉」,这使得华为员工的工资起点高于巨龙、大唐、中兴等国内同行。
1992 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李一男听说,华为骨干级别工程师的收入有可能超过西方国家小康之家的收入。他不禁怦然心动,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华为实习,后来做了工程师以后,他相信了早前听说的一切。
曾是华为灵魂人物,地位仅次于任正非、孙亚芳的李一男,为华为带来了诸多效益,而早先他做这一切的动机只有一个——钱。毋庸置疑,他的这个「动机」在华为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报。
任正非理想远大,但在薪酬管理过程中却十分现实,他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李一男在 2001 年脱离华为以后,存款早已超过数千万元了。华为的其他高层管理者和技术骨干中,只要坚持在华为工作十几年,身家过千万者足有百人之多,身家在几百万的更是不胜枚举。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即便是华为这种对员工极具诱惑力的公司,也不可能让所有员工永远停留。老员工因种种原因离去,公司需要继续发展,就得陆续招聘新人。为了让更多精英留在华为,任正非在薪酬上屡屡发力。
从 1996 年开始,任正非为了让更多海外归来的技术精英来到华为,承诺年薪不少于 10 万美元。海归们不曾想到,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国民通信市场中还能有人放出如此「狠话」。就这样,任正非很顺利地招聘到不少海归人士,他们成为华为的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工程师。
在工作上,任正非绝对做到了「论功行赏」。研发人员和工程师们的工作越出色,他们的薪金奖励也就越多。一位专门研发芯片的工程师因业绩突出、经验丰富,刚进入华为的时候年薪就是 40 万美元,而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随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增大,他的年薪猛增至 50 万美元。
1998 年,中兴的掌舵人侯为贵感觉到了华为的威胁渐渐逼近,为了抢夺人才,中兴决定在当年 11 月进入清华园进行大规模人才招聘。可他没想到的是,华为早在当年 10 月 27 日就捷足先登,以高薪酬吸引了大批清华精英。侯为贵顿感遭到了任正非的「暗算」,令他更无法接受的是,先前很多与中兴打好招呼或完成签约的人,陆续转投到了任正非的麾下。
在华为面前,中兴吃了「哑巴亏」,巨龙、大唐等其他同行也心有余悸。
2000 年,华为从北京转战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招聘会,声明「月薪不低于 4500 元」,这让该校的学子怦然心动。通过南开大学的这次招聘会,华为的人才队伍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这一年里,华为有了更为具体的基本薪酬标准:学士学位的员工,月薪不少于 7100 元;双学位的员工,月薪不少于 7700 元;硕士学位员工的月薪高达 8000 元,博士生则过万。除此之外,每一名员工都能享受到不少于 10 万元的年终分红。以当时深圳的工资水平衡量,华为的这个薪酬标准高出了深圳一般企业的 15%~20%。
2002 年,受制于国际市场上「战线」过长,华为的薪酬待遇有所下降,但仍守住了一个基数:新入职大学本科生基本月薪是 5000 元,研究生以上学历则在 6000 元以上,同时保证绩效奖金上不封顶。
一位辞职的华为员工曾透露:「华为对技术开发人员的确很够意思,像我 1995 年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开出了 6500 元的月薪。后来慢慢涨到了 12000 元,加上其他的补助,拿到手上的数字还要高一些。」
任正非对待已经确定离职的员工一视同仁,即便是该员工准备离开,待在华为的最后一年,他也会以一大笔分红作为「散伙」的礼物。
华为就是这样,屡屡通过向「钱」看的策略在人才市场上出奇制胜。由此,华为也实现了让全体员工一致向「前」看的目标。
4.独特的「薪酬激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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