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系舟微博《共田小筑》

最近网络上兴起一股知青写回忆录、写家史的风气。我也是知青出身，士农兵工教都当任过。论家世也是素封之家。所以有比别人更丰富的阅历与经历。曾在头条平台发表过一篇《朱紫坊黄家祖厝与府学弄黄厝》的长文。发表后颇受关注。曾被《闽都文化》以《府学弄黄家》的名目转载，受到各地宗亲的好评。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很多家族的史料和旧相片并没有引用。如今在知乎平台補上，成为从清末同治年间(1871年)至2014年朱紫坊与府学弄同时被征用为止，跨度一百五十年的家族史。原名太长，现改为《共田小筑》题名发表。全文约十万字，文中穿插一些福州朱紫坊及府学弄人文历史，希望大家喜欢。
一、引言

家史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朱紫坊祖厝和府学弄黄厝已同时被政府征用，僻为朱紫坊文化街区。《福州晚报》对此曾有过报道。
如今黄家后人大多散居京沪宁各地，从曾祖父算起第五代甚至移居国外，在国外发展到第六代。他们以后回福州可到朱紫坊和府学弄寻根。撰写此文以便他们了解家史。


〔明代〕归有光(1507 - 1571)曾写过一篇《项脊轩志》的散文。文中提到他祖房修葺过程，并于妻子死之时手植一棵枇杷树。


论房子，黄家祖屋比归家项脊轩还大得多。跟黄家祖厝有点象，当年曾祖父买房子时，也曾亲手种下一株柚子树 。柚子长到百年后枯死。跟家门口大榕树比，树龄短多了。


朱紫坊黄家祖屋南北对称，柚子就种在朝南的后园里。树高出围墙两米，树冠伸到坊街外面。每到结果时，坊人远远都能看到。收下的柚子吃不完，送左邻右舍或亲友。也可放在厅堂横头长桌上供着。


柚叶和柚皮可治“积食”，若遇小孩积食时，大人会用竹竿将柚叶打下，熬汤服下即愈。邻居小孩积食也向黄家讨药，所以每次都多摘一些，晒干以备索用。朱紫坊只有黄家这株柚树啊！


以上为晚清同治年(1871年)曾祖父举家从兴化迁居福州时，特意烧制的“同治窑”瓷器。


朱紫坊津泰路南侧安泰河沿，旧名三桥。为唐罗城护城河。宋代通奉大夫朱敏功居此。
二、家族起源

黄家属江夏黄。江夏为古郡名，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三国时分属魏、吴两国。各置江夏郡。吴郡治所在鄂城(今武昌)。


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又迁治安陆。并为武昌郡。其后辖境渐小。南朝(刘)宋时移治夏口。


以上为黄氏的图腾。黄姓图腾为玄武，龟状物。“黄”字上一行为玉衡，下两竖为二系垂。中间为璧。古代又称“璜”。上古先民身上的玉佩。“黄”最早意指玉佩，在周青铜器铭文中 ，凡言赏赐佩玉，均用黄字。


父亲自立门户后，将黄字拆为“共田”两字。他把书斋命名为“共田小筑”。在他那个年代，“共田”这两个字是很敏感的字眼。有人认为他有亲共倾向。其实是小康之家的意思。我把“共田小筑”这四个字作为我的群名使用。算是家族符号的传承吧。


以上是共田的出处，共田即公田。即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当中那块为公田。共同耕种。而“公田”的经营方式一般采取“假”的剥削方式。所谓“假”即指私家地主将土地“假借”或租赁给农户，收取对半的地租。正如《汉书》所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


古人书斋取斋名以铭志。父亲的书房斋名为“共田小筑”，即取自春秋井田制当中那块丼田。“小”字意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一犁、一牛、三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小”还有小康之家的意思。


图中黄香手上拿的是象牙制的“笏”。为大臣上朝前，把欲奏的要事写在笏板上，以备皇帝谘询。远祖为湖北安陆黄香(68 - 122年)，乃东汉时大臣、名儒。黄香事亲至孝，在《廿四孝》中事迹为“扇枕温衾”。凡是黄姓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清代(1644 - 1911)，黄氏近祖赴闽省兴化府任知府并落籍莆田。清同治年间(1871年)曾祖父举家迁省城。在朱紫坊治产。黄厝紧挨着陈厝。又靠着福州人人皆知的郑堂故居。


郑堂的“眉毛剃”故事，上了年纪的福州人可谓是尽人皆知。这是一句双关语，既可理解为“眉毛剃掉”，也可说成“眉没有剃” 。年青人对此不感兴趣。


朱紫坊安泰桥河沿的古榕树特别多。这些从宋代到现代的榕树树龄竟有千年之久。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父亲指着家门口的一棵大榕树，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这棵榕树，他做小孩的时候就这么大”。如今轮到我对晚辈也这么说。有一次我牵着小孙子也是这样对他说 : “这个老榕树，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就这么大”。


想着小孙子自己做爷爷时，也还会这样说。正如当年刘裕所说的  :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典出南北朝庾信的《枯树赋》: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 :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炝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小学时，每天从家里出发。穿过长长的花园弄，沿着朱紫坊安泰河往东走，过柴门头，入秀冶里，穿过水部路，进入得贵巷才到小学堂。一天往返四趟。


那时秀冶里如其名，是一处很秀气的里弄。在古代这里可能是冶炼的地方。每天上下午四次，一共走了六年。


现在城市人口暴炸，所有空地拿去盖楼房。我小时印象中的秀冶里早已消失。以上这幅图便是水部、秀冶里、鳌峰坊、法海路的局部图。小学时和同学大多在此活动。


上中学时，也是穿过长长的花园弄。沿着朱紫坊往西走，经过安泰桥，入金枝里，穿过光禄坊到中学堂。


这处沿河花园位于光禄坊二中旁 。2011年二中百年校庆时，初中同学在此聚会 ，一晃十年过去了。


老话说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祖上为官是否清廉，后代子孙不敢妄议。但看到三场七巷林则徐、梁章矩的府邸都比我们黄家更大。中学时上历史课，教科书上说旧政权腐败，贪污横行。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在旧社会职务也不低，也挣下这么大的家业。有没有贪污。他正色回答说 : “没有贪污，而且法国人制定的制度很严密，没办法弄钱。再说公家给了这么高的俸禄也够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父子间无虚言。没想到现在这么腐败 ，无官不贪。哪个环节出了疵漏。


自古以来，即便在官场上也要遵守官箴这为官之道。后来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几千年的道德规范全部推倒。新的道德标准又无法形成，以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


迁居南京的江南才子袁枚(1716 - 1798)不过几任知县小官，在南京也修了那么大一座随园。他为官也算清廉。一比较也就心安了。


母亲说黄家祖上治有薄产。从朱紫坊到北门外有锅边糊店十几二十几家。黄家人就靠此过活。每年上坟时，黄家人路过这些店铺。店伙计无不把路过的东家拖进店里吃点心。


黄家祖坟在北门外丞相坑(今丞相路)，附近有一处叫马鞍的村子出产甘蔗。叫马鞍蔗。上坟时，墓伯会送几杖甘蔗给黄家人，妈妈则会塞给他几十元钱，感谢他为黄家护墓。他就是靠替城里人守墓为生的。


这是清末民初时，福州郊区蔗农挑着马鞍蔗进城卖甘蔗的旧相片。看她头上插着“三把刀”，整个郊区都是如此打扮。到了后来受到现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城里人的打扮就显得端庄秀气。


你看此时福州城里女人已把头上的“三把刀”拔掉了，受西洋人影响，也开始放足。父亲的三位姑姑虽缠足，但服饰上也讲究简约自然与端庄。
三、黄家在兴化府

黄家在兴化府落籍，几代后算是兴化人。也是耕读之家。即便迁居省城后，依旧保持着兴化人勤俭持家的传统。并将莆田人的生活习性带到福州。


莆田人一日三餐都是吃稀饭，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省粮食。吃粥省菜也不要菜汤，这样省钱。


过了很久才跟福州人一样吃起蒸米饭(福州方言为“炊層饭”)。福州人吃蒸米饭直到“困难时期”才改吃顿饭为止。上山下乡后，我们在闽北山区又吃起了蒸米饭。不过后来回到山上时看农民也吃顿饭，问他们为什么？农民说蒸米饭还要先将米下锅煮半熟，捞起来再蒸工很大。可见任何习惯都可以变的。


听妈妈说，每逢年底黄家人都要买上半头的猪肉。然后卤成卤肉、腊肉、贯肠等，还有糟肉、糟鱼。光是糟鱼就分两种，有红糟炸的；还有红糟渍的。从初一吃到十五，都不要买菜。这样也省钱。


晚明也有一位余姓的耕读之家，家业更甚于黄家。后来余家从兴化迁到金陵。余家在苏宁等地广置房产。但到了余怀(1616 -1696)这一代，除了剩下几十方墨砚之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上是余怀所著《板桥杂记》线装本影印图。我家曾有旧藏 ，“文革”中被毁。


据本家黄裳先生在《金陵五记》中考订 : 余怀应是迁居南京的莆籍“富二代”。为福建莆田黄石的耕读世家。当地殷实望族。黄石靠近兴化湾。


上图为余怀祖籍地莆田黄石方位图。黄石濒临兴化湾，紧挨涵江。吾祖上曾为官兴化，故对莆仙有特殊情感。曾多次去过涵江、枫亭等地怀旧。后读明清小说，因余怀之故而关注黄石这一地名。


以上为兴化各地手工制作线面的场景，不过福州地区也有这种手工制作的食物。它已经融入福建沿海各地的生活。大小喜事都能见到它的影子。手工线面的面架一字排开，数百条线面高悬其间，倾泻如帘。慕名而至者给它一个美称 : 能吃的五线谱。


有机会不妨到此一访，也算是凭吊这位“心怀忧愁，眷念故国”。节操比钱谦益、侯方域高的晚明节士。余怀一生虽喜冶游，然则足迹不出江浙。故有“生不涉武夷，无食荔枝之憾”。


明末，余父举家迁金陵。居住白下(白下城为南京别称，在六朝时为建于长江边上的卫城)。余怀生于斯，长于斯。故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居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余杜白的谐音即为“鱼肚白”，南京有一个地名叫做鱼肚白。如今转意为一种大理石的石料也叫鱼肚白。


余家在苏宁等地广置房产。为余怀在明亡后，过上遗民生活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明清易代那一年甲申年(1644年)，余怀二十九岁，《板桥杂记》记述的便是他前半生的状况。作为久居金粉之地的闽籍寓宁子弟，余家虽为素封*。也经商有道，这也是余怀与其他穷遗民不同之处。不过坐吃山空，到了余怀晚年也到了无以为炊的地步。最后余怀把余家收藏的墨砚分给子侄。


为此余怀还写了一篇《砚铭》留世。据余怀在《砚林》自序中所言 : 余有砚癖，蓄砚最多，老矣，分砚与内外诸孙，各得一砚。


所存者不过泓玉、鲜云二三故物，晨夕相依为命，不能暂舍。即家人以绝炊告，亦掉头不顾”。从上面也可观照出想当遗民的坚守与不易。 总言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初余家有财力，所以玩得起砚和藏书、字画。从这一点上看，要当一名称职的遗民也应当有相当的经济财力做支撑。否则的话也要饿死在首阳山上。


黄家与之相比，则长盛不衰。光曾祖父这一支就传了六代。如今莆田又把与当地已没有什么关系的余家老宅修复，无非是想打着名人效应发展旅游业而已 。


我们黄家也是素封之家。以上为莆田黄氏题刻壁。与其他姓氏不同的是黄姓在莆田为耕读大家。


在兴化黄家还有学田，收的租可供家族延揽塾师开馆教学。并资助族中子弟念书。以下为学田收租的凭据。


曾父祖这一房迁居省城后，刚开始每年清明节还回兴化扫墓。家乡亲友来省城办事，或子弟来省城应试，多找上朱紫坊住在黄家。


看到家乡来人，都要热情招呼。以尽地主之谊。待老家远亲临近回莆田时，也还会买些福州土特产相送。来往可走水陆两便，但是费用不菲。哪里像现在这这样朝发暮至。


但到父亲这一代，就少与莆田那一边的族亲来往了。祖父死得早，家里失去语言环境连莆田话也不怎么会说。不过凭着江夏黄的辅字行第不难找到族源祖居地。什么时候去找找看 。


四、朱紫坊黄家祖厝

按理说黄家祖屋应当在莆田才是。这里说的朱紫坊祖厝是指曾祖父这一房迁居福州后所购置的宅子。迁居福州后就靠着这些店租，维持一家人生计。算是小康之家。


妈妈说爸爸的花样很多，准备弄一点钱回兴化买田地、买拖拉机，办农场。等大哥大学毕业后回来管理农场。地都看好了，还好没办成。那时时局已不稳，如果做了一半半，骑虎难下，不可收拾 。


在朱紫坊，这样的大宅门，一家连着一家， 一排都是。朱紫坊黄厝的祖厝虽没他们大，但黄家建有书楼、藏书和金匾，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有这三项加持，黄家似乎还超过他们。所以黄家的子弟不愁找不到媳妇，有的人家还会主动来提亲。有的为了进黄家门甚至还倒贴很丰厚的陪嫁。


黄家的女儿也不怕嫁不出去。所以出嫁时都很风光，八抬大轿从朱紫坊一直抬到东门外，吹吹打打，排场很大。但结局不好，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黄家大门正门对过河沿原有一堵照墙(又称影壁、照壁)。小时候照墙还在，但已十分残破。后来市政干脆把它拆除。


不过我算一下，朱紫坊原来建有照墙的也不过三四家。照墙的作用，除了遮挡屏蔽作用外，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以上这封信以钱江乡照墙旁为收信地址)


以上为朱紫坊坊口的萨家大门。萨家衍派雁门，祖上为蒙人。宅子虽大，但是未建有照墙。按理说萨家也不差建这堵墙的费用。


有人认为受风水学影响。认为照墙能升聚这户人家的人气。阻挡院外的阴邪之气入侵。


黄家大厝形制为棋盘。当中一个大天井。两旁各置两口大水缸。共四口。缸径 1.5米。蓄水养金鱼防火，四周摆满盆花和假山。


大天井南北各置两口大水缸显得对称。这四口大水缸是曾祖父在清同治年间从兴化府搬到省城买房子时与家俬一并买下的。司马光小时候与同伴做游戏，小伙伴不慎跌落水缸中。司马光把水缸砸破救人的故事，或许就是这样的大水缸吧。


朱紫坊黄家大院这四口大水缸，拆迁后没有搬走。以大天井为界，南北各有大厢房、后厢房；前天井、后天井。厅堂正厅两柱悬有一对楹联。黑底鎏金行书，左为“传家追旧史”；右为“柱下有遗经”。四叔说此联为明朝遗物。厅堂正中高悬朝廷赐给黄家的金匾，上书“文魁”两字。


文魁是文星与魁星之意。朝北的厅堂高悬着另一幅楹联。左为“江夏家声远”；右为“闽山世泽长”。堂正中高悬“江夏堂”三个字。


以上为黄家厅堂高悬的江夏堂号牌匾。朝南后厅原置有黄家报本堂几代人的牌位。这些本是士大夫家庭必备之物。到了“文革”时都在破四旧之列，故均毁之。如能留到现在，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


以上为旧时世家藏书楼。即私家小图书馆。共两层，楼上藏书，藏有黄家历代添购的诸子百家线装书。楼下正厅悬有一幅楹联，左为“勤能補拙”，右边为“俭以养廉”。黄家世代奉此圭臬，故能做到富而不奢，勤俭持家，长盛不衰。


楼下教书。开馆授徒。坊内邻近子弟可借读于此。藏书楼为砖木结构，建在黄家大院与陈家大院结合部的空旷场所上。所以这处建筑没有房契。


当时建楼时，明言共用，费用由黄家独担。陈家等于默许，整个朱紫坊虽然好几家宅子都比黄家大院大，但只有黄家建有藏书楼。


书贩知道黄家有收藏古书的习惯，会把他们淘来的孤本书籍推介给曾祖父或祖父。只要手上有闲钱，不管是否已有收藏，还是先给买下贮存着。届时再与别人交换或脱手，还可赚取一笔 。这是黄家营生之道。


以上为朱紫坊老宅，已十分残破。修缮要投入很多。好在这一次拆迁国家出面替我们维修，这样的好事。莫非我们祖上修了阴德。


《了凡四训》为世家立足之本。父亲曾经背给我听。但我更喜欢曾国藩的家训，所以没有背下来也没有教给下一代。到此为止。


五、祖父母这一代

祖父黄辅臣( 1866 - 1906 )为朱紫坊黄家老大。出仕后。候补未受实职，赋闲在家。开馆讲学做学问。过着小康优渥的寓公生活。


以上祖父晚年像。照片术刚传入中国，福州为五口通商口岸，新生事物都捷足先登。祖父娶城内鳌峰坊高家女为妻。高家乃福州大盐商富户。高家子弟不怎么会读书，他们的功名大多是捐来的。其女深居闺阁，“高不依，低不就”。早过婚期，倒贴很丰厚的陪奁嫁到黄家。冲着黄家那几块匾额而来的 。


以上福州鳌峰坊高家大门，原来七进透后，现只保留两进。整修后对外开放。为高士其故居。高士其与父亲平辈。留美学成回国。学术上也没有什么造就，国家一直养着。


高母何咏阁凭着儿子的身份，福州给她一个政协委员的虚衔，每月还为她订一份公费报子。我偶尔去高家，总看到她戴着老花镜，坐在藤椅上认真阅报。算是“母凭子贵”吧！小时候父亲带我和小妹到高家向她拜年，后来我不去了 。


在北京中关村，大姐家跟高士其家仅一栋之隔。但素无往来，同样的高家有人来北京也没来大姐家。留在福州的弟弟高士权等照样被打成右派 。( 以上左一何咏阁、左二为高士其，其他为他兄弟姐妹)


不去鳌峰坊高家走动后，我反而继续去坊中31号的陈一飞同学家玩。这是一户大宅门，主人可能出国或被扫地出门。问题是拆迁时并没有发现他的后人回来领拆迁款。


这一次拆迁非常宽松，只要你能拿出证明这套房子是你的就给办。以致于朱紫坊、府学弄好几户的原户主后裔从美国回来拿着清朝的房契也给办理。拆迁办的人说这些地方的人水很深，又是从美国回来，得罪不起。


所以说鳌峰坊31号这座宅的主人可能殁了成了无主之产。成了新华印刷厂的职工宿舍。陈一飞父亲被分配在此居住。如今这座宅子被认定为鼓楼区固定性建筑。住户要搬出进行修复。
一飞父亲原为杭州盐务局财会人员。抗战前夕避乱迁居福建。几经辗转，也换了几个单位，最后调任印刷厂财务科长有年。因他们家是“南隔声”(福州人称外地人的叫法)，收入又较高，难免受人妒忌。


“文革”动乱中自然也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我与陈老先生谈及“文革”遭遇时，老先生大骂“四人帮”是“法西斯蒂”。用的还是解放前的译法。
每次回福州，我都会邀上初高中几位同学聚一下(福州方言称为“旁南”) 。有时上馆子，大多就在我家大厨房进行，现买现煮。大多由陈朝云掌勺，我内人当下手。一会儿的工夫，一桌福州菜就齐了。当然其中好几样是买现成的。


有一次春节，一飞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他奶奶买了一只乌肉鸡，然后用面粉做成小鸡形状的面疙瘩围在大母鸡旁 。称为“ 百鸟朝凤”，算是那一天晚餐的主食 。


我们几个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分而聚之，直到现在。如今都老了，天南地北，人各一方，很难再聚在一起。只好在微信里互道珍重。


清末，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有识之士发起图存救亡运动，“戊戌变法”六君子最年青者林旭(1875 - 1898)即为福州人。他是闽人的骄傲，十九岁即考中福建乡试第一名。但福州人(特别是旗人)却不以他为骄傲而恨之入骨。
林旭少失怙恃，随叔父长大。住东门外塔头街，林旭有《还家题斋壁》生动地描绘当时家境 : “海棠枝上虫，斑绿状踶跂，笋生不择地，廊陊石尽起”的窘况。
梁启超著《林旭传》称 : “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壞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推荐入军机，为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与光绪皇帝来往较密，维新上谕文告多出其手。光绪帝给康有为的两封信也都是由林旭代转的。


变法持续百零三天即告失败，故称“百日维新”。入值军机到被捕一共不过十余天，在平均年龄为三十七岁的“六君子”中，年仅二十四岁的林旭无疑是最令人惋惜的一位。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刑场上，林旭都常常挂着微笑。仿佛已看破生死，这些记载，让人们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位翩翩君子的形象。


他在菜市口问斩后，棺木由义仆朱德贵护送下运回省城暂厝东郊地藏寺。却出现榕人围攻，不让棺木停放这里。更有甚者用烧红的铁钻入棺内，


在林旭死后两年，沈鹊应也因哀悲过度随他而去。翌年，沈瑜庆乞假回闽，将林旭合葬于北门外，今已难寻其迹。林旭在地藏寺停棺三年，林旭或许是历史上与历劫千载的地藏寺最知名的一位。


祖父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早殁。黄家靠祖母黄高氏持家。此时大清朝历经甲午战败、戊戌失败、义和拳动乱后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黄家也每况愈下。


祖父有六弟三妹，算是一个大家族。都在家中私塾读书。中秀才后到顶了，没有中举。分家后他们独立出去自己营生，都能找到一份较为体面的职业，过着小康人家的生活 。


晚明番薯传入中国，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引入内地。这些农作物生长周期短，产量和成活率都很高。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养人成本大为降低。


以上这幅画是1793年)英国朝贺乾隆专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随团画师威廉· 亚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画的二千多幅写实画中的一幅。所以我早说过，明清人的生活水平不如两宋时期。宋代人全是吃细粮，而清朝的四亿人口中有三亿多都是吃粗粮。所谓“康乾盛世”不可信。


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长期维持在四五千万一下子跃升到四亿。人口增长近十倍。其实已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所以社会上到处都是无业游民，乞丐遍地。


以上便是清代“康乾盛世”就已存在的乞丐。其实那朝那代都有乞丐。但乞丐的多寡却可衡量那个时代经济状况。


人生的多，长大后不但劳工阶层难以找到事做。就连士子生员的数量也过剩，中秀才后又无法都得到晋升。所以想在社会上找一份好差使也不容易。


上面这位大叔好像是走村串乡卖丁丁糖的买卖人。(福州话叫着从事巴郎鼓的职业)，你看他依旧不肯脱下长衫，穿上短衫。他可能是秀才出身。干这行有时候会一夜暴富，父亲外祖父祖上便是巴郎鼓出身的。他从破落户子弟手上收到一尊金弥勒佛，所以暴富。(小孩不懂事，把他家大厅横头长桌上供的一尊沾满灰尘的弥勒佛拿去换丁丁糖吃)


《儒林外史》说范进中举后，马上有人给他送宅子、送钱，就差送美女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中举后经济马上得到改善，固然是事实。但晚清中举后，大多候補。或终身未得到任用也不乏其人。因为想从候補到授职，需要活动。主要是金钱活动 。


