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雇凶者死刑、杀人者死缓?——评“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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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峤是雇凶者，未亲自实施杀人行为，却判了死刑；而曹泽青、张晨光亲手杀死了李某月，却只判死缓，为什么？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本案涉及的主要是雇凶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因我从事多年死刑核准工作，今天谈谈个人看法。
雇凶犯罪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共同犯罪更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雇凶者作为犯罪的“造意者”，其对案件的发生负有直接和更主要的责任，只有依法严惩雇凶者，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对于雇凶杀人、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一般不宜同时判处雇凶者与受雇者死刑。
雇凶者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但参与了共同犯罪的策划，实施了具体组织、指挥犯罪行为，也可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比如雇凶者在雇请凶手后，与受雇者一起，对具体实施犯罪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组织、分工，有的还在实施犯罪后进行接应，帮助受雇者出逃等。这样的雇凶者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非常之大，可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本案洪峤正属于这种情况：“洪峤系犯意提起者，并实施具体组织及指挥行为，提供相应资金和部分作案工具，设计诱骗被害人李某月至案发地，提供李某月的行程信息，罪责最为突出”，所以，在当前“一命偿一命”的政策背景下，宜判雇凶者死刑，留其他人一命。
从上述判例可以看出，雇凶杀人基本上必死无疑。别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一旦杀手被抓，杀手为了保命，迟早会把雇凶者供出来。如果真有什么死结，憋的比死还难受，不如约出来打一架。即使把对方打死了，也因激情杀人或因民间纠纷而起，尽力赔偿后或有可能免于一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建议还是做个遵规守纪、气定神闲、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良民吧！

【正文】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今日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洪峤是雇凶者，未亲自实施杀人行为，却判了死刑；而曹泽青、张晨光亲手杀死了李某月，却只判死缓，为什么？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本案涉及的主要是雇凶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因我从事多年死刑核准工作，今天谈谈个人看法。
一、案情

2022年9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上诉人洪峤、张晨光、曹泽青故意杀人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2020年7月初，上诉人洪峤因与女友李某月（被害人，殁年21岁）在恋爱交往过程中发生矛盾，遂邀约上诉人张晨光、曹泽青帮忙杀害李某月并制定作案计划。洪峤事先设计诱骗李某月购买7月9日的机票从江苏省南京市前往云南省景洪市，并提供资金和部分作案工具，带领张晨光、曹泽青多次演练杀人方法并交待作案细节和定时汇报等要求，指使张晨光、曹泽青从南京市乘机提前抵达景洪市至商定的作案地点勐海县普洱茶公园，购买铁锹预先挖好土坑。当日21时许，李某月被诱骗至作案地点，曹泽青、张晨光将李某月杀害并掩埋。
二审认为，上诉人洪峤、张晨光、曹泽青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三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洪峤系犯意提起者，并实施具体组织及指挥行为，提供相应资金和部分作案工具，设计诱骗被害人李某月至案发地，提供李某月的行程信息，罪责最为突出；张晨光、曹泽青与洪峤共谋，具体实施杀人行为，共同致李某月死亡，罪责相当，三人均系主犯。洪峤无视他人生命，作案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翻供否认指使杀害李某月，毫无悔罪之心，应依法惩处。张晨光、曹泽青在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小于洪峤，且具有坦白情节，判处二人死缓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作出前述裁定。
二、为什么判雇凶者死刑，而判杀人者死缓？

雇凶犯罪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共同犯罪更大，应当依法从严惩处。雇凶者作为犯罪的“造意者”，其对案件的发生负有直接和更主要的责任，只有依法严惩雇凶者，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对于雇凶杀人、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一般不宜同时判处雇凶者与受雇者死刑。对于案情特别重大，后果特别严重，确需判处两名以上被告人死刑的，应严格区分多名受雇者的地位、作用，根据其罪责和犯罪情节，可对雇凶者和其中罪行最严重的受雇者判处死刑。雇凶犯罪情况十分复杂,有的雇凶者授意不明；有的雇凶者明确授意伤害，而受雇者却实施杀人；有的连环雇凶等等。对此，必须严格区分罪责，准确适用死刑。
1.雇凶者是罪行最为严重主犯的情形