所以祖父的六个弟弟只有三弟黄文山(1872 - 1967)考入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留校教绘图。其他大多从事账房先生、衙门誊抄员、店员等营生，勉强还归在穿长衫的行列里。


旧时代提倡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多没有机会受教育。黄家则不然，有现成学馆。所以也让父亲的三个姑姑入馆受业。


与她们兄弟不同之处，除了与兄弟读一样的经典古籍外，还另授《女儿经》、《女戒》和《烈女传》等书籍。


以上便是古代大家女童必读的《女儿经》，跟《三字经》一样，也是三字一句，朗朗上口。这本读通也算是识文断字了，而她们一口气连读了三本。


她们三人书念得比她们哥哥弟弟多，知识面更广阔。所以曾祖母感叹地说 : “黄家的门闩怎么插反了，要是这三个闺女去应试，准保能中举”。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哥哥班固的《汉书》打动了汉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归洛阳。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她写的《女戒》。《烈女传》是刘向写的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全书共七卷。


大姑、二姑都嫁东门外大户人家。虽说是大户人家，究竟是乡下，她们住不惯。经常往娘家跑，一住就是半年。


搞得黄家还要劝她们回夫家。东门外离朱紫坊路又远，又小脚怎么办？只好雇轿子送她回夫家 。回去时做母亲的会买很多她们平日爱吃的糕点带回乡下。


有时倒是夫家事先联系好，派人来接。来时还带了很多乡下时新瓜果。甚至整担挑来。黄家一时吃不完挨家送给邻里。


母亲说乡下人实诚。有一次约好什么时候回乡下，到约定日子大姑爷站在村口一直等。突然下雨，直把皮袄都淋透了还站在那里。黄家知道这件事后，责备她不能这么任性。她赌气从此不回娘家。在夫家使性子，搞得家庭不睦，怎么讲人家也是乡绅大户。


她寻短见。消息传回朱紫坊，黄家雇了七八顶轿子，男的走路。一大班人赶到东门外姑爷家宣师问罪。乡下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惊动了保长、村长和族长。赶紧出面赔不是。


以上为敞篷轿，女性一般坐布幔轿。较有隐闭性。轿子分两人轿、四人轿和八人轿。在古代坐轿是身份象征。轿子还有官轿与民轿之分。官轿为绿呢大轿。古代生产生力十分低下，用这么多人去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实在是浪费。以下为人力车(じんりきしゃ)。从日本传入中国。人力车一人拉两人，显然提高了载人效率。人力车普及后，轿子除婚嫁场合外，逐渐退出市场。


福州话里面有这样一句俚语  : “我表舅在日本领事馆扛轿”。这句话用福州话来朗读是有押韵的。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人不懂这句话的含涵。鸦片战争后，福州开埠。成为五口通商之地。在福州仓前山被僻为万国领事馆 区。在那里生活着都是金发碧眼的各国外交人员及其洋眷。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是高人一等的“洋人”，居住的地方为“租界”。随着中外交往的日见增多，各国开始在福州设领事馆(Consulate)。在福州仓山这个岛屿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有十七个国家设立领事馆。即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德国、俄国、日本、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斯、意大利与墨西哥。


日本明治维新，尤其甲午战争后，日本迅速挤进列强行列。所以日本人也在各国通商口岸开辟日本领事馆。所以福州仓前山也混杂着一些东洋人。以下即为混杂在仓山租界里的日本浪人(ろうにん)，通常指日本明治时期西南战争后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为日本近现代社会中十分复杂又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阶层。


当时交通不发达，上流社会代步的工具就是中国的轿子。我想每年夏令这些洋人要坐着轿子抬到鼓山古岭度假。也真是费时费力。有了轿子就要有抬轿的人，所以轿夫这个阶层就产生了。为什么这句俚语里面只出现日本领事馆？而没有其他欧美领事馆呢？可能日本人更加专横跋扈，也更喜欢干一些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请托日本领事馆进行关说办事。所以这句俚语也就有很深厚的中日外交历史知识的内涵。


抬轿的人按理说是一种很下贱的职业。但因为他的主人是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时间久了不但会懂一点日语。甚至也知道一些社会上的人脉。所以替日本抬轿的轿夫也就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很神气。他们的一些穷亲戚也觉得脸上有光。逢人就吹虚说，他的表舅在日本领事馆扛轿。人脉打通后，也很有些人托他，再托他表舅找日本领事馆里面什么听差、长随、随从，甚至真正东洋人出面斡旋办事 。


人力车一词源自日语じんりきしゃ为什么在这句俚语里面一定要安上这个“轿夫”，亦即“车夫”这一称谓呢？在中国，车轿不分。所以“轿车”一词就这样产生了。到了近代轿车的英语为sedan ，古代为(horse - drawn) carriage 。轿子为sedan(chair)，可见轿子与小汽车在英语也是相混不分的。


为什么一定要提及“轿夫”与“车夫”，而不提及长随与随从呢？这里面有讲究。要从晏子的车夫说起。无论是《战国策》还是《晏子春秋》都记载这样一段故事。我把它节录在此 : 晏子齐相也 。一次出行，其车夫载着相国从家门口经过。车夫妻子从门缝中窥视其夫，头顶大车伞，鞭打四马驹。其状张扬，十分得意。


事毕，车夫回到家。其妻求离去。夫问何故 ？妻曰 : “相国身高不过六尺，做齐国相，名扬诸侯。今见他外出，志虑深沉，面无喜色。而汝身高八尺，给人驭车。却趾高气扬 ，以为满足，故要离去”。从那以后，她的丈夫一改故态。为人谦卑。晏子感到奇怪，就问他何故？车夫照实以告，晏子听后，为之动容。便举荐车夫做了大夫 。


我有个朋友，浑号叫做“眼镜周”。原为某地暑专员开汽车的。但他做人还算随和，并不张扬。后来也被举荐做了什么小官。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做人要低调。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恭谦有礼，不能狐假虎威。古话说相府门下七品舌。就连在相府门口打扫卫生的也得罪不起。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的故事就是福州人说的“苦主吃凶主”。黄家要求厚葬，土财主家什么条件都允诺。更可恶的是村里有一大帮人没经过主人家的同意自己动手，宰猪杀鸡杀鸭。又是打糍粑又是摊大饼，全村老少都来，流水席连吃了三天。


经过这么一折腾，姑爷家元气大伤。往后成了冤家，断了这门亲戚关系。还好发生在东门外，要是发生在义序乡非出人命不可。那个时候福州郊区乡民械斗的现象非常严重。动不动就干战起来，两边的宗族势力也发挥作用。解放后这股风气才慢慢刹住。


父亲的二姑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她对自己的婚姻也不满。姐姐的寻短对她刺激很大，从此郁郁寡欢。很少回娘家，没几年工夫也忧郁而终。


所以人家说娶媳妇要娶闽南和莆田的。黄家祖上虽是莆田人，但过了这么多代，只能归化为福州人。父亲的三姑初长成，有了前面两位姐姐不幸的婚姻，曾祖母再也不敢再给她找农村的婆家了。所以嫁三坊七巷的郑家。郑家后来出雏凤。比她两个姐姐命好 。


我以为父亲的三个姑姑都算是知识女性。完全可以像明清时期江南那些识字女人一样，走出去当女塾师*自食其力。本家黄媛介也是著名的女塾师，小脚女人，为了养家糊口一年到头到大户人家去开馆授徒。


或者说服夫家拿出一笔钱去东瀛留洋。他们两家都算得上是东门外的乡绅、大财主。远比黄家富有得多。福州为五口通商，民智开启得早，得开放风气之先。她们所处年代跟秋瑾一样，家道也完全负得起这一笔费用。


秋瑾(1875 - 1907)，出身于福建一个封建官宦家庭。父亲为清末知州。秋瑾思想开放，打破旧传统走进新式学堂读书及习武。嫁湖南湘潭王廷钧为妻。秋瑾自认“遇人不淑”，且王家也有这个财力。遂东渡赴日求学。在日期间认识徐锡麟(1873 -1907)等反满志士，加入同盟会。她的结局是必然的，抛夫弃子。最终“秋风秋雨愁煞人”。父亲的三个姑姑若想效法秋瑾，想必也是殊途同归。


秋瑾服刑后，由闺密吴芝瑛(1867 - 1933)收尸埋在西子湖畔。没想到早在“文革”前就碍人家眼了。说“与鬼为伴”而被迁到后山与武松等一大堆古今名人过集体生活。后来又迁来迁去，有人算了一下，一共迁移十一次。


秋瑾为近代旷世女杰。但为人妻，我想谁都不敢娶。女人太男性化，谁都害怕。再说她所犯的是“颠覆朝廷罪”，是属于“杀头放铳”的钦犯。


所以娶媳妇要娶闽南和莆田的。特别是惠安女非常勤劳贤惠，经常是男人在家做饭带孩子，女人出去干活养家。黄家祖上虽是莆田人，但过了这么多代，也只能归化福州人。


父亲的三姑初长成，有了前面两位姐姐的不幸婚姻教训。曾祖母不敢再给她找农村的婆家。所以嫁三坊七巷洗银巷郑家。(对于惠安女的服饰，可用“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来形容。她们的服饰与工作环境有关。是为了适应生活和劳动并且为了遵循自身的审美观念。在常人观念中是重吃不重穿。而在惠安人的观念中则反之，重打扮不重吃。而且惠安女常住娘家，直到生孩子以后才回到夫家住 )


郑家后来出雏凤，比她两个姐姐的命都好。
六、父辈这一代  · 大伯黄国雄



祖父娶两房妻妾，育有四男二女。大伯名字叫黄国雄 (1888 - 1936)，字立孚。如旧时读书家庭子弟的出路为科举唯一仕途那样。苦读《四书》和《五经》，他每日躲在藏书楼上苦读至深夜。


将自己的长辫子悬在梁上， 桌前摆着一盆冷水。打瞌睡时，辫子拽住会痛。头脑涨时，洗一把冷巾。“十载寒窗”，最后应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得中后出任闽北法院推事，后升任代理院长。


想考取功名，要读完这么多经书。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 。大伯为人迂腐、木讷。新官上任前，属下劝他把院内库银分掉。大家各奔东西。但他不听，等新官到任，办完交接，空手回家，坐吃山空。抗战时断炊，吃黄家后园柚子树上的生柚子。最后饿死 。


后园这一株柚子树是曾祖父买房子时亲手植下的，他怎么会想到子孙会吃他种的柚子而死，当我听母亲讲完大伯一生经历时，在我的脑海里马上闪过鲁迅先生写的孔乙己的形象。


大伯母刘英贞(1902 - 1984)早年孀居。按旧时大家族传统，她在家中大家要供以衣食。解放后妇女地位提高，她见国家招考小学村教职位。大伯母粗通文墨，便买了一张初中毕业照。顶替应考取得小学教师职缺。在郊区鳝溪小学任教至“文革”前退休。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推广汉语拼音运动。时年五十多岁的大伯母学不会这些洋号码子。硬着头皮带着孙女黄兰贞去培训。回村上课时，黑板上写着ABCD这些字母，指一个兰贞念一个。大家跟着念。就这样滥竽充数，完成教学 。
一次大伯母与四婶吵架 ，四叔威胁大伯母。再这样闹，就把她买毕业照的事情抖出去。 大伯母回敬说 : “不怕 ！ 你即便去告。现在解放了，妇女地位提高。共产党同情受苦人”。
大伯母育有一子黄以平(1927 - 1968)。抗战时才十几岁，断了生计。只好到乡下替人放牛。后来入伍当兵吃粮。解放后当上国家干部。在闽北黄土当狱警。“文革”时发生车祸，把自己埋在了闽北山头。


堂兄出事时，大伯母正在打牌，她一边打牌一边低声哭泣。牌友以为她不舒服，这时电报送到。可见“母子连心”之说还是有的。


留下遗孀，战友欲介绍改嫁给农场管干。但她不乐意，后来改嫁当地农民。堂兄战友后来调任省公安厅要职，看在战友的情份上将他女儿黄笑霞户口迁入省城。祖孙为伴。


大伯姆去世后，黄家析产。黄笑霞继承大房份额，分得后房一间。她嫁到厦门去，做生意急用钱，就以几万元卖外姓朋友。朋友拿去加高两层，这次拆迁时得到几十倍收益。亏大了。(按规矩应先买族内人，而她问都没问一下)
七、父亲黄俊英



以上这一张相片是父亲在民国卅六年(1947年)拍摄的。是年我正好出生。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两年后就逐步走下坡了。以下为清同治年发行的全国性刊物《申报》，父亲出前两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时，《申报》是朱紫坊人了解北方动乱的重要途径。曾祖父对同治年号情有独钟，认为给黄家带来好运，所以也就订阅一份。不但自己阅读，还供朋友借阅。在坊里形成一个社交圈。而《申报》是那时社交的重要媒介。


父亲黄俊英(1902 - 1986)，本名立根，字英秀。黄家老二。出生于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出生前两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拳”事件，幸好东南各省实行“东南互保”。所以动乱没有波及到福州，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主要的消息源就靠从上海运来的《申报》获得。


《申报》由上海港发出，借助当时英国太沽海轮第二天到达福州港。马上专差送到订户手中。


由于黄家有这张报纸，所以引得一大堆朋友来。人少时，曾祖父就在书房会客。人多时就在大厅一起看报、聊天。所以自然形成一个圈子。曾祖母说 : “多了香炉多了鬼”。


当家人觉得每天的茶水费也是一笔开销。每天都要烧好几壶的茶水备客，福州居家人都有一个象上面那样的大茶壶(福州方言称为茶婆，所泡的茶称为“茶婆茶”)。与闽南的功夫茶相比，福州茶婆茶的量大，更解渴。当时严复翻译《天演论》一经出版，成了福州人的焦点。书贩马上将新书立即送上门。自然在朱紫坊传了好几天。


父亲出生三年后，祖父就过世了。父亲由本生母与嗣母抚养成人。所幸她们都识字，当父亲呀呀学语时，就由她们教他识字，背唐诗了。


再长大些，六个叔叔都能教他国学古文。他外公(陈家老太爷也是饱学之士)也会教他《四书》、《五经》。所以他受到完整的儒家经典学习。为了鼓励他，每天功课毕，老太爷还给他四文钱子零花。


外公很喜欢他这个外孙，认为孺子可教。将来定有出息。果然不负所望。父亲后来去读西学，他也没有反对，还予以资助。


父亲说他八岁才开始梳辫子，梳了辫子就正式成为大清国的子民。还梳不到一年，就大清换民国了。他小的时候穿一件灰色小长衫和黑布鞋。一直到要去扬光学堂念书时，才穿民国初年的学生装和皮鞋。


没多久满大街上都挂满了五色旗。这面旗一直挂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止。父亲去鼓浪屿上任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


父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家中藏书《四书》、《五经》 及诸子百家都读过。然后进入法国人创办的扬光学堂。父亲回忆说入学考试以一篇《策论》令考官满意。为考洋学堂还从他三叔那里学习英法文，别的考生不会，而他竟然懂得。所以优先录取。


家里原收藏有一张《万国全图》，三叔还去借了一个地球仪，教他从中找出中国和列强所在位置。还自己画一张列强的国旗图案，教父亲记下。


这些在考试时都显得比别人占先。还告诉他中国地图怎么从远东丟掉，变成海棠叶的。


世界地图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由利玛窦传入中国。当时称为《坤舆万国全图》，并献给万历皇帝。当时的读书人对这一张世界地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没想到到了清末竟然对世界知识一无所知，以至于像倭仁、徐桐这样饱学之士对世界的认知竟然以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是英吉利或者法兰西国编造出来的，好向我天朝多领钱财。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外普遍无知，更不要说一般的劳工阶层了。


除国文外，所有课程都由法国传教士自己授课。接受六年完整的西式教育。通拉丁文，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与英文。以上这几位传教士全部着汉服，已相当汉化。


学堂实行高淘汰率，学业跟不上自然淘汰。能坚持毕业的并不多。所以在当时颇具含金量。后来调鼓浪屿需要跟日本领事馆打交道又自修了日文。做到中西兼修。


有一次我问父亲会不会知道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1835 - 1886)这个名字，他回答说 : “船政局便是他一手建立的”。他在那里培训半年。


父亲回答说，马尾造船厂就是他经手创建 。而他在扬光学堂毕业后，又在船政学堂培训了半年。主修机械、绘图、测绘等科目。课程全部由法国技师上课。


日意格这三字与他的外文名对不上。他的外文名字实在难记，他的名字由三个国家国名缩简而成。我一下就记住了。


父亲接着告诉我，马江海战中法军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就是库贝尔(Courbet)，他一人两译名。规范的译名应是库贝尔，但是孤拔这个蹩脚译名已进入教科书，约定俗成。并进入中国教科书。特别是福州及马尾人对孤拨太熟悉了，你如果说库贝尔，他们不知所云。


2015年外甥陈田来福州时，我陪陈田参观马尾船政博物馆。看到日意格塑像和马江海战中的孤拔相片，就把这段故事讲给陈田听。


我们家的三叔公黄文山便是毕业于船政学堂的。毕业后留校任职。解放后，在省高工任教，大姐又是他的学生。


三叔公长寿，直活到1967年。退休后还一直替各企业绘图，他手上有干不完的活。他一生喜欢栽花，养了好几盆盆景。他一死，他的家人就将这些卖掉。妈妈见状，挑了好几盆买下。也算是肥水不流他人田吧。


三叔公孙辈不争气，听说还进了局子。真的是过不了三代。这一房就没了。


父亲很小就具有独立性。他将黄家藏书楼整出一小部分作为他的书房兼起居室。并开一个天窗养鸽子和放纸鸢。《项脊轩志》中记载 :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处，曰: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 : “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 : “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父亲说有一次祖母端一碗点心，顺着楼梯上书楼。一边看着父亲吃下去，一边自言语: 要励志读书，黄家靠你们兴旺。其殷切希冀就与上面归太夫人所言如出一辙。


以上便是旧式世家读书人的藏书柜，红木打造 。父亲读完国小， 要去读新学。家人并没有阻挡。那时候早已取消科举制。想上西学堂也是要经过考试，也不是一般的子弟都能进去。


父亲就读的扬光学堂，是鸦片战争以后由法国波旁王朝(Bohrbon)来华天主教士创办的新式学堂。以上是父亲前几届的学长。这些人毕业后，大多从事与近代化事业有关的职位。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贡献。


以上位于柴门头法海路的原扬光学堂教舍旧照。在城市开发中全部拆除 。扬光学堂总面积不过一个足球场大，没有必要去拆除这里的建筑。城市开发应当保护旧城，在旧城以外建新城。


柴门头位于朱紫坊去秀冶里，法海路去仙塔街交叉路口。清末民初，乃至解放初为临时早市场。郊外菜农及肉贩、鱼贩会在这里摆摊设点做买卖。朱紫坊、仙塔街、法海路居民在此买菜。


当时流动摊贩与警察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如果与警方有良好的往来，小贩还可凭借警方的许可证而得到顾客更多的信任。便能卖出更多的商品。不景气不好时，警察对街头摆摊也会网开一面。另外摊贩与客人、大商铺起冲突时，警察往往扮演居中调解角色。对于民国时期的人来说，警察可能是最爱当“和事佬”的一群人。


学堂坐落在福州津泰路与法海路口柴门头。校门口以叼火把的狼为图腾。原先校门口有两株大榕树，如今只剩下一株。老榕树默默地待在那里，回望着福州五口通商以来快两百年的历史 。


入大门左侧大榕树下有一座五六米高的外抹洋灰的砖砌尖顶纪念碑。校园内原有一座凹形有地下室红砖三层教学楼，凹形开口朝南好吸纳阳光，凹形平底正中有一排扇形石阶对着校大门口 。( 以上这帧相片为王祥开先生拍照的)


校门最初朝北开在秀冶里河沿，后改到朝西的法海路。两层高的巴洛克式(Baroque)风格的建筑大部早已拆除。
天主教( Catholicism)的全称为“罗马天主教”，亦称公教。意思为“普世的、大公的”教会。十三世纪传入我国，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至高莫如天、至尊莫如主”，把所信之神称为天主。以前也曾音译为加特力教。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并列为三大教。


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是欧洲古老的王朝。我曾看过父亲的毕业证书( 当时称为毕业照。这里是毕业执照的意思)以上为波旁王朝的徽章。


我曾见过父亲的毕业证书(当时称为毕业照，这里是毕业执照的意思)，这一张毕业照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夕。主修有拉丁文、法文、英文、神学、哲学、国学、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几何、绘画、植物、体育、音乐等科目。


清末民初，国家提倡实业。在各地创办很多实业学校，如桑蚕学校等。上面的桑拓馆便是当时为推导劝桑而设立的机构。为吸引生员来实习，中午提供午餐。我的好友王祥开(1947 -        )的家原来就在南公园附近。他调回福州后还保持联系至今。


父亲说他也报名入学。每天第四节课赶去上课，然后吃中饭。主要课程还是在寒暑假进行。虽然加重了他的学业负担，但考试也能过关。桑拓馆设在福州南公园。即清朝三藩之一的耿王府。上图为荷兰人所手绘的一幅耿王府图。


以上为旧时一般读书人的书斋。每天上课前父亲都到陈家老太爷(即父亲外公)那里拿四枚钱仔零花钱。后来陈老太爷每天干脆把四枚钱仔早早放在他书桌上，不要打招呼自己去取。


一直到父亲去邮局上班为止。这样每天都有零花钱用。那时候物价非常低，一个钱仔就可以买一把蚕豆吃 。


八、父亲进入邮局工作



以上为清末福州邮政局员工合影。他们父兄或自己大多有教会的背景或教会学堂毕业，所以在邮局谋个职缺。


中国近代邮政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各国公使及属员可在中国自设邮政专差。后来列强感到自设专差很不便，于是改由总理衙门代收代寄各国邮件。


清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委托赫德(Robert Hart 1835 - 1911)在总税务司内设立邮政处，代管京津沪之间的邮件递送。


接着京津沪及镇江各海关均设邮务办事处，均制定邮件封发时刻表与邮资标准。并在京津之间开办骑差邮路，逐日开班，行程17小时。当时，一般人的信件不予邮寄。但天津租界里的外国人可以利用这条邮路把信件寄往上海，再转回国。


清光绪四年(1878年)总理衙门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 1842 -1913)以天津为中心，“仿西国通行例式”，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试办“海关书信管道”。


从这一年3月23日起，天津海关书信馆对公众开放，收寄华洋信件。这一天成为中国邮政的创办日。(以上邮截日期为天津1907年8月25日，用的是韦氏拼法)


天津海关为此于当年七月发行了中国第一套以蟠龙为图案和印有“大清邮政局”字样的三种面值的大龙邮票 。这一套“龙票”是穆麟德设计的，成为珍邮。


穆麟德(Mollendorff 1847 - 1901)多才多艺，是著名的外交家、汉语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人三个译名，穆麟德外，还译成莫伦道夫、穆林德夫等。一人多译名，分别在不同的文献中出现。这样一来还不能不把他们都记下。在西方龙票就被称为穆麟德票 。


清同治五年(1866年)受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兼办邮政，是我国近代邮政的开始 。从1866年 - 1949年10月这一段邮政历史为中国近代邮政史，包括清代海关邮政和大清邮政、中华邮政，1949年10月1日前的解放区邮政三个阶段 。


这张是我家珍藏的一帧光绪皇帝的御照。时代背景为1906年4月30日。左边是真的，右边是假的。因为光绪皇帝思想再维新也不可能理发。之所以有这样相片留世，主要是因为中国邮权掌握在洋人手里。洋人未经清廷同意发行了这套邮简。不过也没什么恶意，两年后光绪皇帝就突然驾崩了。再过三年大清国没有了，全国通令剪辫子。其实光绪能接受剪辩子这个事实，珍妃早劝他把辫子剪掉。主要碍于他皇额娘的反对。
光绪皇帝于戊戌年六月十一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在仅仅103天的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达一大批维新诏书。其中兴办工商、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也无法立竿见影，马上让人得到实惠。倒是维新诏书一经颁布，伤及利益的人遍布朝野，京城内更是一片哗然。
此前朝廷搞洋务运动，办新政而不废旧制。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也还能容忍。戊戌变法一下子抛出那么多激进的淘汰令，直接威胁到广大文武官员的饭碗。国内众多想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人因丧失前途而惶惶不可终日。过惯了寄生虫生活的百万八旗子弟更是如丧考妣。几十万绿林兵听到裁汰令，更是群情汹汹。注定了新法必败。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再次训政。两年后，发生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劫持光绪皇帝出逃，此时的光绪皇帝如能效法唐肃宗灵武即位。排脱慈禧控制，再次亲政也能别开局面。


清光绪五年(1879年) 总税务司赫德命令天津海关税务司统管各口岸邮政系统。建立“海关拨驷达书信局”，“拨驷达”为英文POST的译音。


天津一度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总汇地，当时除了以天津为中心的轮船邮路之外，还建立了天津、北京、大沽之间；天津、烟台之间；天津、镇江之间的各条陆邮班。“内地等处信件亦可代寄至各口岸交妥实信局，投递不误”。


之后直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朝正式开办国家邮政。“海关拨驷达局”正式改名“大清邮政官局”。后来把总局迁到上海，天津在全国邮政枢纽地位才开始转给上海。


宁波海关在清末也是重要的关口。华盛顿纪念碑建成时，就是由宁波海关操作，宁波衙门送美国一块用文言文镌刻的碑石嵌在华盛顿纪念碑内室墙上。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 。


李圭(1842 - 1903)中国老邮人。他首创“明信片”(postcard)的中文译名而被誉为中国邮政第一人而载入中国邮政史。他24岁受聘宁波海关，后升任至副税务司几达三十年 。


这张明信片有特色。上面的邮票为大清国发行的龙票，龙票上加盖“中華民國”四个字。说明此时已经是“满清换民国”了。收信地址为北京东城区莫理循大街。收信人为莫理循先生。旁边还加注“莫利逊先生收”六个汉字。信上为简短问候语 : 亲爱的莫理循先生:祝愿你幸福愉快。您诚致的挚友希立平。


莫理循(1862 - 1920)为澳大利亚人，身高1.9米。在中国待了二十几年，算是中国通。时任《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后来还任袁大总统的国策顾问。


由于名声大，所以洋人擅自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莫理循大街”。甚至只要写上中国莫大人也能收到。(位于贵州、云南、四川边界的石门坎，和于四川的李庄也是这样。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与中国李庄就能收到)


莫理循的儿子阿拉斯戴尔 · 莫理循(Alasdair Marrison)将他父亲在华期间所拍的照片汇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问世。


这套书的发行主要是供图书馆和大学收藏 。我花三百元买下这部发行量极少的书籍，写作所用插图部分即截引至此书。


清末民初，如同海关被英国人控制一样。中国邮政为法国人管理范围。我父亲凭着这一张毕业照和一口流利的外文，马上就在福州邮政局找到一份差事。以下为福州台江，福州海关就建在这里。


当时邮政重要职缺全部被外国人控制。而且在低阶员工中还使用“南波万”(number one)进行监工。有一次，有个员工与“南波万”发生争执。“南波万”竟然对那个员工喊道:“kill your head”。


父亲一看情况不妙，马上从中斡旋。工潮闹大后，法国人出面处理。父亲用法语向法国人如实反映，法国人为平息工潮。解聘了那个“南波万” ，送他去西贡。


从捡信生做起，旋升仼绘图员。仅三年时间就擢升做到高级邮务员职位。最后升任为全省闽南路邮务督察员。巡视闽南各地邮务。


九、父亲成家立业

当时，邮政、海关、银行、洋行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能在这些行业谋得差事是很体面的事情。虽说捡信生是低职位的工作。一个月只有十四块大洋。但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社会物价非常低。十四块大洋足以支撑一个小家庭开销。所以父亲很早就成家单过。


银毫下面还有铜圆和钱仔。均十进位制。民国初年的钱很大。一般家庭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收入，维持一家大小生活。


母亲嫁入黄家，带来一个闺阁内使唤的侍女。祖母想叫妈妈把她当粗使丫头使唤。做整家子的家务。妈妈不同意。仍放在房内。但不上桌，吃饭时与佣人在厨下吃饭。


入黄家门三天后，整家的家务事由母亲与大伯母共同操持。并由母亲去买菜。正如唐诗所说 :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旧时灶台就是厨房的全部，砖垒成方体，后边作为烟囱，前面留口作为添柴用的灶眼，灶面一个大圆形置一口大锅。每日煮饭、炒菜，逢年过节或请客吃饭，则用来办宴席。最隆重的还是每年春节蒸红白年糕。


曾祖父去世后，还没分家，由曾祖母当家。直到曾祖母临终前，按老规矩析产。祖屋归祖父，剩下的六个叔父每人分几间锅边糊店。他们没成家前仍在祖屋共灶。成亲后卖掉一间店面去买房或赁屋居住。一个一个独立出去。书楼书籍共有不分家。


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故形成自宋太祖收兵权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领导，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


北洋军阀分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统一中国。在多年的征战中，各派力量消长。最终由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北方各路军阀，统一全国。


在经济上，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州的很多近代工业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如电光刘等。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打到哪里，就把国民党部设到哪里。接着解散那里的各级议会，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使中国失去实行民主宪政的机会。


起码北洋政府时期在当时宽松的氛围下，中国出现无数大师级的学术精英。从此后成为绝响。另外北洋历届政府大多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官员组成。


正是北洋政府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息没过几年，在这样风云动荡的年代，注定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显得十分合理与远见。北洋政府签定了一份对中国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条约。


这份条约的名字叫着《斯瓦尔巴条约》，条约签订后，大家并没有当一回事。就这样一个已经被国人淡忘的协议，却在66年后重出江湖。协约上白纸黑字签署着我国的国名，这就意味着我国完全有资格在北极圈斯瓦尔巴岛建立科考站。


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前，中国货币始终保持稳定。这是那个年代的人所津津乐道的。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说到北洋时期结束后，实行币制改革，光洋和纸币同时使用。


农民把米挑到米行粜出后，宁愿收银元，不愿意收纸币。所以米商就骂他们是“乡下人曲辩子”。其实老百姓早就看出纸币靠不住了。才十几年的时间，解放前夕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先可买一头牛的百元法币只能买几粒米了。所以说民国初年的“银本位制”有它的优点。


十、母亲身世



妈妈是旗人，出生大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之夜。她一出生，大清国就没有了。外祖父为旧王朝殉职，吞鸦片自尽。如果大清国还在，妈妈便是格格。一出生就可以到藩库按月支领禄银。但娘舅虽是旗人却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这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盟会最初的宗旨为“驱除鞑虏 ”，如果真是这样，必然引起种族斗争。袁世凯将其改为“五族共和”。所以“辛亥革命”由原先的暴力革命演变成“和平交权”。教科书上说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袁世凯的五族共和和隆裕皇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内乱和分裂。他们两人的功绩应当受到肯定。


在促成清末帝退位，和平交权的清室优待条件谈判时，袁世凯擅自加入“五族共和”的大一统思想。使清末民初朝代更迭时避免了明清交替时那样的血腥。外祖父早知结局是这样，也不必为大清去送死。


外祖父姓名待考(？ - 1911)为清军高级将领，又说他是汉军旗出身。汉旗在清八旗属于重兵种，满语有一专业术语称为“乌真超哈” Ugen cooha(穆麟德满语罗马拼写法)。他的祖上携带红夷大炮随孔有德投清。受到清太祖隆重接待，赐姓佟。清兵入关时，哪里攻城略地，他就把红衣大炮抬到哪里。为大清国立下不世战功，一路南下随清军占领福州。但清末竟然为大清国殉难。不值得。(清人讳“夷”字，故用“衣”字代之)


他的主官为朴寿(？ - 1911)。辛亥年(1911年)11月革命党人举义福州，新军反正。朴寿率旗营兵以旗下街(旗讯口、大墙根)一带为阵地负隅顽抗，兵败被擒，不堪受辱，自杀于于山丹井。(又说他兵败被俘，伺机逃脱，事泄被处决于此)


妈妈说旗讯口、大墙根和蒙古营原来是旗人区。汉人一般都不从那里走。旗人在那里踢球，东门外的农民进城挑大便，他们把球准准地踢进粪桶里。然后要他们赔球。


大墙根，原意为大墙底下。如北京的皇城根一样。现在简称为大根路。年代久了还以为是大根萝卜呢。


福州光复后，旗人失去禄粮，生计困顿。部分人被遣送回东北安置，部分送往杭州、南京居住。留在福州的旗人大多改汉姓融入汉族社会。在闽江口琴江还有一个满族村。


民国后满汉通婚，父亲娶旗女为妻。自然遭到族人反对。但陈培锟是母亲的姨夫，由他保媒，所以上一代人都是亲上加亲，错根盘节。理不清情还乱。黄家曾祖母为朱紫坊陈家底大小姐，到了大姐这一代，又嫁给陈家长房长孙陈心启。


以上为福州开埠后的第一座海关大楼的旧照片。民国初年，福州邮政管理局设在大桥边观音井海关大楼。


以上为清末民初台江旧照片，一边仓山一边台江。每天上下班单程步行要两个钟点。为此，父亲竟然下血本，用两三个月的薪水买了一部英国“来令Lakeigh”牌单车以代步 。


以上为清末民初时的福州台江大桥头。父亲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


以上便是英国来令老牌自行车。“来令”一词后来成为福州人的形容词。说什么东西很好就说“丫来令”。当时福州街上行驶“来令”车是稀罕物。全市没几辆，小偷以为是洋人的，不敢偷。那年头理个新发型，称之为“派头俤来令头”。下面这幅即为民国初期的照片，背景一辆来令单车便显得突兀。


邮政系统的待遇非常好。连子女上学的学费都由公家报销。所以一家人衣食无忧。随着父亲职位不断升迁，最后月俸达到大洋140元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非常优渥 。


十一、母亲娘家及她的朋友圈

母亲一出世，外祖父就殁了。大清亡后，旗人失去特权，纷纷改汉姓，融入当地社会。由于不事生产，又身无一技之长，所以生计艰难。靠变卖家里老物件为生。


早知是“南北议和”结局，实行“五族共和”。外祖父也不必为大清殉职。去杭州或者去南京，要不回东北都可以。下图这些旗人衣着都还光鲜，还没吃完。还可撑几年。


三岁时，外祖母就投河也走了。母亲主要靠田家抚养大(清亡后，满人取汉姓名) 。田家也是东门外大地主，颇有一些田产，家道殷实，所以衣食无忧。


母亲有一个姐姐，我们管叫她上海姨妈。嫁海关关员，后来调上海任职。很快就升任股长，接着又升任科长。刚开始姨丈的职务比父亲高，所以姨丈自认为了不起，有点趾高气昂。后来父亲的职务远超过他，所以即便姐妹也会攀比。
大哥从大学毕业就在上海工作，所以与大海田姨妈走得最近。我每次去上海，都有去看她。有一次，她知道我在上海待一段日子，几乎天天过来煮饭给我吃。
几次去上海，都见她穿着洗得很干净、退了色的大襟灰衣衫。下身着一条蓝布裤子。脚上穿一双棕色皮鞋，完全是一身上海老妈子的打拌。但看她的举止风度又不像佣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小康人家的太太。
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田亦光。高中毕业后，考入省农行。这也算很好的一份工作。由于不好好工作，犯了重婚的毛病，在当时这可是重罪。


不但把工作搞丢了，还抓去闽北劳改( 就是大伯儿子、堂兄当狱警的那个地方)。平时的牢饭不说你也能猜到。但到了“双抢”，红烧肉白米饭随你吃。探照灯点着干通宵。


有一段时间舅妈一家就暂借住在我们家，经常有上顿，没下顿。 妈妈看不下去，时常周济他们。看她没米下锅，就舀几管米给她。常言道 : “救急不救穷”。最后母亲就拿一笔钱给她们做路费，舅妈是闽南人，一家大小随舅妈迁到厦门去生活。


临走时，舅妈想把一个年龄与我相当的女儿留在福州给我当童养媳。小女孩见我们家饭菜好，愿意留下。妈妈问我乐意不乐意，我见她挺秀气的，没表态。总觉得怪怪的，后来不了了之。


舅舅出来后，回到原单位是不可能的。有这样的底班，哪个单位要他。所以他后来很难在体制内找到工作。后来他皈依奉教，在教会谋到一份固定义工，以做奉献为生。


和妈妈处在一起的多是邮局老员工的遗孀和邻居老太婆。她们常来我们家打麻将，但妈妈很强势。她们向三哥诉苦，三哥就劝她们不要来打牌。结果说归说，打归打。第二天还是照样来。三哥最好她们不要来，还省得茶水费。


说到打麻将，大伯姆也常来凑脚。她打牌时，牌前左边有金，就用左手挡住；右边有金，就用右手摭住。抓到两头金，两边都摭住。听牌时手一直抖，生怕被边家“胡”去。(以上左一为金娟娟、左二为母亲，其他两人为牌友)


打麻将赢得钱抽多少，留着聚餐。输的不要出。所以老话说 : “赢来输去利东家，劝君不赌便是赢”。所以我们兄弟不玩麻将。


十二、父亲调鼓浪屿任职



以上为父亲在鼓浪屿工作的办公楼。这是两层的洋房，父亲在这里每天要处理大批的外交邮件。


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破格调往鼓浪屿外邮处工作。这处两层洋房，为父亲任鼓浪屿万国领事馆外邮处主任，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升迁离厦。这段时间是我们家生活最为安定富足时间。靠着父亲一份高薪，养着一大家子人。还有妈妈陪嫁女邹妈；家里请的国文老师倪秀才。


每逢父亲发薪水，父母都会带哥哥姐姐们去岛上法国人开的西餐馆吃西餐。应酬也多以西餐为主。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和妹妹没有份。吃西餐时，父亲每每看到面包抹牛油很香，所以吃超量。母亲就用脚碰他，暗示他面包要少吃些。每次都是这样。


以上是鼓浪屿海怪西餐厅(Sea monster restaurant)。1974年秋末，四兄约我去厦门玩，带我去鼓浪屿岛上他小时吃过的西餐馆吃一顿简式西餐。鼓浪屿他很熟悉，很快就找到那家西餐厅。座位像火车硬座那样。那天以牛排为主，另外加几个辅菜和甜食。


以上为西餐简餐摆设。繁式西餐光酒杯就七八个。喝什么酒用什么杯子，华而不实。


说到西餐，不得不提到我初中同学蔡有燊。他在远洋航运工作，船上每天都有中西餐供应。刚开始他每天都吃西餐，没过多久就腻了。以后每天宁愿稀饭、馒头，就萝卜条。偶尔才吃一两次西餐。


母亲陪嫁女到了嫁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好人家嫁出去。但她命不好，他的男人染上抽鸦片又赌博。家道很快衰败。她在夫家实在待不下去，又回到黄家。象祥林嫂一样，母亲勉强又收留了她。(以上为那个时代劝人戒烟图)


倪秀才也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虽然一肚子的学问。但怀才不遇。在黄家当家塾，老秀才教学很严。他有一把戒尺，规定古文都要求哥哥姐姐们背下，每天每人还要临帖书法。布置的功课没完成，要受罚。妈妈从不求情。


过去私塾背书，会发生“剔书漏”现象。就是整篇文章会背，但有时文中单个字读不出来。所以他就在一张白纸上挖一个口，当你背颂时，突然指着白纸口露出的这个字应该念什么。


所以哥哥姐姐们每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手好字。哥姐们长大后，老秀才没有找到新东家。就赖在黄家不走了，父母也收留他一口饭吃。最后也是黄家替他们送终 。


倪秀才除了教书之外，没有其他营生手段。本来他也有一些积蓄，完全可以到街上摆摊替人代写书信。他始终不肯脱下长衣裳，去做“短衣帮”的力气活。没法自食其力，始终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


老秀才和邹妈走后，黄家在鼓浪屿番仔墓边给他们买了一块地，把他们葬了。三哥在厦门念大学时还去找过。但是时过境迁，连那些造型美观的洋墓大多不见了。鼓浪屿番仔墓与福州洋墓亭齐名。以下为福州洋墓亭。


洋墓亭是福州一处已不复存在的教会公墓。始建于1848年，这里埋葬着自1840年至1950年代中期一个世纪来逝世于福州的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共计400余人。所有墓穴整齐排列，都是2米长1米宽，彼此间隔0.5米。


父亲的几个老师死后就长眠在这里。洋人讲“契约”精神，他们以为花钱向中国政府买了墓地 。死后就有了安身之地。“契约”一词源自拉丁文，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契约自由的理念。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强加或胁迫的霸王条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


没想到“文革”时洋墓亭遭到严重破坏。去年世界“申遗”大会在福州召开。福州市政府原想花一点钱把洋墓亭恢复。后来中美关系紧张，这件事也就搁浅了。我认为拆也就拆了，再去恢复 ，大可不必 。


十三、父亲的为人之道

父亲当上高级邮务官后，公家给他配了一部专用洋车。听三哥说有一次父亲带着我两个小哥哥去应酬。洋车上坡时，车夫不小心把车拉翻了。两个哥哥冲上去要打他。父亲见状立即制止，对他们说 : “不要紧！不要紧！师傅家里穷，吃不饱饭。没力气”。搞的车夫反而不好意思，逢人都说局长人好。


局里员工违反行规，不处理又不行。处理太重等于砸人家的饭碗，绝大部分人又都是福州同乡。除非不得已，都给人家留条路。其实也等于给自己留后路，解放后历次运动有人想整倒父亲。暗中鼓动员工人揭发欺压工人之事。工人则予以拒绝。没有的事，不能乱讲，伤天害理。


家里使唤的女佣也一样，有一次爸爸突然回家。看到在做卫生的女佣在偷米。父亲看到后没有点破，退了出去。事后告诉妈妈米缸换个地方。母亲会意，问父亲为什么不制止。父亲回答说 : 她们出来做帮佣就是因为家里穷，米又不是很值钱的东西。当面点破大家面子上都很难看。对下人不能太苛薄。


父亲在局里对下属都很随和。没有一点官架子。有什么事情要交办，却喜欢自己上上下下跑来跑去。这样搞得听差不好意思，心里不安。对父亲说 : “局长，有什么事情应该叫我去当跑腿。你这样大小事都自己做，我没事情做。坐在这里领干薪，心里很不安 ”。


父亲听后觉得有道理，就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给局里的花浇水。为此，局里买了好多花卉。员工知道局长好这一口，投其所好，大家都养花。这就是中国“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官场文化。


按规定，局里给父亲配了专职秘书、听差、车夫共三人。但局务大事小事都喜欢自己动手。三个人除了出门用车外几乎成了闲差。但秘书郭蒙良写得一手好字，尤工于小楷。


父亲爱好字画古玩和花卉。曾用民国时通行的文白夹杂文体模仿归有光《项脊轩志》作一篇《共田小筑》，约五千字。记述他自己府学弄置产创业的经过。


然后叫郭秘书用小楷一字不漏地录下，正好一大张宣纸，字迹工整娟秀。父亲托人在省城裱褙成卷。然后嵌在镜框里，长期保存。父亲说郭秘书为了完成这件作品，是花了一些心思的。首先要测算一张纸内竖排要多少行，横排要多少行。然后先将这篇半文言文读熟，先写一遍。冷僻字多写几次。才一气呵成写完。以免浓淡不均。可惜“文革”抄家时，同班红卫兵冲到府学弄破四旧，被当场撕毁。若能留到现在，定是一件传家宝。


父亲在任职期间，还在闽南邮政系统员工中发起成立一个剧团。成员大多是邮电系统的文艺爱好者。用福州方言演唱。林法先当小生，演得维妙维笑，深得大众好评。


“文革”时清查此事，被揭发认定为特务组织。老员工大多退休了，年轻不到退休年龄的，成为追查对象。搞得人人自危。什么特务组织，纯属子虚乌有。最后不了了之。


“四人帮”粉粹后，特别是“改开”后，社会空气空前宽松。父亲原来散居各地的属下慢慢取得联系，大家才重新聚会。谈及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大家哭笑不得。


每次旧属来，妈妈都热情地留饭。连当时低阶的员工也一样。代秋嫂有一次来福州也找上门。吃饭的时候，我问她“咸带鱼”的故事。她还记得笑了起来。说他儿子没出息。说的也是，相信咸带鱼都会活过来的男人哪一个女人肯嫁他？(咸带鱼故事见后面)
十四、父亲和余大伯传授外文知识

父亲于1968年去北京大姐那里长住。中关村靠近颐和园，每天几乎上颐和园一直待到下午四点步行回家。有一次快吃中饭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条上。这时候来了两个外国老太太 。她们人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 : “May l sit down here？”父亲听出她们说的英语带有法语口音，就用法文回答 : “ Oui , asseyez - vous ！”
听到有人用自己的母语回答问话，她们很高兴。马上拉近了距离。她们拿出自己带的食物，而且交换着吃。父亲把大姐早上炒的肉丝炒榨菜分她们吃。她们没吃过，觉得很好吃 。就问 : “C'est quoi ce plat？” (这是什么菜) 告诉她们，“C'est de la salade 这是榨菜”。


最后她们告诉父亲说，所使用的词汇很古旧，现在法国社会已不用这样的词汇了。可见一个人只要脱离现实社会，就无法接触到新的知识。


她们的午餐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还自带刀叉。也请父亲尝一尝。并告知，父亲的口音是巴黎凡尔赛的口音。与现在平民化的法国人说的口音不一样 。临别时，她们替父亲拍一张立取快照。找不到了，否则就收在这里留着纪念。


父亲把他的多门外语知识传授给我们。并将他的民主思想和待人随和的为人之道也传授给我们，受用终生 。


兄弟姐妹都有语言上的优势。大哥到上海后又学了上海话。岳父母是潮汕人，所以又通潮汕语和广东话。加上福州话、厦门话，光方言就懂了五六种。大哥跟岳母讲潮汕话；跟大嫂讲闽南话；跟女儿讲国语；跟我讲福州话；跟邻居讲上海话。


四兄在东北待的时间很长，所以俄语口语很溜。同学之间还会将汉语词汇俄语化，如破鞋就说成“石皮革娃”，星期天就读成“袜子搁列鞋底里”(воскресенье)。很诙谐。