（1）雇凶者不仅雇佣他人犯罪，且与受雇者共同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即使雇凶者不是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责任人,致命伤不是他造成的,也可认定雇凶者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因为雇凶者不仅提起犯意，雇请凶手，还与受雇者一起，直接实施具体的杀人、伤害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最大，应当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2）雇凶者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但参与了共同犯罪的策划，实施了具体组织、指挥犯罪行为，也可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比如雇凶者在雇请凶手后，与受雇者一起，对具体实施犯罪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组织、分工，有的还在实施犯罪后进行接应，帮助受雇者出逃等。这样的雇凶者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非常之大，可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本案洪峤正属于这种情况：“洪峤系犯意提起者，并实施具体组织及指挥行为，提供相应资金和部分作案工具，设计诱骗被害人李某月至案发地，提供李某月的行程信息，罪责最为突出”，所以，在当前“一命偿一命”的政策背景下，宜判其死刑，留其他人一命。
（3）雇凶者雇佣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的，雇凶者为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如果雇凶者雇佣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毒杀害被害人的，无异于将未成年人当作犯罪工具，可以视为雇凶者单独杀人，当然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如果雇凶者雇佣已满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伤害犯罪，我国刑法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应从重处罚，不管雇凶者是否直接实施具体的杀人、伤害犯罪，都应视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4）多名受雇者地位、作用相当，责任相对分散，或者责任难以分清的，雇凶者应对全案负责，可认定雇凶者为罪行最严重的主犯。
2.连环雇凶的罪责区分问题

连环雇凶是雇凶犯罪更为复杂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如果居间雇凶者与主雇感情深厚或有相互利用关系，积极主动筹资雇人，出谋策划，并有提供犯罪工具等行为，一般应认定居间雇凶者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对于那些转手赚钱的，一般不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可将主雇或者直接致被害人死亡的受雇者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3.受雇者是罪行最为严重主犯的情形

（1）雇凶者只是笼统提出犯意，没有实施具体的组织、指挥行为，而受雇者却积极、主动地实施杀人、伤害犯罪。对这种受雇者就可认定为罪行最严重的主犯。这种情形，受雇者与雇凶者一般都关系密切或有共同的利益，如朋友、亲戚或生意上的伙伴等，雇凶者告诉其要“教训”某人时，受雇者则积极实施杀人、伤害行为。当然，也有的受雇者是为了尽快得到佣金，直接实施杀人。
（2）受雇者是军警人员，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罪行极其严重的。这些人员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往往利用职权作掩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仅使案件的侦破难度加大，而且严重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般应认定这类受雇者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3）受雇者明显超出雇凶者授意范围，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因为实行行为过限，造成更严重危害后果的，应当以实际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雇凶者明确提出不要致人死亡，而受雇者超出这一授意范围，积极实施杀人行为的，即受雇者实行过限。这种情况，受雇者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4.受雇者实行行为过限的认定

如何判断受雇者实行行为过限，实践中可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雇凶者明确授意伤害，而受雇者却实施杀人行为的。一般情况下，应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如果雇凶者虽然事前明确授意是伤害，但实施犯罪时到了现场，雇凶者对受雇者超出其授意范围的杀人行为予以鼓励或者默许的，不应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如果雇凶者对受雇者超出其授意范围的杀人行为进行制止、劝阻或设置障碍，而受雇者执意杀人的，应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
（2）雇凶者只是笼统提出犯意，没有具体实施犯罪行为。如雇凶者使用“教训”“摆平”“整他一顿”等模糊性语言，进行授意。此种授意往往包含着多种意思，一是轻伤害，二是重伤害，三是死亡，四是概括性的故意，即伤害、死亡都在雇凶者的故意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仅从语言上判断雇凶者的授意内容，是非常困难的。要结合雇凶者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性质、授意的场合，授意作案的时间、地点，以及事后对犯罪后果的态度等方面综合判断。如果雇凶者与被害人矛盾较小，一般可判断其授意伤害，受雇者杀人的，可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如果雇凶者与被害人有很深的矛盾，其事后对被害人死亡持默许态度，资助受雇者逃跑，就可以考虑认定受雇者的犯罪结果是授意范围，不属实行过限。又比如，雇凶者授意被雇者在黑灯瞎火的深夜，趁被害人路过一偏僻的树林不备，用木棒打被害人一顿。结果，被雇者因看不清楚，朝被害人头部击打几棍，致被害人死亡。这种情况就可以认定死亡包含在授意范围之内。因为在看不清的情况下，用木棒朝人打一顿，很有可能致人死亡。
（3）雇凶者虽然笼统提出犯意，但其参与了犯罪前的策划和准备，应当从策划内容及准备的犯罪工具等，判断雇凶者的故意内容。如果可以判断雇凶者是伤害故意，而受雇者杀人的，应当认定实行过限。如果可以判断雇凶者是概括故意的，一般不能认定实行过限，但受雇者积极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且杀人手段残忍的，可以认定受雇者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如果雇凶者提供砍刀、枪支、炸药等足以致人死亡的作案工具，可以判断其具有杀人的故意。
（4）雇凶者虽然笼统提出犯意，并参与了犯罪的实行行为，但在犯罪过程中，对受雇者的杀人行为进行制止，受雇者不听制止，执意杀人的，应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受雇者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
三、其他典型的雇凶杀人案件