用谐音记单词是“改革”以前学外语的土办法。小妹说她们班同学在背blackboard(黑板)这个单词时，一直记不住。后来有一个同学就编成“表姐会生意，表哥坏家俬”，用福州方言读音也差不离。(镇头门即国门，如中国的中华门，法国的凯旋门 )


有一次我把自编的《东干语词典》拿给四兄看，他马上就能很流利地读出来。因为东干文就是用西里尔(Cyrillic)字母写成的 。相当一部份词汇源自俄语。


以下是源自俄语词汇的东干语 - 汉语切音及词意。俄语很多科技词汇借自英语，如下面的工程师инженр借自英语engineer、马达мотор借自motor ，懂英语的一看一听就明白。东干语保留很多清末西北官话的词汇。是清代西北陕西方言的活化石。如把政府读作衙门、总统读作皇帝。内地人到那里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 。如今国外很多语言学家都在研究东干语。国内没有什么人研究这么冷僻的学问，我算一个吧。


母亲在家里与我们沟通时也常夹杂一些满语词汇。外人听不懂。说的国语又夹杂着福州话，成为福州人说的半咸淡。加上我们都在闽南长大，所以会话中也夹杂很多闽南话。小妹一说到自己就说“阮”这字代替自己。


福州话与莆田话一样难。比如两个人学自行车，后面的专心扶着，学车人看到前面有一个挑大便的，赶紧喊道 : “蹦蹦蹦(粪粪粪)！”


扶车的人一听，就把车放掉。这样骑车人冲到挑大便那里，后果可想而知。骑车的人说的“崩崩崩”，其实是提醒后面的人前面有一个挑大便的。


而后面人理解为“放放放”的意思。因为福州方言“粪”与“放”同音。所以才弄出这等大笑话 。


以上为穆麟德奉李鸿章之命，代表宗主国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司兼外交顾问时着朝鲜官服的照片。朝鲜王朝授予他协办交涉通商事务的官职。因此他“袭冠带，朝参如百僚”。朝鲜官绅及史书称他为“穆参判”。在朝鲜任职期间积极参与朝鲜对宗主国、俄、日、美、英、法等大国外交周旋活动。但有时越权，侵害宗主国的利益，被清廷召回。


出于对语言的兴趣，我后来还自学完一套《满语课程》。借助《满汉词典/汉满词典》能看懂“穆麟德(Mōllendorff)转写的满文资料。本篇博文中所引满语词汇即为使用“穆麟德转写法”，即拉丁字母切换而成。


他用自己发明的“穆氏满文转写法”将老满文拉丁化，编纂有《德满辞典》。为满文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穆麟德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在极有限的人生寿限中掌握了多门语言。除母语外还掌握希伯来语、英语、汉语、满语、蒙语、朝鲜语。以及中国地方方言中的吴方言，即现在仍在通行的上海、苏州话。


由于穆麟德在朝鲜朝廷任职，时常与东洋人打交道。所以又学会了日语。有汉语深厚功底，掌握日语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对于西方人而言，无论是日语还是朝鲜语都是很难的 语种。没有多少人能学会。但他都学会了。据说他学日语时已经感到很吃力。


我对此也有同感，无论掌握哪一门外语，刚开始时都不成问题。到了中级水平就上不去了，会产生排斥。形成语言平原。跟其他外文混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哪一门词汇。


我总结出想学外文必须三要素 : 一要有兴趣；二要有毅力坚持不懈；三要有过人的记性。缺一不可。我这三点都具备，所以我能做到 。再加上我小时候碰到留学奥国的余大伯。整整跟他学了好几年。


常言道 :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余大伯就是我的启蒙师父。(后面有详细介绍)


穆麟德平生著述丰富。主要有《汉籍目录便览》、《满文读本》、《宁波方言便览》等。很难想象这些学术性很强的中国方言研究成果竟然会出自一位老外之手。


这是不系舟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有关《穆麟德其人其事》的论文。曾以小册子方式在朋友圈发行。懂满文的朋友建议我出书，但总觉得尚不具备 。不过已在微信百家号上发表，今天再次在此提及。
十五、朱紫坊观音桥边妈妈娘家房子



以上为朱紫坊观音桥。桥边有一座观音堂。里面阴森森的弥漫着一股经年不散的香味 。


除了观世音(Avalokitesvara) ，整座经堂还供奉着各路神仙，并挂满幢幡。微风吹动时，“幡初！心动？”


小时候每次路过，只要门虚掩着，总要探头 窥视一下究竟。观音堂由老菜姑主持。香火并不旺，主要靠印子钱为生。看菜姑很富态保养得很好，五十多岁了，皮肤白皙光泽。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可能姻缘不顺，才遁入空门吧。


小时侯放学回家路上，常与同学从这里坎层下去抓小螃蟹玩。用不规则石块切成的河岸 是小螃蟹的藏身之地。


福州话“小洞会出大螃蟹”的出处可能即源于此。用福州方言便是“红牳哥螃蟹”。


以上是母亲娘家的两层小洋房，也在朱紫坊观音桥附近。在朱紫坊清一色中式古民居中显得很显眼。父亲离开鼓浪屿后，先把一家大小安顿在上面这一栋两层洋房里住一段时间。他只身一人赴任去了。小洋房离黄家祖厝并不远。母亲说四哥小时候很淘气，住在娘家经常惹是生非。好在父亲到任后安顿好就把一家人接走。


一听说父亲把家眷安顿在母亲娘家，茶下叔公叫了一个佃户，两人一起挑了两担米和地瓜来接济我们。以解无米之炊。


妈妈说茶下叔公是本份的庄傢人。为人克勤克俭，吃饭时掉到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从鸡叫做到鬼叫，所以发家致富。但对周边穷人倒不吝啬。经常尽其所能周济。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勤劳、本分、善良、吃苦，与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行。


所以从古到今，任何人都要靠勤劳致富，雇工剥削为辅 。而且根据“富不过三代”的铁律和“贫富轮流”互换的洗牌规律，地主和贫农的财富也在不断的转移之中。三代之内因为经营不善或败家，而下降变成赤贫。而贫农因为勤劳节俭而发家，三代之内上升为富裕户，或经营有术而成富户。如上面提到的茶下叔公的例子一样。


所以说按财富评成份是不可取的。临解放时多少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写信回来叫父亲把土地贱卖或送掉。土改评成份时，谁手上的地多就是地主。卖掉土地的地主就漏网了。以下这庄土地交易发生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谁卖去谁倒霉，谁就是地主。脱手后要嘛搬到城里住，继续待在乡下评成份时享受贫下中农待遇。


我上山下乡在农村待过一段时间，对这些再熟悉不过 了。我插队那个小队就有一个名叫曹桂生( 1935 -  ？)的十几岁出头就被评为地主的。每次运动他都当皮球。太队开会一张勒令书下达，叫他挑一挑柴火和一只鸭子交到太队 。几个小队轮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为止。


因为他爹死得早了，地主的名份由他顶替。什么地主？就是后山大几十亩烂泥田。这个地主的名号确实有些“言过其实”。这也跟“反右”时抓右派，下达指标名额。轮到谁，谁倒霉。


知青知道村里原来有这样一个怪怪的地主，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为难他。他的地主摘帽很简单，就是和其他地富反坏一起叫到公社门口站着听上面念摘帽名字。念到谁，谁就应一声“有”。就算摘帽了。实行了三十多年讲阶级成份，邓小平上台后的“地富反坏”分子摘帽行动，其实公社干部心里有抵触情绪，还没转过弯来呢。
十六、府学弄黄厝



以上便是“府学弄”幽深的小弄。弄口墙上蓝底白字写着“府学弄”三个字。府学仍福州一府之学。离孔庙只一箭之远。这座宅邸原是福建学政四品大员的府邸。李世甲(1894 - 1970)就出生于此。宅子有花厅、私家花园和一个大园子。后来李家析产，家道中落，其中一大部分被李以芬易手卖给黄家。


妈妈说，那一年上来买房子时，把十几两的黄金藏在我的红兜兜里。从泉州坐邮车到福州，看了好多房子，大多在朱紫坊附近找。最后选中府学弄这套宅子。(以上为整治后的朱紫坊府学弄)


有一次妈妈把我交给婶娘抱着，而她又把我传给另外一个人。妈妈看到吓坏了，摸一下细软还在，才松了一口气。如果金子丢了，又都是亲戚。房子没买成，回去跟父亲怎么交代？


斑驳的老墙更有历史的沧桑感。以上是朱紫坊府学弄黄家老宅的大门(图右角红字是福州晚报四个字。本博文所采用的朱紫坊黄家祖厝及府学弄黄厝内景图即取自此 )


以上为二进天井，种满花卉。到了春天在天井上张网，种植葫芦和角瓜，既可遮阴又有收获。我们搬走后，府学弄经过修葺改造。里弄比过去宁静、整洁多了。每次回福州都特意来此走走，想找回旧时的回忆。


以上是我家闽式四合院。大院套着小院。那是小时候捉迷藏最好的地方。小孩在天井里跳框、跳绳、踢毽子。


“改革开放”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府学弄建有几座宫观。开发商开发地盘后，也把一些零散的宫观迁到这里。我不相信这些“乱力怪神”，与之为伴十分无奈。


府学弄的隔壁弄为府学里。弄中有一处张钰哲(1902 -1986)的故居。他是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始人。我到南京几次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看到他的塑像和展品。就想起来，他还是我的邻居 。


府学里弄尾有一处董见龙的宅子。董见龙与花园弄芙蓉园主人叶向高同为明嘉靖年间同殿为臣的高官 。里面供着陈北山、黄勉斋、董见龙“三贤像”。其中黄勉斋为本家先人，同姓不同宗。


如今他的后人又在乌山北麓修建了一座勉斋书院。黄氏宗亲会即设在院内。


府学弄朝南弄口原有一座戏台，俗称“戏台前”。逢观音诞或菩萨生日，会唱大戏。大多晚上进行，偶尔一两次也会在大白天举行。民国后，城里修了好几座戏园子。所以戏台的功能慢慢失去。后来年久失修，就圮塌了。那时候汽灯已经传进中国。晚上演戏时只要点上这么几盏就如同白昼。


父亲跟我说，他小的时候经常逃课。跟同学一起跑去看戏 。这事情后来被祖母知道，祖母没打他。但是批评他说，黄家现在已经走下坡路，还等着他去振兴家业。


逃学，福州话方言称为“逃躲斋”。我小时候也经常逃学，上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去于山、乌山玩，或者到河里抓鱼抓螃蟹。有时候也会去抓蜻蜓。中学时经常和蔡厚松、林可枝、陈振宜、林则忠等同学赶到台江去看电影。或者跑到东街口人民剧场看外片(没有预告的苏联等外国片子)


我小时候在朱紫坊河沿捉螃蟹，老人说 : “小巷会出大螃蟹”。弄不好就是说这三只螃蟹吧。


我初中同学黄仁晶就住在弄头。与黄仁晶同住的有一位姓严的老师，她是我的小学老师，如她的姓一样非常严厉。我们小时候放学时同路的同学喜欢勾肩搭背到处转悠。被她看到会骂，所以我们都远远的躲着她 。


府学里为福州府学的射圃。古代“射箭”为儒学六艺之一。所以在府学弄旁设贡院和射圃，清末废除科举考试。这两处失去功用，慢慢荒废了。


芙蓉弄的得名源自弄头对过的芙蓉园。芙蓉园乃明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 - 1627)致仕后在省城置的一处私家花园宅子。尹协济同学就住在此弄。林则忠和小学同学李焕升也住在弄尾。所谓弄头弄尾的经常照面，大家都熟悉。


由于芙蓉园的缘故，园子所处的巷子又名为花园弄，为福州最大的一处江南园林。府学弄离此只有一箭之隔。


府学里、府学弄、芙蓉弄皆靠着芙蓉园转。拆迁整治后，这里显得更幽静雅致。花园弄走到底有一个宋代遗物“石敢当”。由于年代久远，基座被埋入土中。


“石敢当”是民间驱邪禳灾之物。立于街口巷冲的小石碑。称石将军，镌刻“石敢当”三个字。来源于西汉史游《急就章》 :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花园弄，这一块千年的石敢当是没有人偷的文物。过去小孩经过都喜欢爬上去坐。形象已十分模糊，就是一块石圪垯。


府学弄位于孔子庙后，而孔庙位于南门兜与五一广场之间。以下为南门兜旧照片，街心这株大榕树植于民国初年。树下朝南原有三只大石狮，称为“三狮斗五虎(山)”。树边立一碑巨碑，上书“请用国货”四个隶书。“文革”时统统破除。连大榕树也拔掉，“改开”后从别处移来一棵大榕树。如今已冠盖街心。


那一次，不但拔大榕树还填湖。发动了好几万福州政府部门干部、学校师生，各驻榕军队把西湖水抽干，改种水稻。当看到水稻的叶子有甘蔗叶那么大时，面有德色。心想稻叶都这么宽阔，长出来的稻子肯定有蚕豆那么大。根本不懂得地太肥了，只长叶子不长穗。如此胡作非为，竟然没有人出来反对。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广场前身是一片沼泽地 。唐末五代时，闽王王审知以湖为壕，在于山脚下筑起一座城墙，称为“夹墙”形同月牙，也称为“月墙”。


十七、父亲的弟弟黄国安



三叔黄国安(1904 - 1928)，毕业于省音专。我曾在福州灵响路葛家见过三叔的《福建省音专毕业通讯录》。上面有三叔穿西装的毕业照片。未婚早殁。( 二姑嫁葛家葛葆飞，不知为何把三叔遗物带走)。有毕业于福建省音专的后人，家中藏有省音专旧照片、毕业通讯录及黄国安相片(浅蓝色)的，请传一张相片给我，以便補上。
旧社会的人，寿命特别短。像黄家这样殷实家庭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贫寒之家。母亲说祖父以上几代命都不长。
我小时只见过三叔公和三叔婆，再就是七婶婆。她住在灵响路二姑家，她花花也会到我们家。每次来她都是空空手，妈妈留饭。临走时给她钱零花。


七婶婆老时，葛家想把她送到府学弄。母亲说你们当初就不该收留她，把她当佣人使唤。要送也要由她自己后人接走。她死时已经实行火葬，按道理可以将骨灰葬入祖坟，可能她的后人出不起这笔费用。
十八、父亲弟弟黄麒

四叔黄麒(1906 - 1987)，又名俊傑，立品。考取厦门大学时，母亲卸下一付金镯子给他添盘缠。他的国文老师是鲁迅，他从他老师那里学了一身傲骨。与人多不合群。


四叔毕业后回家找不到工作。闲在家多年。一气之下到省府拦驾省主席座驾。马弁见有人公然挡驾，鸣枪示警。所好省主席陈仪体察民情，出面制止。亲自问何故挡驾。得知陈情者是厦大毕业生后，带四叔回省府办公室详谈。(以上为省府大楼，国民政府迁台后，因金门尚未解放，所以将省政府设在金门。按福州省政府的模样在金门又建一座省府大楼)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25日，陈仪作为台湾受降代表接受了日本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1884 - 1946)递交的降书。陈仪因这一举动载入中国历史。


当得知四叔是鲁迅学生后，告知鲁迅是他留日同学。倍感亲切。又看了四叔的厦大毕业照后，亲笔签发委任状，委四叔去闽北一小县当任县宰。


四叔到任后，忠于职守，苦民所苦。是年闽北各县大旱。省府得知灾情后，紧急下拨灾款。但主官扣下灾款不发。弄得远近灾民来衙催讨，而主官还在虚与委蛇。他看不过意，于是当着县衙前成千上万灾民的面，当场揭穿灾款早已到位。弄得主官下不了台，事后因与主官政见不合，挂冠而辞。


以上为四叔一家。后立者为堂妹黄立民。四叔娶福州鼓楼蔡家女蔡宛兰为妻。蔡家为蔡襄侯之后，为名门望族。他们曾育有一女早夭，后不育。抱养一女防老。听妈妈说四婶亲生女在襁褓中，有次替婴儿排尿，不小心把婴儿头插入高脚铜痰盂而溺死。(四叔一家三口，与那个年代一家七八口相比，同样收入，吃饭的人却少，所以生活就显得比人家好。好比一个李子她独享，兄弟姐妹多的就要分李。这也是后来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


其实赶紧把痰盂翻转过来，将尿水排除就不会缺氧。再慢慢将痰盂打掉，就不至于此。四叔的养女黄立民上山下乡时，四叔也把她送到建阳去插队。因为是独养女，照顾调回省城工作。朱紫坊拆迁时本属于四叔亲生女的份额全归她。大几百万啊！人真的有命。
四叔一生坎坷。1957年后又被劝退，回家赋闲。粉粹“四人帮”后上书胡总书记陈情。获得平反，恢复退休待遇。


留学日本，学有所成，回国报效国家。名垂后世。这一张相片是四叔给我的。左起陈仪、许寿裳、鲁迅、邵文镕四人。其中鲁迅是四叔的国文导师，陈仪是四叔的引路人。四叔一肩挑着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陈仪与鲁迅。有这样关系，换是别人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学术界，应当都会取得不低的造就。而他却一无所成，毫无建树。


只是我上山下乡回榕看望他时，得知我在邵武拿口插队。这才勾起他往日的回忆，说当年蒙陈主席提携，到闽北赴任时路过拿口。谈到他的恩师陈仪后来因为汤恩伯的出卖，被蒋处决。流露出对恩师的怀念。以下为陈仪受刑时照片，没有穿囚服和上手铐，以示对这位当过闽浙两省封疆大吏的尊崇。


要是我就凭着陈仪与鲁迅这两个名字串在一起都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本回忆录。最近陈仪后人把陈仪遗骸迁回大陆并修成坟墓。


汤恩伯出卖恩师，为人所不齿。史料称陈仪临刑前曾说 : “我死后，汤恩伯活不过五年”。果如所言，汤恩伯备受排挤，心情郁闷。五年后便死了。


如今借知乎平台把四叔这段当年省府挡驾省主席的故事披露出来，也算是替历史还源一段尘封不为人知的遗史 。上图便是四叔挡驾省主席座驾的地方。如今已被拆除了。
十九、父亲的大姐和妹妹

大姑比父亲长两岁。远嫁厦门伯涵家。旧社会女儿远嫁，拿着父母给的陪嫁出阁。父母在，或许还会回家省亲。父母若不在了，且交通不便，慢慢也就没有来往。


记得“文革”前表兄考进福三中，每逢星期天还会到府学弄来看舅父舅母。后来停课，他回厦门去。从此就断了来往。


父亲的妹妹嫁于福州灵响路葛家葛保飞为妻。葛家也算是小康人家。其兄葛保龙与何公敢、张家址、陈侃等人为闽省大右派 。在“极左”年代，特别是“文革”之中，彼此少于来往。
二十、与黄家为邻或世交的几位人士

他们中既有历史上名人，也有贩浆走卒。


何公敢(1889 - 1977年)，何家也在朱紫坊。与黄家近邻，与黄家也是世交。以下为何公敢在朱紫坊的故居。


何公敢为留日学生。解放后在家编《何氏词典》，我看他一大摞的词汇卡片。因为不合时宜而没有出版。1957年反右时，他以敢言著称。世人以他的姓名有“何人皆不敢，唯有何公，敢”之谓。称颂一时。


何家在福州津门路营前还有一座宅子，宅子虽不大，居然还有花亭石洞。显得极不相称。妈妈有带我和小妹去他家玩，主要便是钻石洞。何老出事后，何太太不会当家，入不敷出，经常向黄家借钱 。


张家址是我们二中校长。与余交厚。在“文革”中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学校叫他负责每月发放校内各群众组识的纸张墨汁等用品。对于我们这一派组织都多给些文宣用具。以下为福二中原高中部主楼。


有一次群众组织内有一个名叫杨利伟的小同学跟随社会上的人去外校抄图书馆，被扭送到派出所。案件报到学校后，被张家址获悉。他赶紧告诉我。低调处理，以免被对立派拿去做文章。我找到龚校长，他也认为这样处理为妥。带我去派出所把人保出来，交给他母亲严加管束。以免牵扯太多人。


那些“红五类”找他麻烦时，我也尽力替他解围。后来上面规定在校教职员工要自己挂靠群众组织每天学习，老师们不愿意参加“革军干”子女组成的组织。纷纷来到我们组织 参加活动，我们对老师也相对比较温和 。张家址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文革”浩劫结束后，他恢复校领导工作。他“右派”脱帽，依旧享受“脱帽右派”的待遇。直到“改开”后才真正恢复做人的尊严。


陈侃(1901 - 1987)老先生是黄家邻居。他将府学弄魏家的花厅买下。“文革”中后期他儿子陈品人上山下乡时，插队在一起。他是仙游人，世家出身。黄家祖上也为兴化人，莆田仙游合称莆仙或兴化，算是大同乡。


民国九年(1920年)，陈侃先生创办《新仙游报》，为仙游第一份报纸。针砭时弊，为当局不容。转赴厦门任《民钟报》主笔。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掌管印信。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一二事件时被视为左倾亲共遭通缉，携党部印掌躲到国民军友人处逃过一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回乡创办省立仙游高中，任校长。为仙游第一所公办高中(即今仙游县一中)。


此时任仙游县参议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递補为国民大会代表。 同年由沈钧儒介绍加入民盟。1951年由民盟中央派到福建任省民盟秘书兼掌印(其时以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


1957年“反右”时，早识破所谓引蛇出的“阳谋”，并未大放而被打成大右派并被开除公职。原因是195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及“民主党派如何监督执政党，在各民主党内组织了广泛讨论”。


另外还在《争呜》杂志上发表了“唯心主义能不能争呜”。此等论调皆属禁忌言论。翻出旧账，进行批判，右派之名，实至名归。直到“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才获平反。


有一次品仁外出几天，他一个人在家里。我看他生火煮饭很困难。我就叫他先把柴火竖劈成“栅格”，然后浇上汽油。一点就燃。从此后他生火煮饭就方便多了。到饭点时饭，拿出兴化粉，这是家乡特产，我去弄点青菜。然后炒兴化吃。


那次我跟他谈了好多，老先生思路清晰。我们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准备实行“民主宪政”。张君劢还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台湾还在实施。成为维系一个中国的政治象征。


“台独”势力视这部宪法为眼中钉肉中刺，欲行所谓“正名制宪”而后快。但几次“正名制宪”均不能得逞。只要这部宪法在，“台独”就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部宪法的国土面积还包括外蒙古。


大陆的这一部宪法已经是第四部了。最短的那一部宪法是“四人帮”在1974年制定的，只用了不到两年就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被推翻了。


我问他，民主党当时为什么都支持中共？他回答说主要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想换人做做看。


当时中共为了取得人民和民主党的信任和支持，曾一再表示上台后会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刚开始还搞联合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生产上，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没想到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最后爆发“文化大革命”。


我问他那民主党会不会后悔？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五七年时他早看出“引蛇出动”的阴谋，并没有在会上大放厥词，而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公职。真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临走，我送他一本蔡上祥著的《王安石年表》。王安石也是一个一生坎坷的人，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评判。老先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回城后，有一次我上他家。问起那个“点柴火”的故事 ，陈老脸上马上露出微笑，连忙说 : “记得！记得！”


我们也算有一段因缘，算是同乡又是忘年交吧。尤其在“文革”那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令人不甚唏嘘。平反后，纵使民主党内也是论资排辈、勾心斗角，后进者并不希望他回盟复职。即按退休安置。


陈品人母亲黄淑端 (1913 - 2006)，为莆田大家闰秀。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教会医学校学习护理专业，毕业后在教会医院当护士。1951年到福州卫生学校当教师。几年后转到省人民医院当医师，不但医术高明，且为人服务周到。深得病家好评。陈母高寿，品人侍母至孝。直到送终。在他们身上见识了兴化人“勤俭持家，事亲至孝”优良家风。


林浩藩(生卒不详)，出生福州郊区农家。祖上为耕读世家。他出身贫寒，刻苦求学后，凭自己奋斗，进入学界。妻高氏亦省城鳌峰坊高家小姐。算是高攀。


他曾任过省立福州一中校长。最后的职务是民革福建省委秘书长。他跟我们交谈时从来不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而改口为国民政府时期。这也难怪，他长期为这个政府服务。后来虽在新政府留用，并被视为统战对象。但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
这跟我父亲一样每到南京都要去中山陵。最后一次都上不去了，仍在大姐掺扶下走到先总理祭堂。因为他曾为民国服务长达二十五年之久(1924 -1949)解放后又连续在邮务界继续服务十四年(1949 -1963)。
林浩藩的几个儿女都培养到大学毕业。成为耕读之家最成功的典范。他最小的儿子林镛明是我潘洛铁矿的好友。我们几个人搞一个“竹林七贤”。


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有曾云山、刘整风、林镛明、薛兆祥、徐仁英等七人。后来才知道他跟四哥、四嫂都是一中同学。林镛明后来常到府学弄走动。


他们几个人在兵团(9 · 13事件后改铁矿)都是臭老九，属于改造对象 。干工人的活，政治待遇上还不如工人。他们几个人怪话连篇，经常抨击时政，令军队干部头痛。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的地位才获得改善。


有一次林镛明去鳌峰坊他母亲娘家高家，正好妈妈从高家出来。两人相碰，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还是亲戚。黄家的祖母是他妈妈的姑姑。


我的插友方永宝姐姐叫方永琴。我常去永宝家玩，她看我的名字叫黄启辉。就记起初中男生有一个叫黄启钧的。我告诉他姐姐，启钧是启辉的哥哥。他们都是一中同学。


方永宝大哥跟我们家大哥一样花样很多。方家附近有一片水域，永宝大哥想方设法置下一只小船在水里划船玩。说明他爸开米店还是日进斗金，才有这样的财力。


在我们同学中，永宝他爹的职位并不低，为国军少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就是参加蔡廷锴、蒋光鼐将军发动的“福州事变”。负责在南郊场举行的“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成立大会的维安工作。新政府成立后举行阅兵并游行。永宝父亲为黄埔军校毕业的。跟错了上峰，事变失败后退出军界。


后来我的另一位叫林义官的万年交曾绘声绘色地描述游行过程。那一天集中了一百匹高头大马，做为游行的导游方阵。老伯还做出挽马缰绳的动作。然后做出步枪上子弹的熟练动作。我想他如果继续干下去，用命去搏可以混个连长、营长当当。要嘛上战场当炮灰。


林义官(1915 - 1997)老伯也是行伍出身，国军的兵员大多数都是抓来，这与共军有天大的区别。他记得刚抓来时关在福州法海寺。他托人回去告诉他依奶，想见依奶一面。


她母亲坐船赶到福州见上依官，临走时流着泪还偷偷地塞给他法币十元。(那时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银元与纸币同时使用)


由于他有初中文化， 被选入第五战区宪兵队。宪兵虽是兵，但穿着按连长待遇。


着黄呢军服，腰札宽皮带，挂着一把德国造的二十响朴克枪，脚登反皮军鞋。走起路来咯登咯登的很威武。威武是威武，但到了“文革”可是“公安六条”专政管制对象。


林依伯还回忆说，在队伍里当兵的很团结。有一次，班长带他和另一个新兵去买菜。买菜前三个人先去豆浆店，每人两根油条一碗豆浆下肚。然后再去找菜贩，专挑面善好对付的，把菜价压得很低，想法把空亏填上。


叫菜农直接把菜挑到伙房交司务长过称。国军毕竟是官军，压低老百姓菜价敢，至于白拿白吃不敢。万一告到军法处，是要受处罚的。


临抗战时他当逃兵，躲了一段后回乡学裁缝。福州人说 :“上有邮政、海关、银行；中有教员、郎中、商人；下有三把刀，菜刀、理发刀、裁衣刀”。他挑了学缝纫为业，后来开店当小老板。


最有意思的是“文革”清队时，他当国军宪兵的老底被掀出来。批斗时“左派”责问他为什么替国民党军制军服。他回答说做工的人要吃饭。解放军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城？你们拖到四九年才解放，那我们的嘴巴都挂在猪母场。他的回答令“左派”们无语，批斗会开不下去，军宣队长脸色难看，语无伦次地说 : “好！好！”宣布散会。会后召集骨干说，以后再开会要注意方式。不然很狼狈。后来这样的批斗会就没再开了。


批斗会之所以开不下去，因为底下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小手工业者出身。当初公私合营时，把自己拥有的缝纫机献出来办工场。有的人拥有五台胜家衣车，以每台三百元计，便是一千五百元。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再说替国军做军服，虽说是依官伯接的单，但加工时大家都有份。胜家的英文名为Single，单一的意思。这个译名非常好。谁家里有一台胜家缝纫机就不得了了 ，还有谁家里有五台的，那可是不得了的资本家成份。


义官伯由于在同行中的威望，所以他还当过同业公会会长。有一次，年过后好久。他朋友的小饭馆怎么还没开张。就问他为什么？他朋友说没有本钱。义官伯就说 : “那我就先垫付几百块钱做本钱，如何？”朋友听完感激不尽，义官伯就拿出一张纸写上“凭条即付三百元整”。开张后，同业公会在那里开会并聚餐。老板七折优惠。大家都好。


林义官回忆他当学徒的经历，他依奶千叮咛万嘱咐 : “出门在外凡事靠自己。手要勤快，话要少。吃饭时菜不能重筷*”。(不能重筷便是吃饭夹菜时每吃一口饭只能夹一次菜，如上面们蚬子，只能夹一个，不能重筷)。


老板家里学徒多，位子不够要站着吃。等老学徒出艺离开父傅后，才能補上。看到老板或师傅要添饭时，要赶紧抢着给他们添饭。这是行业的行规。


有一次他看到咸带鱼，他将最大的一块夹走。老板娘把整盘咸带鱼推到他面前，叫他把整盘带鱼吃下去。老师傅出来打圆场，说以后你吃之前要先看看盘里哪一块是你的(就是你是后来的，只能吃带鱼尾。最好的那几块要让给师傅吃)


到了依官自己做师傅的时候，他也收学傅。对学徒就比较宽容，上桌吃饭也较随便。当初“咸带鱼尾”的牢牢地烙在他脑海里。三年学徒很辛酸，“多年媳妇熬成的婆”。做学徒何尝不是这样。


学艺的饭菜有规矩。一般是红海蜇头切丝、咸带鱼、糟菜炒笋、红糟鱼、炒蚬子和两碗蔬菜。捞饭的米汤煮芥菜。大方的老板娘偶尔还会添一碗爆糟肉上桌。这便是福州、南平等地开店给伙计的饭菜。


随着年龄的长大，义官伯跟我说 : “他想把服装店盘给人家，乘着自己还会走动， 想从当初抓壮丁的法海寺出发，顺着他当初去当兵的路走一趟”。一转眼几年过去了，学徒没出艺，新学徒又进店。所以一直舍不得关。最终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我也要从义官伯的这个教训中得到启示，想做的事情赶紧做。疫情一结束，一定要和妹妹去枫亭、石狮、永宁搞一次自驾游。再不走真得没机会了。


我与小妹上山下乡后，父母也外出到北京上海大姐大哥那里旅外生活。房子空着拿出几间租给陈代波老伯。由他帮黄家看房子。


他也是解放前老邮工，负责电报收发。电报引入中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解放前他能念到高中很不容易，报考邮政局谋到一份差使。所以跟父亲是同行。府学弄那么大的一座宅子由他一家住，他住得很舒心。


他最小儿子陈家矶(上图左一)是方永宝同学的同班同学，所以一起到闽北邵武上山下乡。后来转到将乐插队。


家矶他爹也很会做人，困难时期有一天晚上来了七八个朋友 。坐了很久。老伯叫他老婆 切一个南瓜，熬一锅南瓜粥。每人一大碗，吃得很开心。在困难时期这是天大的人情 。


黄忠荣父亲名叫黄宝春(1920 - 1980)，长乐营前人。他家住道山路隆普巷邓拓故居附近。黄宝春在澳门路国营菜摊当主任，在物质极度紧张的年代手握菜摊大权。


国营菜摊供应的蔬菜品相不好，从公社把菜收割上来，再送到菜摊要经过好几个环节。所以蔬菜都萎凌失水。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最主要的是菜价便宜。


后来妈妈怎么也认识黄主任，经常到他那里批发蔬菜。所以我们家吃菜不成问题 。我所有插队和“文革”中结交的同学父母，我们妈都认识。方永宝结婚时还是妈妈去喝酒的。


后来黄忠荣插队跟我在隔壁乡拿口肖坊。他算中专生 每月有三十三块钱。每月寄十元回家，还剩二十三元。当时伙食费每月只要十二元。手上还余下十几块钱零花。手头很宽裕。我常带在一起插队的林中、永宝、和久等到他那里去打秋风。每次去，黄忠荣会向农民买鸡蛋和菜招待我们。下面介绍的邵文林、邵德锋等人通过不系舟介绍也认识黄忠荣，也成为好朋友。邵文林还回忆说，在肖坊他还认识了陈新知。一个早年从莆田移民到闽北的小移民，他到邵武拿口肖坊后，不适应闽北的烂泥田。成了到处游荡的无业游民。喜欢和知青玩在一起 。


以上为1995年2月3日春节聚会时方永宝(左一)、周和久、黄启辉三人在府学弄黄厝后天井留影照片。有一次他到我们插队的地方来玩。永宝、和久去弄了一只番鸭招待他。


放在铝制饭盒里面蒸，打开饭盒时，大厅上的狗大叫。狗狗的鼻子实在灵，吃剩的骨头全扔给狗狗了。狗鼻不但灵，而且很聪明，尚解人意。记得有一次我爸爸把一根油条扔在地上，狗狗一直在看并且吠了几声。父亲会意，把油条拗断，它才吃。


就当黄忠荣在我们这里作客时，他接到调令马上到福州机床厂报到。电话从肖坊转到固住，再由大队通讯员直接通知到人。我们三人送他下山，依依不舍而别。一幌几十年过去了，如在昨日。


黄忠荣是长子，他爷爷奶奶对他寄托很大希望。黄忠荣原先想去当兵，他爸爸跟他说不能去，手榴弹潮湿了会爆炸。可见他一点化学常识都没用。那次如果有去当兵的话，可能现在的状况又不一样 。


他有个弟弟名叫黄忠飞，黄忠荣觉得“忠”字飞掉不好。所以就把它改成黄忠辉，还有一个小弟弟名叫黄忠杰。黄忠荣还有好几个妹妹，都是很贤惠的女孩子。当时怎么都没有想到到他家去提亲？


邵文林是我的插友，邵家在马尾是大家族。他爷爷邵得康为清军长门炮台台长。此时清军是八旗军与新军并存。炮台属新军编制，所以他爷爷着新军军装 。肩扛一棵星少将军衔。


以上为闽江口长门炮台遗址。扼守闽江口，马尾中法海战时，孤拔(coubert)率法舰队进犯闽江。寻衅向我开炮，挑起战争。


长门炮台发炮还击，击中法舰旗舰。孤拔受伤逃至澎湖岛，死后并葬在那里。


以上为孤拔坟墓。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法国人向日本支付孤拔坟墓养护费。二战中，日军占领安南。维希贝当(Petain)政府把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转让给日本。同时把孤拔(Courbet)在澎湖岛的坟墓也移交给日本代为管护。并按年缴交养护费。


日本投降后，中国海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台湾、南海诸岛，包括澎湖在内的治权。陈绍宽派福州人李世甲前往受降。驻澎湖日军就把孤拔坟墓(Courbet Tomb)移交给中方。


以上是用法文大写镏金镌刻在法国东方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中将墓碑的碑文 : A LA MEMOTORE DE LAMIRAT COURBET ET DES PRAYES MORTS POUR LA PRANO ADX PESCADORES 1885  一成中文为1885年于这里纪念埋葬着安伯地 · 安纳托勒 · 帕罗斯伯 · 库内尔海军中将的遗骸。碑额上镌刻着十字架。如今，孤拔在澎湖的坟墓已成为特定意义的旅游景点。


2014年朱紫坊、府学弄拆迁，黄家兄弟姐妹回来办手续。期间抽空去闽江口游玩，上了炮台。后来知青聚会时，谈及这件事。邵文林说他爷爷曾任长门炮台台长。


上山下乡时，他四个兄弟一起到邵武拿口朱坊插队。与我们相处在一起。结下了插队不平凡的情谊。后来他一家移民去澳大利亚，但他们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身上流躺着炎黄子孙的血液。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也是他父亲生前谆谆教诲的。


邵家在马尾为世代耕读之家。到他爷爷这一代曾任长门炮台台长之职。如今邵得康将军墓已核定为马尾区文保单位。


邵文林父亲邵栋榕(1916 - 1968)，字公中。为技术型官员。母董幼梅(1917 - 2009)，亦出生大家，通文。他父亲罹难后，母亲一人肩扛起一家的重担。含辛茹苦，把他们拉扯大，实在不易。


他们一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国民政府崩溃前，他的父亲本与同仁一起去台湾。却被地下党挽留，故而留下来效力于新政权。


他父亲虽競競业业，但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解放后向苏联一边倒，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父亲对“肃反运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肃反是学苏联的，肃反对象是形而上学的。肃反打人是全国普遍的。这是偶然的 也是必然” 。


就因这几句话，他父亲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去梅林劳改农场改造。在梅林，他父亲这样瘦弱的知识分子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在劳动之余仍苦中作乐，坚持写作。


以下是他父亲留下来的遗诗 : 梅林没有梅花树，千砖万瓦当梅开。这是他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对当时不合理体制的无声抗议。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两句诗就是他父亲当时的苦闷心境。邵母通文，当时就读这句诗并解释给他们听。梅林应该有梅花树才能成梅林，没有梅花怎么叫梅林呢？就是讲这里是劳改农场，关的是没有犯罪的犯人。只好千砖万瓦当梅树，即指鹿为马。暗示他们父亲心中的无限怨恨 。


1965年春节，他们兄弟六人在马尾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寄给他狱中的父亲。他父亲收到照片后，在相片后面题下这样诗句 : 适诸儿寄来新照有感而书 : 佳节故园里，老来事事幽；小儿寄新照，细看思澄澄。


即使身陷囹圄，他父亲依旧坦然处之。艰辛囚劳之余，还坚持笔耕。以下是他父亲在铁窗留下的遗稿 : 飞溅的流水，奔马腾飞的江河，如镜的湖泊，澎湃的海洋，南北极的万年冰川，群峰上的皑皑白雪以及浮动天际的彩云，又何尝不是水呢！
水培育万物滋养生命，具有物质的力量，还给人一种诉说不尽的美感。它晶莹剔透光滑如意，静如明镜无尘，动似龙蛇飞舞，盈秋水，给人以静谥温婉的感觉，而碧于望的春江，又洋溢着几许生意。千尺悬涛，以它奔泻之势，启人以所向无前的气概。而壮阔波涛却显示出宽宏的胸怀，无限的浩气。
让音乐插上翅膀飞翔起来吧！让它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培养我们优美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满足我们的艺术享受。


以上是他父亲在劳改农场铁窗之下，每日煎熬之余坚持写作留下的学习札记。札记中的最长一段人生感悟已整理在上面 。


以后是他父亲留下的亲笔札记。内容为他学习哲学的体会。 “改开”后他父亲获得平反，后来他们才知道，他被送去劳改是因为所谓“政治问题”。总之，他父亲被人劝说留在大陆，为新政权服务。等他把技术传授给新手后，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跟我一样出生和经历的同学大抵都是这样的遭遇 。


邓小平出山后，他父亲虽然获得平反。但是他一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历史造成的 。这又能怪谁呢？由于他父亲的问题，他们一家都受到牵连。


他们兄弟五人，入团、入党、参军、上大学都没有他们的份。只有上山下乡这样的好事才轮到他们头上。在上山下乡艰难日子里，他们以他父亲当年在梅林的经历作为榜样。激励自己度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所人生大学里，他们学到了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至今受用不浅 。


现在，他们身在国外，心系祖国。以父亲爱国、母亲勤俭的人格为榜样。教育下一代，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二十一、黄家与右邻陈家

陈家在朱紫坊为大户人家。有“陈半穿”之称。七进透后，跨入陈家大门，穿过七进可抵达府学弄。


以上为陈家大院正厅。这些字画在“文革”时全部被毁。大姐嫁入陈家后，就住在后面的正厢房。后来回娘家住。因为大姐夫当时在森林勘探队工作，常年出差不在家。


黄家右邻陈家远祖为清乾隆时期刑部尚书陈若霖(1803 - 1882)，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是闽侯螺州陈。近祖为清末帝溥仪的帝师陈宝琛(1848 - 1935)，与黄家姻亲郑孝胥同为清逊帝溥仪的左右重臣。


陈宝琛为海内文宗，其道德文章名重一时。陈宝琛喜欢收藏古籍，这些后来都去那里不得而知。


陈家祠堂在朱紫坊花园弄通往府学弄的胡同内。堂门很大，门楣上写着“陈氏祠堂” 四个大字。陈家行第为“沧海培心田”。


以上左边为陈培锟的简历，右边是他的书法作品。陈家发迹后也重视教育。故清光绪年间(1875 -1908)，陈海梅、陈培锟父子同科，同榜登第。朱紫坊一时万人空巷，传颂至今。


以上为陈培锟撰写的《国府主席林森纪念堂碑文》。2011年秋，二中百年校庆时与同学到此游览，向同学讲解。林森纪念堂原来就建在屏山顶上 。“文革”时被拆除，“改开”后重建镇海 。所以把碑就立在镇海楼旁。


陈培锟登第后，任同安同知。后升格为厦门道尹。民国时任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后任省文史馆首任馆长 。陈培锟发达后在朱紫坊附近的津太路南营买下一座闽式四合院。


“培”字辈后，即为“心”字辈。在朱紫坊陈家老宅中就属陈心启最有出息。民国卅八年 (1949年)考取省立福建农林大学。1957年考取中科院研究生院就读。他最大的学术成就为领衔纂《中国植物志》大词典。凡80卷126册。按门类目条收入全国各省区所有植物(含水生植物)并附插图。附有拉丁文及英文 。这项工作大姐也倾注了大量精力。


大姐退休后，每日仍坚持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对于书中所有植物拉丁文的学名进行校对 。父亲教给我们的外文知识，想不到这次她用得上。


以上为《中国植物志》中部分多肉类植物汉英拉学名对照表凡例。从中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文属于表意文字，一般初中文化水准都能看得懂。而拉丁文和英语写的植物学名非专业人员，若没有借助字典根本看不懂 。


大姐毕业于福州文山女子教会学校(后改名为福八中)由传教士用外文授课。并从父亲那里传承了拉丁文等冷僻知识，为她晚年有缘参加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学名翻译提供别人所没有具备的专业知识。


第一部《中国植物志》由西方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kBoym 1612 -1659)编成。卜弥格多才多艺，精通医学、天文学、哲学、神学、汉学等知识。精通汉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多门外语。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在多领域做出辉煌学术贡献。与利玛窦齐名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中国植物志》在世界植物学占据近五百年之久，直到陈心启编纂的《中国植物志》问世才退出历史。


中国人自己编的《植物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则长期停滞不前。后来科学院决定由中国人自己编纂新植物志，因缺乏人才，进展缓慢。“文革”浩劫更是停顿十年。改开后国家决定《中国植物志》编纂工程再次启动。但老一代专家已凋谢或力不从心。所以这一部专业巨著由几代人耗尽毕生精力、薪火传承 ，最后花落陈心启夫妇通力完成 。由此获得国家金奖。并被遴选为中国兰花学会终身荣誉会长。
二十二、黄家姻亲

黄家自迁往省城朱紫坊定居后，世代与朱紫坊陈家、鳌峰坊高家、三坊七巷洗银巷郑家及灵响路葛家等世家联姻。父亲大姑、二姑嫁入东门外农家。且婚姻不睦又早殁。所以父亲三姑家嫁与洗银营郑家。


洗银营有银可洗否？有！一字值银百两。洗银营又名云梯里。时人以其巷名编为一巷联云 : 洗无银出，云可登梯。谕意深沉，当初看好郑家出雏凤。后因东北那档事，虽“云梯不可登”了， 但洗出来一个“交通银行”的行名。怎么无银可洗。 据说郑孝胥早年在上海卖字为生，一字值银百两。还有澳门路林则徐纪念馆入口碑亭内一方石碑的碑文及书法即出自郑孝胥之手。


郑孝胥后来跟随清逊帝溥仪去了东北，担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因在国联李顿调查团招待会上，当着“帝室御用挂”日本特务吉冈安值(1890 -1947)的面，扬言“满洲国已经长大，日本人应当放手。让满洲国像当初一样挥师入关。恢复大清”。因口无遮挡而惹祸。日本人认为他有摆脱日本控制之嫌，将他和他的儿子毒死。另外扶植大汉奸张景惠继任伪满总理。至伪满洲国垮台为止。


郑孝胥在当“伪满”内阁总理大臣时，我们黄家人对他敬而远之。“汉奸”之名唯恐避之不及。族中七房，没有一个人想到跑到东北去托他谋得差使。这也说明黄家人有远见。


以上为郑孝胥书法。左下角有“孝胥”两字并两方钤印 。小时候每年初一，父亲会带我们去郑家拜年。三姑婆看到我们去郑家拜年很高兴，会拿“红纸包”和福吉给我们。


三姑婆去世后，就疏于走动。两家关系就断了。时间过这么久了，有一次三哥从北京回福州办事。他带我和小妹去三坊七巷游玩，还特意去了洗银营。看到郑宅门口钉了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郑寓    郑孝胥”两个大字三个小字。想必郑家人也想替他洗白。再后来又去时，发现寓牌不见了。可能郑家后人把木牌摘下收了起来。那可是值五百两的银子啊！


同为溥仪遗老的陈宝琛却能激流勇退，保全名节。人的一生往往在一念之间，走错一了步，身败名裂。
二十三、父亲这一房

祖父育四男，三房绝后。只有父亲这一房育有五男四女。为黄家最旺的一房。当时风水先生跟妈妈说 : 如果将黄家祖坟右墓臂加高一尺，二房将更加兴旺发达。母亲姑且听之 ，没有理会。还好没听风水先生的话，如果做了会被其他房见怪。这是很缺德的事情 。


父亲自立门户后，他的子女没有按族谱行第“以”字排行。而给我们另立一个“启”字作行第。“启”字有“开启信封”之意。这表明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捡信生出身的本份。