案例一：被告人连某故意杀人案（只判雇凶者死刑）

（一）基本案情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连某通过周某文（同案被告人）认识梁某联（同案被告人）。1999年3月，连某因其公司拖欠被害人周某某所在的贸易公司250万港元的贷款，被周多次追讨而起杀周之意，遂以人民币25万元雇请梁某联和梁某盛（另案处理）杀死周某某。同年4月28日，周某某再次向连某追讨欠款，连某假允次日还给周某某人民币50万元并叫周来顺德收钱，随后通知梁某联、梁某盛准备作案。4月29日晚11时许，梁某联、谭某韶、何某权各持刀朝周的背部、手部等处猛砍致其轻伤。事后，连某分三次叫周某文共送人民币6万元给梁某联、梁某盛作酬金。
2000年9月，连某因欠被害人何某光人民币50万元，被何多次追讨而产生杀死何的歹念，遂再次以人民币5万元雇请梁某联杀死何，并提供了何的厂址、家庭住址、体貌特征、所驾车辆类型及车牌号码等情况。梁某联纠合周某文、甘某强（同案被告人）多次窜到何某光出入的地点进行踩点、跟踪，并通过甘某强弄到一支自制手枪及数发子弹。同月17日晚6时许，梁某联、周某文分别携带上述枪弹和一把牛角刀，驾驶红色本田125C摩托车伺机作案，当在大良镇饭店发现何某光停放的小轿车后，即守候至何吃完饭出来，并跟踪何到其家的停车场，在何某光下车锁车门时，梁某联持枪上前胁迫何上车，并与周某文一起胁迫何开车往九眼桥方向行驶，梁某联还逼何交出身上的手机交由周某文。当车开至大良镇交通中心花坛时，梁逼何坐到后排，由周某文开车至公路边停下，梁某联随即朝何的右胸部开了一枪，周某文持牛角刀割何的颈部及刺何的胸部，致何当场死亡。随后，梁某联、周某文将车开往大良镇后弃车逃离现场。梁某联打电话将已杀死何的情况告知连某。当晚，连某在大良镇保龄球馆门口给梁某联人民币1000元。事后，连某通过司机交给梁某联人民币3万元，由梁、周二人分占，梁某联分给甘某强人民币2千元。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连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系主犯，应按照其指挥、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据此，以被告人连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人连某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评析

在雇凶杀人犯罪中，雇主与被害人一般存在利益冲突，往往积怨较深，雇主为实现自己利益，通常以剥夺被害人生命为最终目的，其杀人动机坚决，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同时，由于雇主与受雇者间大多只有金钱交易和口头协议，且雇主又不直接参与杀人行动，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雇主几乎可以做到不留“蛛丝马迹”；而受雇者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心理，为了满足雇主要求，确保杀死被害人，做得“干净利索”，往往采取特别残忍的手段杀害被害人，且致被害人死亡的命中率极高，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因此，对雇凶杀人的，应当予以严惩。本案中，被告人连某为逃避债务而二次雇凶杀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其主观恶性极深，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一、二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连某死刑正确。
案例二：潘某华、尹某故意杀人案（雇凶者转雇者死刑）