以上这一帧相片是由厦门翁家后人提供的，摄于民国卅七年(1948年)。以上左起四兄启钧、大姐启华、父亲俊英、本尊启辉、母凃氏、二兄启明和三兄启芳。大哥启荣在上海念书；二姐启珍参军去了。小妹启征还未出世。


又是一帧不全的全家福。摄于1959年春。大哥启荣、二哥启明分别从上海、西安回来过年，三哥在厦门读大学，回来过寒假。前排左小妹征、表姐、么妹启红、母凃氏、大姐女儿陈怡、本尊启辉。后排左起大兄启荣、二兄启明、三兄启芳、四兄启钧 。(二兄启明在西安冶金学院任助教，所以也佩校徽)
平时在福州只有六口人吃饭。父亲每月寄五十元钱 ，大哥每月寄三十，大姐每月寄三十五月，二兄每月寄二十元。三哥那时在厦门读书，所有费用国家全包。我们家对小孩实行零花钱制度。小妹三元，我五元，四哥七元，三哥还在福州读书时每月十元。给我们理发、洗澡、看电影和买纸笔等费用。
那时看一场电影，学生票才七分钱。上澡堂洗一次澡才一角钱。理个发一角钱。冰棍一根三分、雪糕五分钱。铅笔一把四分，笔记本一本一角钱。春游每次三元另外拿。我常把零花钱省下来买书看。


大兄黄启荣(1928 - 1989)，出生于朱紫坊。他是黄家老大，所以妈妈特别宠他。根据满洲人的习惯，我们叫他大阿哥。大姐叫阿姐。
临解放前，他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帮助到处贴标语或社会活动。被警局盯上，抓到牢里。警方查明他是邮局局长的大公子，交父亲严加管束。母亲爱子心切，卸下手镯，凑足路费，让他去上海读书。


报考国立美术学院，拜刘海粟为师。学的是古典西洋画，也是学有专长 。这样的西洋画与突出工农兵格格不入 。


但上世纪“反右”后，突出工农兵 。大哥的古典西洋画被打进“冷宫”，他在单位里几乎成了多余的人。经常下去锻练，所以去过很多地方。


有一次到西双版纳去采风，一呆就是一年。 一个学西洋画的人到那个地方去采什么风？以上就是他当年的采风那样的图画。


1954年获得赫尔辛基国际大奖。得奖金五万元。五万元在当时是笔巨款。1957年他从上海回福州，拿出一些钱替家里安了电灯。当时府学弄大部分住户还在点蜡烛时，我们家晚上灯就亮了。也带动左邻右舍也有电灯照明。


1957年“反右”时，左派们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向党提意见，他竟然组织十几二十个同事脱离运动，去游西湖。左派们向领导反映黄启荣带头对抗运动。领导说等他回来找他算账，定他“右派”。谁知道他们回来时运动转向了，开始抓“右派”。那一大批积极分子都成了“右派”。而去游西湖的人都躲过了“反右”的浩劫。


有了“游西湖”的先例，以后他们单位里面再有什么运动。大家都以黄启荣为标杆，“吃酒凭隔席”，“他挟什么菜，大家跟着挟什么菜”。所以单位里很平静，大家相安无事。


大哥所在的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以经常下乡。“文革”时下放，睡地铺半年。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四人帮”垮台后，本是他大展宏图的时机，但手已经拿不动笔了。 所以抱憾终身。


大嫂陈玲父母在上海石库门原有一套住宅。他们继承后拆迁安置在浦东。大兄独女黄茵子将壁炉拆下，安装在新居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里。现在壁炉已失去实际效用，只剩下装饰作用。看起来很气派。


大嫂养母，称她为亲妈。原来是中学美术老师 。有一份退休金。她没有跟大嫂一家过。自己单过。好在上海里弄有食堂。想吃什么前一天食堂人员会来登记。


我看她有一个很精致银质食盘，到饭点时，食堂人员就把她前天定的菜，一碟一碟地排放在食盘上，慢慢享用。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摆家家一样 。老话说 : “一世做人，两世小孩”就是这个意思。


“文革”后，有一次我到上海就住在大兄家，亲妈看到我来沪，就自亲到市场上买了一个大猪腿招待我。大哥看到说 : “全家都沾你的光” 。到了晚年，大嫂妈妈一直把家里的东西往成都搬。把家里的一部胜家缝纫机托运到成都，我心想托运费都够买一台缝纫机。大哥心里老大不高兴。我就说了一句，上海的房子更值钱。大哥马上明白过来。


从现在来看大哥当时保释回家后，妈妈当时就应当送他去香港。然后转道去美国读书，或去法国。这样对他对我们全家都有好处。以我为例，像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适合在大陆继续待下去 。


老师后来告诉我，1964年以后“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拧越紧。1965年以后考大学，不按成绩而主要按领导内定。后来这也是大家共知的秘密了。


大姐黄启华(1931 -       )为黄家长姐。出生于朱紫坊。我们叫她阿姐 。父亲最喜欢她。她去福州念书时，父亲把手上戴的一块瑞士手表给她。大哥觉得他是长子，都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


大姐自己说，小时候脾气很坏 ，有一次一直闹。父亲抱着她一直哭，甚至把整杖的山楂都买下来 。哄她都不行。母亲看到了，把她抱过来，掀开屁股打了几下就安静了。我们全家兄弟姐妹都不怕父亲，怕母亲。


在鼓浪屿住时，有一次大姐带着二哥、三哥、四哥去讨海。在海滩捡海鲜和贝壳。忘了海潮突然来到。


大姐赶紧叫大家手挽手退回岸上，再慢一步，全部去见海龙王。


兄弟姐妹中，大姐最勤快又好强，为了保持全班第一。每天坚持五点起床，早读、背诵古诗文。早饭本来由邹妈起早煮，大姐说她既然早起了，就由她代煮早饭。邹妈只负责赶早去买小菜、油条等早点和做内务。


大姐就读于福州文山教会女子学校。由传教士用外文授课。所以大姐和二哥的英文好。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省高工学校。


报道的第一天，校长就特意召见她。见她人长得秀气，受到培养。不久就入团。还当上学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58年调到中科院工作。


大姐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中专文凭在中科院高学历成堆的最高学府被评为教授。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大姐说每一次去开学术会议，最后的总结报告大多由她来写。会议结束后大家出去玩。她待在宾馆里写总结稿，将近一万字的材料要在一天内完成，打印后大家带回去。


都说“能者多劳”。确实是这样，在研究所里经常由她领衔搞课题。活大多由她一人干，出成果领奖金时人人有份。要平衡平衡，连传达室和资料室的人都要“利益均沾”。


否则的话外面人来联系工作或者想到资料室查材料都不方便 。


以上为1966年9月中旬，四哥带我去北京。我和外甥女陈怡、外甥陈田在北京天安门留影。那时候全国大乱，停课闹革命。他们俩人也和科学院里其他孩子一样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到处游荡。大姐夫看这样不是办法，每天向他们两人布置作业。要背诵多少条毛主席语录 。我发现小孩记性非常好，居然整本语录都会背下来 。


二姐黄启珍(1932 - 2022)又名张碧珍。小时侯，外姑婆说她留在家里会克家，母亲把她送给姓张的人家做养女。
二姐长得很漂亮，临解放时她参军参入文工团。我想当时审干不是很严，不然她入党时就遇到麻烦。一审再审，拖了很久才通过。如今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后来张黄两家都有来往。府学弄黄家析产时，父母也分一份给她。


二姐夫金祥发(1926 - 2012)，南通人。穷苦人出身，十几岁时出去闯荡江湖。入伍当兵吃粮，后来加入新四军。解放战争时，一路打到福州时凭战功已升任营长了。


接着参加解放平潭岛战役，以后就无战可打了。我开玩笑地跟他说，如果继续南下攻占厦门，参加金门战役。要么光荣了，要么被俘遣送回来。开除军籍、党籍，交给地方管制。每次政治运动都成为批斗的靶子。还不如那些发小呢。人真的不得不承认有命运 。


二姐夫一身有多处受伤，确实是拿命换来的。与他一起放牛的发小，不愿跟他出来。始终待在乡里种田受穷一辈子。二姐夫每次回乡都要去看他们并给他们一些资助。


2011年春，我在南京长住期间。有一次，他突然问我 : “林彪究竟怎么死的？”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又问 : “是不是被绑架了？”


他从来不和我谈这些话题，今天他问这个问题，我感到很突然。我回答他说 : “林彪上了飞机，就别想再下来” 。他疑惑地问我 :  “为什么？”我干脆回答说  : “党内的斗争非常残酷”。他想了一下，表示认可。


接着又推心置腹地问我 “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笑着回答他 : “社会主义都搞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共产主义”。


我跟他说 ，早在两百年前圣 · 西门和傅利叶已经多次试验都失败了。共产主义跟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一样是理想社会。要实现这样的社会，首先要做到所有的人都是道德高尚且无私奉献的好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 礼运篇》，意思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讲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表达的是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


任何时代都有好人与坏人存在，而且私心是人的本性。所以无法实现。倒是现在的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四面包围下，为了生存他们实行一种类似中国人民公社合作共存模式，称为基布兹(Kibbutz)有点社会主义味道。


你看现在的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还远不如以前。所以这样的理想社会渐行渐远，何日是个头？


我把上山下乡时看到的“四人帮”搞“穷过渡”的极度贫困告诉他。由于“四人帮”批判“唯生力论”，在“学大寨”的束缚下，农民的生产极积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江南相当一些地方 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解放前 。


他回答我说 : “知道这个现象，他的家乡南通就是这样” 。 其实“包产到户”也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农村土地到处撂荒，农民不种地的原因“投入不如产出”。


所以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还没有根本解决。我以为走集约化的农业道路或许是一种出路。


我对他说 : “ 幸亏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不然的话中国就是大号的朝鲜” 。虽然他很讨厌邓小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


二姐夫晚年不但亲眼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惨状。 也目睹了中国开始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 。难怪乎他的信念动摇了，他早年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难道就是这个样子？他带着这么多不解的疑惑走掉。
2011年，我在南京陪视二姐夫。他不无感概地跟我说，他一生无数次替这个战友的儿子解决征兵入伍问题，替那个战友的儿子解决工作问题。也帮小时的发小后代解决跳出农村找工作。到了自己两个男女仔长大时，他已经不在位，无能为力了。
他的女子和儿子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也算是“红二代”，但只是穷的“红二代”。他们只给他们两人留下几百万和两套房改房的遗产。


他们在念小学的时候都经过文化革命的停课阶段。在最需要念书的时候，错过了念书的这个环节。粉碎“四人帮”后，重视教育。他们也望子成龙，特地请了私塾先生在家里教他们。勉强读完高中就走上社会。都不在军队、公务员事业单位任军职或行政职务。只能在企业工作。


靠着父母的余荫仍享受一些特权，家里享受的电话、司机都是公家的。二姐夫去世后依旧能做到家里用车，随叫随到。连电梯费卫生费都还不要出。
二姐夫去世后，二姐还在。干休所不便一下子撸掉。等二姐一走。这些特权慢慢地都取消了。往后，连卫生费、电梯费都要照摊。他们真正算是回归人世间了。


二姐和二姐夫还算是廉政，他们及其后代所享受的特权还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比起有的军中高级将领，一个人占了两三套独门独院的平房。老爷子死后，遗孀占着。等到遗孀死了，来收房。没门！就是不搬。凭着就是这个江山，老子打下的 。


当初出来革命的时候，都说好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均富的理想社会。怎么会成为这样把持特权，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社会呢？形成新的门阀制度，社会阶层固化。
虽然他身上盖着一面鲜艳的党旗。但走得很不舍，现实与理想反差是如此之大。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能长享特权。我想他心里一定很痛苦。何止是他，凡是高龄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是这样 。


所以说搞政治改革谈何如易。既得利益者抱团取暖，当时赫鲁晓夫搞改革，就是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所以被迫下台。我国也是一样，几次想搞都是半途而废。
二兄黄启明(1933 -         )出生于鼓浪屿。从小都在闽南各地长大。他在泉州读小学，毕业后与大姐同赴福州求学。


二哥入格致中学(即福州五中)读书，初高中都在五中读完。他也是寄宿生。


“格致”乃“格物至致”之意。典出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的理学。有一次王阳明坐在竹子前面，眼睛盯着竹子长高。


理学在汉文语境下，是指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又称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王阳明是其集大成者。


毕业后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府学弄兄弟合资盖的别墅设计就出自他之手。


2013年秋，二兄启明、老五启辉和小妹启征到闽南寻根。
二兄小时候也很淘气。有一次，他看到门房代秋的儿子在河边洗咸带鱼。二哥对他说手要捏紧，不然咸带鱼咸味退去，活过来会游走。他回去跟他妈妈说今天很危险，咸带鱼差一点跑掉。他妈妈说咸带鱼怎么会游走？人家诓你。他反驳说人家二哥那么有学问，怎么会错。母亲知道后赶紧叫二哥去门房工友家当面道歉认错 。
妈妈说二哥命很大，几次差点死于非命。有一次他和爸爸一起吃元宵，他一口吞下，堵在咽喉下不去。父亲用筷子去拨，眼看脸都发紫了。父亲见不妙，赶紧喊 : “贞啊！快来啊”。母亲一看，叫二哥嘴巴张大，在二哥背后重重一推。元宵吐出来了，捡回一条小命。连那次鼓浪屿在海边拾贝壳差点遇难，一生中曾遇三大劫难，都化凶为吉。
抗战胜利后，乘海船举家回福州。有一次夜里母亲叫二哥去倒痰盂，哥哥被海浪打到海里，接着又被海浪打回来。算是有惊无险。


三兄黄启芳(1938 -          )出生于鼓浪屿。那时厦门沦陷，鼓浪屿虽是租界区，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向日本宣战。紧跟着中国也正式向日本宣战。


所以鼓浪屿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期盟军开始轰炸，晚上实行灯火管制 有一次忘了把窗户窗帘关掉。日本人打着手电筒冲上来 。


留着卫生胡子的稽查队长凶神恶煞地满嘴“八格牙路！死拉死拉的”。打着手电筒到处照，口上骂骂咧咧就走掉，没有怎么样。


三兄的初高中也是在福州格致中学(与二兄同校)读书的。全寄宿，很小就养成了独立自理的能力。


三兄后来也毕业于福州格致中学，1958年毕业后到厦门读书。他在厦门待了四年，住在鼓浪屿八卦楼。仿八卦而建，故名之。原主人是台湾板桥林家三房林鹤寿，饱读经书，又工诗词，为人风高傲、惆怅儒雅，颇有经商才能。然而花巨资，甚至破产建成的八卦楼，其本人一天都没有住过 。倒是三哥在此一住四年。


八卦楼的红圆顶为鼓浪屿标志性建筑。是模仿伊斯兰建筑巴勒斯坦阿克萨清真寺而建，内部通道呈十字形，四面都能出入。正是这种设计使八卦楼宏伟流畅、自然 大方，避免了大建筑的沉闷感。每逢礼拜天都到翁家。翁老太夫人去世时，三哥还去守灵，以尽翁黄两家的情谊。如今三兄三嫂在北京定居。


2019年底，三兄从北京回福州迁户口。二哥特意从上海赶来相聚，从年龄上看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聚了。左起小妹、三兄启芳、二哥启明、老五启辉。
四兄黄启钧(1941 - 2016)出生于鼓浪屿。先在闽南读小学，四年级时转学到福州于山旁的鼓楼中心小学。初高中均就读于福一中。


毕业后于1963年考入东北工学院。“文革”时四兄被派往全国各设联络站，同行者还有姜在田、刘长征等东北同学。也把联络站设在我们家。


同班张德明、林维耀同学带全班同学到我家抄家后，当天四哥就把我带到北京去。陈香穗等几个女同学还奉张德明、林维耀之命，第二天去火车站巡察、围阻。(上图左一为张德明，相片有意作模糊处理)


陈香穗(图中前排第三人) 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点同学情面都不讲。后来听说她去了米国。我想她去米国后，回过头来会为自己的当初革命行为感到可笑 。“文革”中对帝国主义那么深恶痛绝的人，怎么纷纷地跑到米国去定居呢？


当她们还在福州火车站蹲点苦守时，我早已到达北京了。然后开始了波浪壮阔的全国之行。而我四哥再到其他城市去设联络站。从此我凭着学生证全国到处跑。游遍了祖国大地，连春节都在外地过。


他知道我喜欢旅游，“文革”中，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自费带我去枫亭。中午还在枫亭桥旁边吃中饭，就是妈妈当年每天买菜的地方。那天四哥点了两份海蛎炒兴化粉和牛肉羹。


结账时，老依伯拿出算盘当着我们面，海蛎多少钱、油料多少钱、米粉多少钱，一笔一笔算给我们听。告诉我们说每人收八角钱。每人赚一角五分钱。还问我们公道不公道 ？原来天底下还有这样做生意。我们连声说公道！公道！结完账，我们向他告别 。


老依伯还送我们到店门口。临别时还提醒我们要去买些枫亭糕带回去，还指着哪家店做得好。记得老依伯穿一身灰布长衫。在他身上有兴化人的精明与儒商的习气，想必我家祖父的那几个弟弟也都是如此罢了。


四兄毕业后在东北工作好几年才调回福州 。由于在东北待很久，所以他不但俄语口语流利。而且普通话特别好。有东北口音，三嫂是铁岭，她说四哥的口音听不出南方人。


本尊黄启辉(1947 -         )出生于泉州南街。妈妈说时间到了不出来，师姑自愿为我念了 整部《金纲经》。跟母亲说 : “先生娘， 金刚经很顺”。其实我们家不信神，但人家是好意。母亲照样奉上一笔香火钱。


师姑对我的印象很深 ，能一口气念完《金纲经》很不容易。念经时只要有人来，就马上中断。又要重新念起。老话说 : “老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泉州南街钟楼后面一座尼姑庵出世的。童年是在闽南好几个地方度过的。


民国廿三年(1934年)驻军某旅长沈发藻欲娶小姨太，晋江县长张斯吝投其所好，找一黄姓护士，黄护士不从，被迫自杀。此事引起公愤，黎明高中师生联合多所学校罢课游行。张为平息事态，被迫建钟楼谢罪。


以上为我小学同学在鼓山涌泉寺大殿旁留影纪念。坐者左起程鲁、黄启辉、张俊良、李圣钦、中排欧依坦、朱亨端、高杏生、张玉书、后排左起刘春英、林春寿、黄天凎、陈明老师。


我上小学时，师姑和师太还从泉州到鼓山来进香。就住在府学弄黄家。妈妈专门替她们收拾一间厢房。又替她们到花园弄叫了一辆会熟悉的三轮车，从府学弄拉到鼓山脚下，再从鼓山脚下拉到山顶。真不容易。记得好像当时师姑付给三十元车费，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


后来随母亲回省城。入水部小学的转学手续是四叔替我办的。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去法海小学而去水部小学，就是冲着教会小学的名声而来的。校长是四叔厦大同学。以上为水部小学外景图。拱形大门即为校大门。


这座学校是从泛船浦迁来的崇德小学，校门口建有哥德式的红砖门廊。上下课时工友敲着口径不大却鸣响深沉的青铜钟。这些都是教会学堂特有的特色。后来拓宽水部路为五一路时，拆了这座校舍。


水部小学与河西小学合并成为师范附小。设在纱帽井、得贵巷的原为一座私家园林。花果树之余便是砖木双层的洋房。场地不够大 ，有的课程与活动要到鳌峰坊来举行。七遛八遛又遛回到了鳌峰书院。


水部旧名琼水，源自旧时城东南面的水步门又名利津门。自明代以后水步改水部。指古时福州水部门兜一带。这里琼东河穿过，引闽江潮水入城。人烟秀错，舟楫往来。更是柳树依依，荷花飘香，莲藕遍布。“柳倒大小桥”便是这里水乡泽地的写照。


建于这里的水部小学后来与河西小学合并为福州师范附属小学 。无论是水部小学、河西小学，还是得贵小学，原先都是教会学校。


以上即为得贵小学图像。得贵巷是福州老城区街巷的一个缩影。得贵巷的形成见证了福州长大的历史。唐代以前这里居民很少，尚未形成巷弄，到了明代，这里附近的河东街 有一家姓倪的三兄弟同登进士，显赫一时。引来不少人在倪家周围落户。各家宅第都是向东扩张，逐渐形成一条贯穿东西的巷弄。商业也随之兴旺。为了希望能像倪家一样得贵。人们就把这条巷弄叫“得贵巷”。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倪家家迁走了。可是德贵巷的巷名则留传至今。洋人当时在这里建教堂和教会学校，也名叫“得贵学堂” 。(校舍见上图，如今这一座巴克罗式乳黄色两层带拱门的建筑早已拆除。)


得贵巷巷名的保留，还有一段轶闻。得贵巷拓宽建马路后，原先要取消这个巷名，改为津泰东路。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认为得贵这个地名很吉利，大家才能把生意做兴旺，为什么要改名？市政当局为民所请，将得贵巷改为得贵路。如今上百度查“得贵巷”除了这张唯一的老照片外，已一无所有了。


以上为本尊与毕业班陈明老师的师生合影照 我们是陈明老师首届毕业生。后来他还带出了十几届毕业生 。
陈明老师(1938 -          )常期从事小教教学。后来担任附小校长，再后来任乌山小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并且著作等身。


初高中都在二中念书 ，“文革”后期1968年底与同学一起到闽北邵武拿口插队。 一年后到漳平大深潘洛铁矿工作。


我和小妹所在的铁矿矿部就设在大深村，一点都不大，但是很深。在那里待了十一年，博览群书。农兵工教都当过。师范英语毕业，后来又自学了好几门外语。


刚到铁矿工作时，与福州小老乡出生于福州秀山村的林为钟友善。记得我初中时曾到秀山村劳动过。那里叫做战坂村，之所从叫战坂，因为五代十国南唐灭闽国，曾在这里打过一战。(今福州北郊战坂，原应吉头。位于北郊最高峰莲花山的东麓。明代《闽都记》载 :“战坂在吉头，去城东北十里而遥。相传五代晋开运三年(946年)，南唐兵与王仁达鏖战于此，营垒之址，犹存荒莽中”。战坂一带保留有营房处、斗顶、马兵岭、马桩等与这场战役有关的地名)


记得刚进矿时，我跟林为钟掰手腕都是我赢。有一次，我得病好了以后我再与他掰手腕，我就输掉了。这就跟大英帝国的没落一样， 其实在一战时就已经输掉了。但是一直撑到二战结束以后才座实。 中国其实早已经是老大，但还是以老二自居。就等着一场大战定夺名次。


以上是2013年秋，我与小妹回潘洛铁矿时与矿友重逢。居中者为寝友王庆良，右者为骆文辉。他们两人都是厦门人，我喜欢跟闽南人交往 。2017年，我应朱镇忠的邀请去云霄拜访他 。王庆良闻讯还和刘亚荣夫妇两一起来相会。转眼都快20年了。


大深位于漳平、永春、安溪三县交界之处。矿部就设在大深村。在这里集中了千把人的非农业人口，当地农民种菜为生。这个村的农民比其他地方的农民更富裕 。


大深边上有个福前茶场，在那里家家户户都喝茶 。特别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话仙。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而且喝的是功夫茶 。他们觉得每天晚上来泡茶不好意思，有时就带一些铁观音来。铁观音很经泡，有“七泡有余香”之说。


离开大深后，我把喝茶的习惯带到延平。不但喝铁观音，还喝武夷山岩茶。有时候大鱼大肉的，还喜欢喝皖南的祁门红茶。


小时候很贪玩。于山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一次和小学同学一起在于山躲猫猫。妈妈陪余家二伯的妻子到于山王天君殿上香。同学赶紧小声地喊 : “启辉，你妈妈来了！”我回答说 : “我妈妈不会来这样的地方”。没想到真的是她来了，但是回家没有被骂 。


更小的时候，在闽南时有一天大中午的，和一拨邮局的小孩到人家甘蔗田里拔甘蔗。每根甘蔗都拔高一寸。后来蔗农追查到局里，他们说是我带的头。


蔗农到我家，带我妈妈去蔗田看看。看完后我妈说: “甘蔗不是都在”。蔗农回答说 : “甘蔗被拔气跑掉，不会长大”。(福州方言称为“病干”)。后来读书，知道这是“拔苗助长”。


上植物课也是这么认为，种苗移植后不能再动。为此妈妈赔蔗农三十万元(旧币)。打了一顿。


挨打时，家里没有常备笞鞭(chi - )。叫我去邮局李姆家借。李家家法很严，门后墙壁上从细到粗挂了七八根 。还上了青油亮亮的。我去借时，她卖乖说这么乖的孩子不要打。我说不行，这一次过不了关。她就拿了一根细的笞鞭给我。回家时妈妈说去换一根粗的。我告诉李姆我犯错的经过，妈妈赔了三十万元钱。她就挑了一把中号的笞鞭给我。


局里小孩犯错要责罚，需要笞鞭都是跟李家借。她是大麻脸，我们背地里叫她麻姆。因为笞鞭的缘故，大家都讨厌她。所以给她取外号。后来李家举家移民荷兰国。临出国之前，还到我们家跟妈辞行。妈妈添了几个闽南菜，留她吃顿饭算是饯行。看到桌上的闽南菜勾起了她的回忆。临别之时，流下了不舍的眼泪，她知道这一走永无再见之日。


在吃饭时，她还主动提起那一次因为拔甘蔗赔钱，借笞鞭的旧事。问我记不记的。这么大的事怎么会不记的。我做父亲后，从来没有打小孩。这点跟我父亲一样。那一次拔甘蔗的教训太深刻了，终身难忘。
麻姆的丈夫李先生职务升迁，想停妻纳妾。李姆不干了，在局里大闹。大家劝李先生，李家这些好处弄不好都是李姆脸上的麻子带来的。李先生才打消纳妾的念头。这与邮局招收新员工经过家道与个人人品考核有关 。


在石狮住时，三哥、四哥晚自习很迟，妈妈买肉粽子给他们当夜宵。卖粽子的人都会挑选九点到我们家，为了等这一颗粽子，我只好拿一本书挨在书桌旁陪着哥哥们看书。硬撑到九点，所以很早就启蒙识字。小妹年纪小，撑不住早就睡觉。只要一听到有人用闽南语拖腔吆喝着“ 烧肉粽”，就知道宵夜开始了。那时钱很大，一个才500块钱(相当于后来的五分钱)。


石狮的肉酱也是有名，用粗陶瓷罐装着，罐口很大，用一张厚牛皮纸封上。还贴上一张小红纸图吉利。罐内的油渗透出来，油沥沥的，给人一种正宗地道的感觉。
离开石狮后，尽管我们家也经常煮肉酱，怎么都吃不出当年那个味道。后来几次去石狮都找不到当年的“石狮肉酱”了。


小妹黄启征(1951 -        )，出生于泉州。在闽南待到1956年才回福州，所以她也会讲闽南话。在石狮时，有一次父亲回来过周末。母亲去买一些菜，晚上加餐。父亲跟我和小妹亲热，没想到小妹拿一把剪刀把父亲美国罗斯福哔叽(serge)裤脚跟头剪了一个洞。父亲看到后很生气，二话没说一声就回单位去了。


妈妈买菜回来，看到爸爸不见了。就问为什么？我就把小妹把爸爸裤子剪一个洞的事情告诉她。妈妈听完很生气，就把小妹打了一顿。长大后，我问小妹记不记得这个事。小妹说她记得 。原来“小别如新婚”，小妹坏妈妈和爸爸的好事，你说要不要打？


小妹毕业于福州津泰小学，老师问她，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小妹说是做工的。保送福州女子中学。“文革”刚开始，她没经过妈妈同意跟同学一起到连江青芝寺去玩，赶不回来在琯头过夜。回来后被妈妈抓去打。说小妹行为“自专”(自作主张的意思)
从那以后，妈妈知道她长大了。所以也就管得松了。在“文革”串联时，和她认识的朋友林雪英一起也是全国到处跑 。跑的地方不会比我少 。再说妈妈做女孩子的时候是天足，还不是到处跑去玩 。


“文革”后期与本尊一起到闽北邵武插队落户后，二中的一大批同学陆续跟着一起去。后又一起到铁矿工作。后来调到福州高工校办厂工作，最后调南京林业警官学院工作。


凭着初一生的文化水平，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文凭。每本书都是厚厚的，要通过考试实在难。跟当年黄家大伯一样苦读才成功。


小妹长期从事学院《全国林业通讯》的编辑兼主编。练就很好的文字功底，到退休年龄因找不到接替人，还续聘五年，直到带出接替人为止，足足六十岁才退休，脱身回福州定居。这样一年到头，福州南京两边跑 。


小小妹黄启红(1954 -1962)，出生于石狮。学龄前得不治之病。母亲到处寻医求药终不治。临终时小妹很痛苦，三兄拍着她冰冷的病体劝她走。她才慢慢地合上眼。我们在一旁哭着看她离去，至今历历在目。我做一首《悼妹诗》祭她早逝的亡灵 :
小妹不该世上来，芝兰容易漆下生。
学龄罹病身不治，阿兄知汝年少苦。
临别之夜汝呻吟，伤心痛哭劝你走。
待到来年清明时，兄烧纸钱祭妹魂。
那时还没实行火葬，家里给她买一口棺材。盛装后带上她小时候的玩具和笔墨书籍让她到那里能够自学。兄姐送她上山。把她葬在祖坟墓埕的“孩子山”上，与四叔的早夭女为伴。
二十四、黄家祖坟

黄家祖坟在北门外的丞相坑。墓茔很大。横卧的墓碑有小单人床那么大。厚厚的青石板研磨而成，墓额当中镌刻“皇清”两字，两旁刻着“溯望江夏” 。当中为曾祖父名讳。然后男左女右，一直排到祖父各房这一辈为止。墓碑两侧余下一大块空白由后代子孙再延续刻上。(女的是指嫁入黄家媳妇辈 )


妈妈说黄家每年上坟都是一件事 。从朱紫坊到北门外丞相坑，路不近。生人力车虽然便宜，但从北门外到丞相坑黄家祖坟还有一段山路，人力车开不进去 。只能雇回程轿子，回程路上到了吃中饭时没问题，一路上黄家有好几十家的锅边糊店管饱。


北门外丞相坑附近原有一个“万婴坑”。是刚解放时将原教会医院、育婴堂弃婴的骸骨收集在一起埋葬在那里。当时作为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的物证。


小时候跟父母去上坟，路过这里都会瞧上一眼。所谓丞相坑便是这里曾经埋过五代十国闽国的一位丞相。我家祖坟就在丞相坑附近 ，所以对这一段历史非常熟悉。随着大福州的不断向外扩展，如今的丞相坑也已经被铲平开发成商品房。“万婴坑”也早不见了，其实应当留着，这是历史 。


这么讲黄家更早的祖坟和祠堂应当都在兴化府黄家祖籍地。曾祖父买墓地时预买了很大一块墓埕给子孙用。到了父母这一辈已实行火葬。这块墓埕没有派上用场。活到90岁的七婶婆火化后的骨灰也没有葬入黄家祖坟，按惯例最后入葬者要交一大匹费用。七叔公家的后人出不起这些钱 。
祖坟紧挨着四叔黄麒婶娘家蔡襄侯的墓旁。蔡家坟墓比黄家祖坟更大。建有整圈的墓围墙，墙一米半多高。这些石料在“文革”中大多都被拉去“学大寨”，如果留到现在，蔡坟绝对够文物等级。


黄家连佣人都给买了墓地给安葬。连小小妹也享受土葬。但到了父母这一代连墓都没有了，实行水葬。


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州城市北扩。征地征到丞相坑，我家祖坟也在被征之列。墓伯后人赶到朱紫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家。此时，父母都在北京、上海生活。家里由四叔料理此事，大家还想着由父亲出钱把迁墓这个事办掉。父亲靠着退休金生活，怎么办得动这么大的事。当时已经都实行火葬了，所以祖坟已经三代了，再留着也没有多大意义。


1998年夏，我们把父母遗骸在金山寺处理，拌着玫瑰花抛向闽江漂向大海。宣告黄家一个时代的终结。


说得也是，古诗云 :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再豪华的坟墓也不过三代。还是父母看得远。为此四兄生前立下遗嘱连火葬也免了。把遗体捐给医学院作解剖用。


以上是福州金山寺。1998年7月间母亲得病入住协和医院，也是从病危病房搬到普通病 房。早上去看望她，见她脸部肿肿的。下午我们回南平，傍晚就接到她去世的消息。所以连夜又赶回福州奔丧。


妈妈去世时，府学弄天井里的茶花也是一样全谢落一地 。妈妈的丧事简办，正值七月大暑天，没有通知妈妈娘家人。连厦门舅舅和上海姨妈也没有报丧。


事后才告知他们并从妈妈的余款里拨出一部分每人寄几千块钱给他们 。这几千块钱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很大的，够舅舅在厦门喝早茶很久一段时间。他没有退休金。


2013年底，最后将父亲的遗像在金山寺进行焚烧，买了很多花卉将烧成灰的遗像灰拌在花里流向大海。宣告黄家一个时代的最终落幕了。我们家兄弟姐妹散居全国各地，最终不可能回来替父母扫墓。


黄家的人本来都唯物者。不信“乱力怪神”之说。但是小妹死时，整天井花谢。父亲死时花谢，母亲临去医院时养了几年的狗狗突然跑掉，死时花又谢。四兄死时，养了几年的金鱼突然翻肚死去。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不由你不相信 。以下这只狗狗就是我在府学弄旧家大厅时拍下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再讲一个家史故事。有一年过春节前，我们住的房子房东在蒸年糕，晚上子夜时，爸爸从外面回来，三哥从楼上下来开门。他们都是属虎，一只归山虎，一只下山虎，两只虎对冲 。


害得房东的年糕蒸不熟。在那里骂 : “夭秀啊！西密代季害得领伯里哥增莫夏”(他妈的，什么事情害得你爹年糕蒸不熟)。妈妈见状，告诉他们两个人不能吭声。年糕蒸不熟，预示着一年倒运。


有一次我探亲假结束，买好火车票准备回单位。临走前看到后院天井马鞍墙的墙头帽上乌鸦大叫，叫的很瘆人。我本不信鬼神，但这下连我都慌了。把票退掉改天再走。


有这么多亲生的经历，所以老了，对孔夫子“不语乱神怪力”之说反而有点疑惑了，也开始相信命运和迷信了。
2019年底，三哥从北京来福州迁户口。二哥特意来福州相会，由我作陪又去了一趟金山寺。他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此给父母扫墓了。
二十五、临解放时共渡危局

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国统区已处于风雨飘渺之中。


各处地下党活动更加频繁。邮局的金库也被盗。警局认定为内外勾结作案。父亲知情后，采取冷处理。将涉案人邮务佐潘松年取保候审。风声过后，拿一点钱叫他离局 。不 这样会牵连很多人。


发生金库被盗后，接通知应将各库存黄金、银元、美钞等即行解省集中保管。父亲以路途不安全为由拖延不办。


以上为临解放时，各地发生金融挤兑现象。此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米价一天三变动。去买米时告知钱不够。回家拿足钱到那里，又被告知又提价了。


市场交易中已拒绝接受法币或金元券、银元券 。市场上已经出现“以物易物”的变通交易形式。


但华侨依旧寄外汇回乡资助家人。所以当内地邮局都停止业务时，闽南各地邮局还有大量侨汇进账。成为各行业瞩目所在。以下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侨汇凭证。


局里以黄金、美元发饷。员工生活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再后来或在发薪水时提前购入大量粮食，直接发给员工。以下为非邮政、银行员工用麻袋装贬值后的纸币。


员工也可以带着粮米去换鱼肉、换蔬菜过日子 。这时市面上实行“以物易物”，直到解放初期依旧这样。


听母亲说，那时候大家把局里每月发的金子敲成薄薄的金薄片。上街买菜时带一把小剪刀。买什么就剪一点金薄片买东西。双方都保值。买卖人一看便知道是邮政局的员工 。


临解放时，父亲说他天天看《中央日报》。只要报子上说那里“固若金汤”，又过了几天肯定就说“国军作战略撤退，转战那里”。就这样一败再败。


此时开始向台湾撤退，海军起到很大作用。旧海军系统中，福州人占了绝对的多数。这是历史形成的。朱紫坊萨家与方家(方伯谦)家便是海军世家的代表。


把大批物资抢运去台湾，大家看在心里，更加人心浮动。都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都在为自己作准备。


后来，又接到上面要求将存银全数解省的训令。此时邮局员工已自发起来守护金库。这是关系到几千号人的饭碗问题。父亲也知道众怒难挡。相持不下时，局员工最后派代表找母亲解决。由母亲做主，叫大家拿一张大白纸，在上面画一个大圆圈。叫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圆圈的圈沿上。然后按各人职务分银。上面若有追查，共同承担责任。临解放的这一段日子里，每个月都是用这样的办法共渡危艰。


妈妈说还记得解放军那天晚上接管邮局。门敲的很凶，门房陈代秋吓坏了。赶紧带解放军去我家。父亲赶忙带着他们回到局里。打开保险柜，将存银和账册清点移交给军代表刘敬齐。做到顺利交接。第二天照常营业，父亲的职务不变。解放后，马上使用人民币，父亲的薪水从银元一百七十圆折成人民币二百七十万元(旧币)。薪水依旧是一般员工的七倍多，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在临解放这一段时间里，多少人擅离职守或临阵脱逃。而父亲始终坚持职守。要应付各方面的势力，都不能得罪。稍有不慎，大祸临头。那时其他行业已经发生工潮，邮局因为每个月工资照发，生活稳定，所以还照常上班。特别是库银没有解省，在非常时期全体员工的生活费从这里支付，剩下的移交给解放军。做到账目清楚，大家都满意。所以在新旧政权交接时，父亲是有功的。


四年后，父亲从泉州一等局降为枫亭二等局任局长，刚解放不久，整个邮政系统都还是由原福州人为主的老邮工组成。邮政是业务性很强的机构，所以业务上还是由局长负责制。权虽在支部书记手上，似乎插不上手。


在枫亭时我开始记事了，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发高烧三天，我梦中呓语。看见没有头的鸭子。病好后，我把梦中看到的没头鸭子告诉妈妈。我们搬家时，隔壁邻居告诉妈妈这个房子不干净。你们运气大，住着都没有事。


那时侯局里福州员工经常聚餐。一家一家轮过去。有时候每家出一碗菜，重复的人各罚一碗。那时候物价非常便宜，一把菜才几百元钱(旧币相当于几分钱)。象我们家每天菜金一万元(旧币)，能做到两荤三素，一个好汤。低薪的员工每天只要三至四千元(旧币)也就够了。生活还是很富裕的，年底光是年糕就蒸了十几床。


在枫亭住时，当地菜农到我们家来包大粪。他们说城里人的大便有肥 。龙眼、荔枝收成时就会送一些。秋收时也会送来一担新米，妈妈就拿这些米蒸年糕，一蒸就是十几床。


有一年春节，有个名叫陈公仲的陈家底远房亲戚，他在仙游中学任教。特地来我们家作客。妈妈叫二哥煎年糕招待他们，没想到二哥煎了一盘又一盘。没完没了，巴恰里(闽北方言很会吃的意思)。二哥都煎恼火了，把锅铲都扔掉。


再后来父亲从枫亭平调到石狮邮局任局长。石狮比枫亭更富裕，著名的侨乡。在那里的日子，生活更富足。每次工作调动(称为“调口”)，都能支领到一大笔的调动费。那是妈妈的额外收入。父亲雇一辆车或坐邮车，我和小妹最高兴，一路上有很多风景看 。


此时以后，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长大后才知道那叫做“三反五反”运动，我记得父亲几天没回来了，一下子头发全变白 。


还好父亲与人随和，局里员工绝大多数都是福州人，父亲当局长时，即便低阶工友也是平等对待。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有一天省邮管理局党领导找他谈话 说 : “大家反映你的工资太高？你看怎么办 ？”父亲头脑反应很快。马上回答说 : “不然降为98块可以不可以？”


领导见父亲这么爽快，没有抵触情绪。很满意。说: “不能说降薪，要说保留”。言下之意每月被保留172块存在局里。退休时一并归还。并把父亲同意“保留工资”这件事在邮电系统推广，高阶邮员纷纷自愿“保留工资”，主动向低阶邮工靠拢。但怎么靠拢都有距离。人类社会人是分等级的，所谓“平均主义”那是乌托邦思想，一再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就这样，直到退休都是拿98块钱。至于“保留”部分那是变相豪取的代名词，从此不再提及。这时大哥大姐早都出来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能维持比一般人家庭高得多的生活水准。
二十六、父亲弥留时刻

以下是父亲去世前几天给我的短信，字迹潦草。说明他写字已经很困难了。信尾是他用法文签署的。


1986年2月初，父亲在南京小宰门散步时被小年轻骑单车撞倒。小伙子溜之大吉。父亲被好心的路人送到医院，动了手术后于是年2月19日回福州。他自知来日无多，故写这封便函叫我回家见上一面。


以上是南京后宰门，通过这个门道就进如紫紫山风景。我二姐家就在这里。当时南京军区在这里盖了大批的干休所。后来又把产权过户给个。在南京常住时，每天通过这个门道上紫金山。


几年后，南京发生“彭宇案”。由于恐龙法官那句“不是你撞倒的，你为什么去扶她？”的惊世之语使好人心寒。从此社会风气大坏，没有人敢再去扶老人了。


见父信后，我立即请假回家探望老父。并日夜守护父亲床榻前，直到去世为止。大姐也从北京赶回伺奉病榻前。他已经从重病床转到普通病床，我们以为他能够闯过这一关。


他自己也以为能闯得过。母亲来看他时，他伸出双手十指。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说 :  他如果走掉全家人都在，十全十美。


虽然转到一般病房，但父亲的脚肿的很厉害 始终没办法消退。妈妈说 :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果然如此 。1968年底 ，我和小妹启征上山下乡。妈妈去南京二姐那里，爸去北京大姐那里。父母都很健康，都没都没有生病 。即便小病也是自己弄点药吃就好了。


福州邮局退管所发现父亲从退休到现在都没有来报过药费。所以这一次大病，邮局很大方，一下子就先批给五千块钱。并表示随便用，实报实销。不够再来支领 。


有这一句话垫底，医院就将所有的设备都用。氧气插管不离身，我和大姐看到他一直把氧气拔掉 。插上去他又拔，多做几次终于知道他是怕我们花钱 。大姐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公家报销”。他点头会意。中国的父母 临到死时，还在想着子女。


临终那天早晨，大姐喂他喝牛奶。可能喂得太急一些，突然走了。人家都说老人家早上走掉，说明给子孙留下很多。父亲死时，家中天井种的茶花全部谢落一地。


父亲去世后，邮局主动给妈妈办了一份“邮属遗孀生活保证金”。按月支领，至死亡为止。所以说妈妈当时嫁父亲，可能就是冲着邮政待遇好这一点而来 。


早年算命先生说父亲六旬有难。八十三还有一关。闯过去就有百寿。果然六十一岁时跌倒 ，出院后妈妈很高兴，办了一桌酒请他朋友来吃饭。结果他朋友走掉两个。


在府学弄住时算命先生( 称为啄鸟卦的 )经常闯来闯去 会闯到我家，一卦一角钱。我妈妈就叫他算几卦。我站在旁边注意听，只听到他对小麻雀轻声说 : “啄真真，啄起起！有啥说啥！开始” 。然后拿稻谷引诱它 ，小鸟从卦堆中啄出一张卦牌。算命先生就喂它谷子一粒以做奖励。然后根据生辰八字对照卦牌上的内容进行讲解。我发现他算的非常准。


我叫余二伯也算一卦，他不肯。他说，算得好卦还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如果算了坏卦，一直记在心里反而不好 。所以老人以不算卦为好 。


妈妈替小妹算一卦，灵鸟啄出的卦画为“矮子爬楼梯”。算卦先生说小妹小的时候书念不好，但是最后会爬到最高的顶上。小妹后来的经历就如算命先生所说，初一还没念完，“文革”就暴发了 。就是以小学的文化程度， 一步一步地念到本科毕业。后来才知道她全班同学中就她一个人念完大学。


有一次我把死去的小小妹让他算，挂牌上画着“鬼杠旗” 。算命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是死卦。中国的相术是一门学问，非常深奥。我在上山下乡时对《推背图》 进行深度的研究。


借住我们家的余家二姆很神秘地对妈妈说 :“黄伯伯不会死了”。妈听后大惑不解，问她为什么 ？她说 : “ 那两人替黄伯伯添寿，走了”。所以人老了，这样的酒不能吃。
二十七、黄家明式家俬与藏书

黄家祖上有很多明式家俬。那是曾祖父买房子时连家具一起买下的。传了这么多代，虽然明式家具用硬木打造很坚固。但有些也已经十分陈旧。在当时人的眼光中，这些老式家具根本不值钱。没想到后来都成了价值不菲的家当。


以上为黄厝使用几代人的明式紫檀木家具。原堆放在旧屋内上满灰尘。1986年我搬到朱紫坊去住时，才把它搬出来摆设使用。


抗战时，省城沦陷。黄家和陈家大宅人随省府去永安(见上图)或去闽北顺昌洋口避难。留大伯看厝，大伯过世后，留守大宅的自然断供。大伯母刘氏顿生计，难以为炊。故多变卖家中书画古董等物换取米粮。又以家中的旧家具当柴伙烧。酸枝木很经烧，只要一小根就可以煮熟 一顿饭。
大伯母为生济，还将黄家大厝割出一小部分 私下顶给人家。抗战胜利后，四叔返回省城发现大厝被部分顶了出去。若不及时赎回，恐被顶断。父亲见讯，即汇三百块大洋办理赎顶。


黄家长房大伯死后，父亲担当起了黄家维持的重任。他的一份高薪要养很多人，还要周济族中一些人。“一把伞可以遮万人”。去厦门赴任离开朱紫坊祖厝后，几次回福州都不回祖厝安身。但修缮祖厝时依旧汇款资助。族中有事都是找妈妈商量，大伯姆没有讲话的份量。