（一）基本案情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潘某华因经常赌博与其妻陆某感情不睦。2001年5月，陆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潘离婚，潘对此怀恨在心，起意雇凶杀陆。为此，潘找到杨某兵（已判决），提出要用枪击的方法杀人，并让杨找“杀手”。杨同意后,于同年6月联系到被告人尹某，三人商定由潘出资人民币7万元，尹负责杀人，钱款事前由杨保管。之后，被告人潘某华因无资金，犯罪行为没有实施，潘分别支付给尹某2000元、杨某兵1000元。
2004年4月，被告人潘某华与陆某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共有房屋归陆所有，陆支付潘人民币15万元。潘得款后，再次与被告人杨某兵、尹某共谋杀人。此后，潘向尹提供了陆某的住址、下班时间等情况，并带尹指认了被害人，将人民币7万元交给杨。杨与尹约定7万元中5万元给“杀手”，尹、杨各得1万元。
同年6月，被告人尹某纠集其外侄郑某欧及王某波，多次提及杀人一事。郑、王图财表示同意，尹遂向二人提供了被害人的相关情况以及其非法持有的自制手枪，指使郑枪击被害人头部，王某波为郑望风。同年7月11日下午，被告人郑某欧在被害人陆某的住处守候，王某波在楼下望风。郑在楼道内见下班的被害人陆某上楼，即枪击陆某头部一枪，致陆颅脑损伤死亡。
被告人潘某华得知被害人死亡后，让杨某兵按约将钱款支付给被告人尹某，尹安排被告人郑某欧、王某波逃离上海，并给郑、王人民币1万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华、尹某、郑某欧、杨某兵共谋杀人，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潘某华因被害人与其离婚而雇凶杀人，社会危害大，又无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被告人尹某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但其提供枪支，策划、指使杀人，对被告人潘某华、尹某应予严惩。被告人郑某欧虽直接实施了持枪杀害被害人的行为，但鉴于其受被告人尹某指使参与犯罪，犯罪时刚满十八周岁，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据此判决被告人潘某华、尹某死刑；被告人郑某欧死缓。
宣判后，潘某华、尹某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雇佣杀人”案，本案被告人潘某华、尹某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均判处死刑，而真正枪击并致被害人死亡的被告人郑某欧却判处死缓，在量刑上似乎有悖传统的执法理念。但综观全案，被告人潘某华因被害人与其离婚而雇佣他人杀害被害人，既是本案犯意的发起者，又是共同犯罪的纠集者，还是本案的策划者，其以利诱的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原本没有杀人故意的尹某等人，其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又无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被告人尹某接受雇佣，自己不实行杀人，纠集刚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郑某欧，为其提供枪支，策划具体的杀人犯罪行为，指使其在楼道内枪击被害人头部，并安排其逃逸，对整个犯罪的完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共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即使其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也不能成为对其从轻处罚的理由。一、二审对二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正确。被告人郑某欧虽是本案杀人行为的实行者，但其是受其舅尹某的教唆、利诱，按照尹某的指使枪杀的被害人，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略次于潘、尹二人，且其刚满十八周岁，对行为的认知和辨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到案后认罪又态度较好，对其判处死缓正确，也是慎用死刑的体现。
案例三：王文襄故意杀人案（只核准雇凶者死刑）

2009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王文襄等人故意杀人一案，被告人王文襄、白鹏犯故意杀人罪，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于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王文襄，男，1960年生，系黑龙江省信恒实业集团董事长。被告人白鹏，男，1981年生，2005年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于毅，男，1984年生。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被害人钟某师以拖欠工程款为由起诉被告人王文襄的信恒集团公司。信恒集团公司败诉后，被告人王文襄与钟某师自此结怨，两人互相举报偷税犯罪，积怨日深。
2008年12月间，被害人钟某师再次起诉信恒集团公司。被告人王文襄对此更加怨恨，曾与其秘书被告人白鹏谈论并询问白：“让你绑架个人你能不能做到？”授意白鹏一个人做不了此事、“得再找人”，以及“钱不是问题”等。被告人白鹏允诺，并联络与其通过网络相识的被告人于毅，称“要绑那个人也是搞房地产的老总，跟我们老板有经济纠纷，我们老板说要绑了他，要是干成了这件事，咱俩就吃穿不愁了”，于毅积极表示参与。
2009年2月，被害人钟某师因合同纠纷又将信恒集团公司诉至法院。此间，被告人王文襄先后向白鹏支付数万元钱款，促白购得用于尾随被害人钟某师的无照车辆、作案具体使用的尖刀、绳索和胶带等物。除被告人王文襄、白鹏商定由白在2009年3月辞职，以摆脱与信恒集团公司及王文襄本人的干系外，王还告知有关被害人钟某师的具体住址，与被告人白鹏讨论作案地点的选择、对钟某师的处理等。
2009年5月，被告人王文襄因白鹏、于毅实施犯罪迟缓，遂电话联络责备白，被告人白鹏当即表示“能办”，于毅亦发觉王文襄因不满而催促，即与白鹏商定加快实施犯罪。当月18日7时许，被告人白鹏、于毅驾车潜入被害人住所的地下停车场内伺机作案。当日9时许，被害人钟某师从自家下楼步入该停车场内，被告人于毅持其准备好的绳索上前套住钟的颈部，并与被告人白鹏共同将钟某师摔倒，于、白二被告人分别采取勒颈、捂嘴等手段，促被害人钟某师失去反抗能力。嗣后，二被告人将钟扔弃在汽车后备箱内，白鹏又以胶带封住钟某师嘴部等处，驾车与被告人于毅驶往哈尔滨市南岗区一砖厂，途中，被告人白鹏、王文襄经短信、电话联络，王获得“事已办妥”的消息，遂告知白鹏等速到海南省海口市与其会合。白、于在砖厂废弃砖窑的10号窑洞内，见被害人钟某师已经死亡，遂焚尸灭迹。5月22日，被告人白鹏、于毅来到海口市与被告人王文襄会合后，王再次给白钱款近2万元人民币，并告知白鹏等人逃往北京市等待其支付“酬金”。后三被告人被警方捕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文襄不但主观上具有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故意，而且客观上具有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教唆行为。考虑到其提起犯意，授意和催促被告人白鹏、于毅具体实施犯罪、完成犯罪意图，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依法应当严惩。被告人白鹏、于毅是犯罪的具体实行犯，二人犯罪行为的结合直接造成被害人钟某师的死亡后果。白鹏纠集他人与其共同犯罪，于毅在犯罪中首先使用绳索套住被害人颈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之主犯。被告人白鹏素有暴力犯罪前科，经教不改，又纠集他人共同实施暴力犯罪，其罪行极其严重，亦应依法严惩；被告人于毅在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直接实施具体加害行为，其罪行亦属极其严重，考虑到于毅确系被纠集而参与犯罪，其虽为主犯但与被告人王文襄、白鹏尚有区别，在量刑时应予考虑，对被告人于毅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一审宣判后，王文襄、白鹏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王文襄、白鹏的死刑判决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1年９月１日，王文襄在哈尔滨被执行死刑。（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法院网等媒体的报道）
案例四：袁宝璟等人故意杀人案（雇凶者杀人者均死刑）

著名的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媒体报道很多，详情上网查看，这里简要概述。
袁宝璟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注册北京建昊实业发展公司，1996年资产达到30多亿元。袁宝璟因怀疑刘汉使诈导致其资金损失，伙同袁宝琦雇凶杀害刘汉未遂，又因受知情人汪兴敲诈恐吓，遂雇凶杀汪兴。
2001年年初，袁宝璟、袁宝琦在北京建昊公司袁宝璟办公室，袁宝璟提到了汪兴的恐吓威胁，袁宝琦提出“不行找人给他办了，花两个钱呗。”袁宝璟表示说“行”，并提供30万元资金。袁宝琦找到袁宝福，让他把汪兴做掉。后袁宝福向袁宝森提出此事，袁宝森主动提出去做。
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持刀对从家出来的汪兴后背砍了一刀，随后在二人厮打中将汪兴刺数刀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汪兴之损伤为重伤。事后袁宝琦在其家中交给袁宝福人民币9万元。
汪兴被扎伤后，不断威胁、恐吓袁宝璟，袁宝璟再次向袁宝琦提到此事，并说“不行就办了他”。之后，袁宝琦对袁宝福说：“把尾巴活干完”，并交给袁宝福人民币18万元。袁宝福与袁宝森密谋后，并跟踪和掌握汪经常出入地点。2003年10月4日23时许，袁宝福与袁宝森见汪兴从一麻将馆出来以后，便携带猎枪到汪家附近等候，在汪兴开门时，袁宝森持枪近距离对汪连开两枪，汪当场死亡。尔后，二人逃离现场。
2004年9月9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辽宁省高院于2006年3月17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袁宝璟兄弟三人被押赴刑场，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法院网等媒体的报道）
总结

从上述分析及判例可以看出：雇凶杀人基本上必死无疑！别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一旦杀手被抓，杀手为了保命，迟早会把雇凶者供出来。如果真有什么死结，憋的比死还难受，不如约出来打一架。即使把对方打死了，也因激情杀人或因民间纠纷而起，尽力赔偿后或有可能免于一死。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建议还是做个遵纪守法、忍气吞声、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良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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