像这样的家具没有木工会打造了。现在红木家具由工业化批量生产，只能算工艺品。不过几百年后也成文物。
硬木家具，福州人一般称为酸枝木家俬。英文写作sour wood ，跟中文一样为意译。即酸的木头。好像龙眼树的木头也归此类。还有产自越南的交趾木也是归于此类。


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穿弄走巷收购旧家俬。吆喝着“收购旧家俬！”三坊七巷水流湾有专门卖旧家具的家俱行，不值钱。特别是旧眠床价更贱。


周公瑕《坐铭诗》便是题刻在官帽椅背后。小时候看到厅堂上一把酸枝官帽椅的椅背后有这样一行字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还有在椅背后面写有“危襟正坐、不偏不倚”等句子。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一首五言诗是〔明代〕文征明弟子周公瑕(1514 - 1595年)写的。古人凡物皆作铭以记其事，以示主人的情趣。


这四句二十个字的意思无非是劝坐椅子的人“五色炫目，五欲乱心”。说到底还是要人“静以修身，俭以养廉”。静心不欲，则一切都好了。有宋人程朱理学的味道 。


周公瑕没有来过福州，我家椅子怎么也有他的题诗呢？原来古人有作铭雅号。所谓座右铭去掉“右”变成“座铭”或“坐铭”。周公瑕在官帽椅上题诗，江南文人纷纷仿效。 所以闽式坐椅上也就有此“坐铭”。即把物主人的一些警示写在座椅的背后 。


黄家的这些旧家具，你别看它不起眼。其实现在价值不菲。明式家具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成就，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是因为晚明经济高度发达，大大增加仕人对家具的需求。改变了社会起居习惯，兴起了普遍讲究家具的风气。二是海禁开放后，南洋硬木大量输入，使工匠有可能制造出精美坚实而且超越前代的家具。


以上是二十四史。文物价值超过了使用价值。常言道“乱世古董不值钱”。这些字画、古书和旧家具要是能留到现在，都是很值钱的老物件。可惜战乱时毁掉一部分，大部分还是在“文革” 时被红卫兵当场撕毁或烧毁。无论是朱紫坊黄家老宅，还是府学弄黄厝都被各校红卫兵光顾好过几次。后来听说同班的沈应先同学的家也被抄。光字画、古书就烧了几个小时。真是浩劫。


《资治通鉴》一套60册，294卷。全书贯穿1362年史实。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内容。中国重要的一部通史。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撰。初成战国至秦二世八卷。名为《通志》，呈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设书局继续编纂，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历时十九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得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传记、文集等222种。目的在于供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这一套古书由我收藏。


以上为不系舟的书房。装修时特意做的一个大书橱，将古今中外书籍分门别类收藏于大书橱内。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纸质书的作用已明显下降。自从学会上网后，已不再买书。我从小做了大量的《读书札记》。随便抽出一篇或一段都能写出一篇很象样的博文。


象这样的《读书札书》一共有三十多本。还不包括“文革”中被抄去的那部分 ，他们想从中找出我罪证。


后来跟明代民间史学家谈迁 (1594 - 1658)一样又重新整理。积累的一摞有一米那么高。现在每天动笔写博文，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些资料用完了，了却一桩心愿。几年下来，我已在网络上发表近万篇博文。只要在百度上嵌入“不系舟微博”或“不系舟府学书斋”就会出现我的主页或博文。
二十八、黄家与陈家人避难闽西北

在抗战期间，省府迁永安。原先选址为闽北建瓯，最后由陈仪拍板去永安。理由是籍此带动闽西北开发。为了解决用电问题，就由严家淦在那里修了一个发电站 。福州有不少人家迁到那里，我们黄家就是其中一户。


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随省府迁回福州。四叔黄麒一家也随省府去永安，他很快就找到一份新职缺。没有再去找他恩师的门路。


陈家太爷则带着长房长孙陈心启去闽北顺昌洋口避难。兼做一些小生意度日子。陈心启那时才十几岁，爷孙两人相依为命，度过艰难的岁月。


老太爷最终客死他乡。临终时已经不能讲话 ，手指一直指着地下。陈心启会意，料理完爷爷的丧事，借了一把铁锹，把地下挖了个遍，但一无获。


那个时候的人独立生存能力很强。抗战胜利后，他也会自己顺江而下回到福州。这才是国恨家仇。所以很难理喻现在网上的那些精日份子，我很怀疑他们祖上可能就是汉奸。


以为西芹小学附近的蛤蟆滩礁石。大姐夫独自一人顺江南下，路过这里。他不曾想到他后来的农林大学就在这里附近。


据说福州第二次沦陷时，是由几千名南洋的日军伤兵回日本时路过福州城而引起的。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


历史上，在明代嘉靖时期也是这样。几百人倭寇竟然手持倭刀登陆上岸后，在汉奸指引下，如入无人之境，冲州撞府，烧杀掠夺，无恶不作。
二十九、妈妈教我们煮菜

我们兄弟姐妹独立能力都很强。所有家务事 妈妈小的时候都有教我们。包括缝纫和烹饪在内，自己都会，做到自己动手不求人。


旗人本来对吃就很讲究。年轻时妈妈手很利索。一人能应付三四桌酒席。妈妈没过门前，黄家请客从开席吃到散席要吃几个小时。出菜非常慢，吃一碗等一碗。妈妈嫁到黄家以后，由妈妈掌勺，上菜是一碗接着一碗没有停歇，那就省多了。


妈妈也把满人饮食习惯传给我们，满人喜欢吃肥肉和甜食。每隔几天就会买几斤大肥肉 切成方块，下锅煮到八成熟醮虾油吃。


烹饪，福州话说成“烹溜”。妈妈会变着花样 做菜，实在没东西煮就把肉剁成肉泥拌地瓜粉。然后贴在地瓜片上，下油锅炸成团，。


经常做各种炸鱼团、炸肉团。把肥肉切成片，粘上地瓜粉下锅油炸。福州人叫“吉烧巴”。也很好吃。黄家最喜欢吃各种煎炸的食物。


母亲会做满洲菜。其实满洲菜很粗，无非就是大鱼大肉 。满人在入关之前的饮食更粗，直接把猪肉大卸八块扔到锅里煮到成八成熟捞起来，用刀切块蘸盐巴吃。这样的饮食习惯在我们家依旧保留着。几天几天妈妈就会去买可以熬油的肥肉回来，切成方晶肉大小扔在锅里白煮到八成熟捞起来上，蘸酱油或虾油吃。


有时候去菜馆吃饭，我喜欢点梅干菜扣肉、炸糟鳗鱼和白斩肉。老板看到白斩肉感到困惑，他说有白斩鸡没有白斩肉。我就教他称一斤肥肉扔到锅里白煮，然后切片端上来便可。我知道他们不爱做这个菜，是因为不好算钱 。


即便“困难时期”，我们家每天桌上都还能保持两荤三素，一个汤。到月底有时候也喝“满洲汤”(与麻油汤谐音)。切一大把葱花加一大把虾米和紫菜，用开水冲泡，然后加一勺麻油、味精和虾油即可。原来旗人都是这样过日子，有月头没月尾的 。


兄弟姐妹都是烹饪高手。茵子说黄家个个都是美食家。其实中国人天生会做菜。兄弟姐妹中，大哥、二姐、四哥的菜煮的最好。我最爱吃他煮的豆豉小瓜鱼。


这是我们家在闽南时妈妈经常煮的闽南菜 。二姐很会做菜，烧得一手闽南菜。光什锦小菜会腌制十几二十多种。二姐夫会烧一手南通菜。他们虽然请保姆，但是烧荤菜还是自己动手。


三十、黄家兄弟姐妹合资盖别墅

1998年母亲去世后，兄弟姐妹决定在府学弄后面合资盖别墅。别墅由二兄启明设计， 每户单套连体。每套都在百平米以上。每户三层半，每层都有卫生间 。


黄家这座连体别墅是府学弄第一座私家别墅。别墅盖成后，福州市建就冻结了。成为府学弄唯一的一座私家连排别墅立在那里。
三十一、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大跃进，府学弄也建起两座土高炉。居委会干部挨家挨户动员大家把煮饭的铁锅上交拿去炼钢铁。有人提出试试 : “土法上马、边干边学”的招术。就这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那时候炼钢需要人，可以在各单位无偿抽调劳力，要多少有多少。


当时我还在念小学，都想炼钢铁无非也要打铁锅。把好好的铁锅砸掉去炼铁，这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


联想起我小时候到人家田里拔甘蔗的经历就觉得荒唐。后来我到南京阳山巨碑参观。看到明成祖朱棣为他父亲朱元璋打造的一个巨大墓碑，因太大搬不动而废弃在那里。


我就联想起砸锅卖铁大炼钢铁和我小时侯拔甘蔗“拔苗助长”这两件事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


轮到我家收铁锅时，我妈死活不肯。街道来动员都没用。他们说现在吃食堂留着锅干嘛。没过多久，食堂办不下去，散伙了。把家里铁锅上交的人，连煮饭都成了问题。


你看听话的都把自家的锅捐献出去炼铁。食堂停办后，铁锅成紧俏物资。一时半截又买不到，这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据说秦始皇时怕老百姓造反，五家共用一把刀 。


与我们一起插队的插友方永宝他爹是黄埔生出生。后来退出军界。他的同学为地下党，被捕后也替他出过力。保释出来。解放后并没有在体制内谋到差使，自己开米店维持生计。公私合营时瞒报了几千斤的谷子。藏在家里，没多久就碰上大饥荒。他们家有这几千斤的粮食，困难时期没有饿到方家人。


与永宝家相比，我妈听余家二伯的提醒也买了大几百斤的大米。虽然不如永宝家，但还是救急了一大阵子。那时城里供应的居民口粮每人只二十六斤，后来还减了两斤。每月都不够吃，必需卖高价粮 。否则就要“ 寅吃卯粮 ”。


妈妈认识一个福清高山的老依姆。梳着托托的发髻，穿着英丹士兰的布衫。下身一条黑宽口裤，半小脚穿一双黑布鞋。住在河边岬棚户区。


以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河边岬地貌。它的地名便是多水泽的地方。旁边住着很多从苏北或郊区而来的难民群。他们在空旷的池塘边合伙拿些木板块围成福州第一批棚户区。
这位福清到省城做小买卖的老依姆就落脚河边岬。时常带一些高山花生到福州来贩卖 。妈妈常跟她买花生，后来高价粮也是托她买来的 。


多来几次，四哥以为她是坏人。门不开或者把她撵走。后来觉得她很善良，人不坏。所以就常来了，妈妈还带我和小妹到她家里去玩 。后来四哥也有去。那时候很困难，她看到我们来很高兴，还煮点心给我们吃 。


靠着从福清把花生偷偷贩运到福州卖高价为生，坐的是闽江江轮。


那时候正好在上演一部《地下航线》的电影。容是地下党把军火从福州运到南平的故事。就比喻她为地下航线老依姆。


困难时期城里供应非常紧张。妈妈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经常搞很多咸带鱼回来。我和小妹两个人把全家中午当菜吃的整盘咸带鱼配白开水统统下肚，嘴唇都吃起泡了。妈妈没有责骂，重新又蒸了一盘。
连想到二哥说的“咸带鱼”会活过来的笑话，所以咸带鱼在我们家成了一段故事。


困难时期，黎明菜农割两畦牛皮菜都可以娶一个媳妇。记得1959年大哥二哥回福州过年，为解决吃菜问题。府学弄口有一个女菜贩子，她有门路。妈妈托她去买菜，她真的从黎明拉了整板车的大白菜来。够黄家整个春节吃菜了。


那时候每天上课，第四节课都撑不住。第四节碰到上体育课时，老师干脆让我们自由活动。发现很多同学得了水肿病。那时候早晨出门，会看到路上偶然躺着老人。那是饿死在路上 。


“文革”串联时与北方同学交流，他们说在困难的时期饿到吃树皮。有的村甚至灭村。基干民兵守住村口，不让外出逃荒。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封村。三年下来全国饿死几千万。主要是老人。当时人口才六亿，就是说每十五个人饿死一个 。


由于交通不发达，一旦发生在饥荒，很难做以丰补歉。所以变通的办法就是让灾民出去逃荒，待灾期过后再回村恢复生产。除了瘟疫之外，人为的封控在灾年是很少见的。
与北方同学所描述的惨状相比较，南方会好很多。尤其福建特别是省会，基本能做到每月24斤定量、一斤油、一斤肉。尤其是福州作为前线城市，保证市民的最低生活水准。


我总觉得凡是遇到灾难时，农村比城市好。上山下乡后，与当地老俵谈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他们说到处开荒，第二年就有吃的了。你看这一次星冠病毒封控时，农村的应变能力也是比城里强。


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么大的失误，是因为前一年“反右”斗争造成的。因此人们学乖了顺杆爬。你说亩产三万斤，还有人报十万斤呢。这叫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点不假。(以上这张四个小孩站在密集的稻穗上成为经典相片保留下来成为笑柄)


还有某些人一些人揣摩上意，投其所好。如钱学森的《粮食亩产会有多少？》 这篇文章就起了很坏作用。他以科学家“严紧”的态度论证“只要充分吸收太阳能”生产出两万斤粮食完全有可能，误导了中央决策，负有不可推御的历史责任。


当全国绝大多数人都疯了时，也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彭总的《我为人民鼓作鼓呼》就是一剂狂热降温的清凉药 :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1958年，彭总回到故乡湖南湘潭。别人回乡都是高高兴兴，彭总却高兴不起来。他看到“大跃进”背景下的满目苍夷，悲悯地写下了上面这首诗。


挂甲屯这个地名有典故。庐山出事后，彭的国防部长职位被林彪取代了。他在中南海自然住不去 ，搬到京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隐居。吴家花园原是吴三桂一处私邸，他住在那里还不安歇。把园内池上的泥土挖出来，精堆了一分地。然后播上种，每日守着怕被贪嘴的麻雀啄食。待收成时打下粮食一称多少，换算成一亩就知能出多少粮。所以人家说他贼心不死。


彭总这幅墨宝，是他在下去视察时写的真实感悟。内容是一位老红军塞给他的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彭总看了这字条，思绪万千，心情复杂，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拿起笔，奋笔疾书，抄写下这四句短诗。并呈上去，后来又上了万言书。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就不赘述了。
三十二、“文革”动乱时期



“文革”一开始，我凭直觉就预感到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家庭不利。《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开始破四旧，“8 · 18”以后，北京开始打死人。这些行径传入福州后，福州校园里也刮起了一阵“学生打老师，同学斗同学”的风潮。


而二中是全市最突出的学校，个别革军干出身的同学是这样折磨老师和他的同学的。他们俩个人把老师叫到当中，一个叫他蹲下，不蹲就打。蹲下后，另一个叫他站起来，不站起来就打。这样一蹲一站，俩人唱双簧折磨人。抽的是宽边军用皮带。还要用带铜扣那一头，手段极其残忍。


这些人在“文革”中打老师花样翻新，残忍、残酷，甚至演变成一种变态的嗜虐追求。以达到心理扭曲后的快感。有时候，铜头军用皮带下去，一声惨叫，老师的后背立即出血，血淋淋的令人恐怖。受虐者疼痛难忍的嘶吼回荡在曾经清静、安谧的教室里。阴森可怖，久久不散。小小年纪，为什么变得如此凶残？那些被打的人，可都是不久前还在谆谆教诲你的老师呵。怎么下得手？那个被折磨的老师叫周道礼 ，光这名字在“文革”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有大问题 。中国古代有《周礼》和“孔孟之道”。


斗同学时，在班上把桌椅围成“回”字。被批斗的同学坐在“回”字当中。墙上用红油漆写上列宁的名言“红色恐怖万岁”。那一天，林维耀到我家通知我去开会。(见下图中立者)


我觉得他神色不正常，所以不去。他们恼羞成怒，就带全班同学到我家来抄家。策划者早得知黄家收藏有很多历代名人字画和古籍善本。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黄羲(1899 - 1979)为仙游人，他长父亲三岁与父亲是换贴同宗兄弟。父亲以每幅画酬金六钱金子的优惠价画得“八仙过海”四幅；“春夏秋冬”四幅；“忠孝廉节”四幅。共计十二幅陆陆续续画了半年。可见如此创作之不易。


父亲虽然是教会学校毕业，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教育。但他骨子里面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更为深厚。所以花重金请了黄羲画师按“忠孝廉节”的含义画了四幅国画。上面八维不知为何漏了“节”这一项 。“节”的代表即为“苏武牧羊，持节北海边”。


被撕掉的一幅便是“苏武牧羊”。苏武牧羊十九年，这首歌我在闽北上山下乡时经常唱。一直唱到出来工作为止，在唱歌时，就想起那些愚蠢的红卫兵把“苏武牧羊”图撕毁的场面。


黄羲替父亲作画时，年富力强，时年四十多岁。后来他的画名更甚，成为当代著名的国画师。他的画作在香港苏富比(Sotheby)拍算行上，每幅都在几百万元甚至高达数千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文革”中被当场撕毁的黄羲的这十几幅名贵国画的价值最少不低于五千万元。其实他们干完这件蠢事后，不久就发现不对了。所以躲着不愿意见同学。这也是我们班高中同学从不聚会的重要原因。见面了彼此感到很难堪。他们书也念到高中了，连这样的基本文化常识都不具备。如今人也老了，如今会为当初的愚蠢行为而悔恨终生。


以上为黄羲先生于“文革”后 ，又画的“ 春夏秋冬 ”四幅长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毁掉一件就少一件。正因为在“文革”中大量的文物被烧毁了，所以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好多都是后来仿制的赝品。


以上是另一风格的四幅“春夏秋冬”四季图，被当场撕毁的一幅有上面两幅那么大，嵌在镜框内，悬挂在大厅墙上。每边两幅，很是气派。


八仙故事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基本上是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让八仙最后成型的正是源自《东游记》。和水浒好汉排座次一样，八仙的形成也有个先来后到和法力高低之分。


当场被撕毁黄羲所画“八仙过海”四幅，比以上这四幅更精美。每俩人一幅。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


家里收藏的十几幅黄羲真迹都被红卫兵撕毁了，“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又兴起收藏字画古董热。我就买了《黄羲画集》聊以自娱。


一个叫胡祖庆(1948 -         )的同学竟然被自己的同学斗疯了。后来病退回城，父母养着。没有工作也没有结婚。现在也不知道靠什么生活？听说黑龙江办有 “文革”和“上山下乡” 疯癫的知青养老院。国家给养起来。胡祖庆同学应当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


我们家也受到冲击。朱紫坊黄家祖厝和府学弄黄厝遭到几轮抄家。受《人民日报》社论的鼓动，那时候法制不健全，又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法。红卫兵的知识面其实很窄，我们家中(包括朱紫坊祖屋)的古书、字画和古董不是被抄走，就是当场砸毁、撕毁或烧掉。


还好事先做了因应准备，把一些东西事先转移。特别是父亲的那几张毕业照、委任状，以及他与外国老师的合影照片等，万一被红卫兵发现会惹祸。三哥说统统烧掉，我偷偷藏了几张。还有如父亲属下送的一些名贵专瓷(将父亲姓名及职务事先刻在瓷器上再拿去烧成的器皿)非常珍贵，也全部砸毁。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这是“文革”中出品的“文革瓷”。这件瓷器座实了“文革”迫害知识份子的事实。被批斗人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跪着，还怕老外看不懂，上面还写上英文。


以上也是一款“文革”期间出品的瓷器 ，现在称为“文革瓷” 。虽然造型非常丑陋，但深深打上那个年代的烙印。因为是在特殊时期生产的，所以也具有收藏价。


林维耀、张德明带队来抄家那天，如果父亲的那几张委任状没有烧掉。被红卫兵抄去的话， “文革”中难免厄运临头。本来还要去抄刘昌华、陈振宜的家。因为刘家在台江，太远了躲过一劫。后来才知道洪锡璋的家也被抄了。


以上为“文革”时，左到不能再左的“左派”们自发拟定的“五十条”。比如到饭店吃饭要自己洗碗。几乎成了“乌托邦”社会。这些要求到馆店吃饭要自己洗碗的“左”派先生们也跑到米国去接受米式服务了。


以上为“文革”改名高潮时把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路改成“反修路”。“四人帮”一垮台，还没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正常化，这条路名又恢复回去了。这些人什么都比别人新潮，改革开放后掀起移民潮。她们又纷纷出国，去“解放全人类”。


那些把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的人不也移民去了米国。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背叛了自己当初的崇高信仰。


我发现在“文革”中 ，男性化以后的女同学，表现得比男同学更激进更“左” 。现在经常发现一些大妈在公共场合言行张狂，不是什么现在老人变坏了。其实这些大妈在“文革”中，就是冲冲杀杀的红小兵。


在“文革”动乱期间，连小学都停课闹革命 。他们从小就接受“冲冲杀杀”这样的训练，如今她们变老了。变成令人诟病的中国大妈。


以上即为泡制“公安六条”的谢富治，虽然他是代人受过的替死鬼。但在他公安部长任内竟在天子脚下发生长兴县集中屠杀“四类”分子及家属，连三岁小孩都不放过。


还有比谢富治更坏的各地小谢富治。反“右”后，大批右派分子被押送到青海去改造。他们受到非人的待。很多人被活活饿死，谢富治到青海视察时都看不下去 。可见事态有多么地严重 。


暴力发生后，他竟然不制止，漫延到全国。他负有不可推御的罪责。以致于遭到人民的痛恨，被人戴上当代“来俊臣”的帽子。


据《旧五代史 · 食货志》载 除赋税正项外，增加很多附加税。其中有一项“雀鼠耗”，每缴粮一石，加损耗二斗。连雀鼠不吃的绸麻之类也不例外。到后汉隐帝时，“雀鼠耗”加倍，每石加四斗。百姓苦不堪言，便咒骂老鼠是“耗子”。如今也咒骂谢富治为“当代来俊臣”，这一名称将永远流下去。


他高规格追悼会一开完。被封为什么好学生，还发文“要求全国向他学习”。赵仆初就写下这首诗文 : “叫我跟您学，不知学什么？学您软骨头，您说可不可。试问档某某，您跟那一伙。朝捉反革命，夕放真正左。谈话一出笼，弥天烧大火。谓公是忠诚，窃以为未妥。献公一只鹅，声声我我我！”谢富治追悼会后作    仆初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抄家过程中，同班的沈应先同学的家也被抄几次。她家的古书、古字画、古董被烧了好几个小时 。有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文革”结束后，这些同学也觉得做得太过分。看到老师远远就躲着，用福州方言就是“撇着撇着”绕开走。同学聚会时觉着不好意思，从此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高中的好几个班都是这样 。


沈崇(1927 - 2014)是沈应先的姑姑，她的名字进入《毛选》和中学教科书。念高中时，我曾向她问过沈崇的事情。她只简单地说沈崇是沈家的人。其他不愿多说 。“文革”停课以后，大家就分手了。彼此都没有来往。不过，后来听说她在计生办工作 。算是体制内的编制。


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后还原历史真相 。“沈崇事件 ”的真相又提了出来，一说是北平在野党交给沈崇一个光荣任务。在北平街上色诱美国水兵皮尔逊，然后假装过路的在野党人士冲出来捉奸。接着上报纸，扩大影响，以制造学潮。所以现在只能低调处理。


沈崇以败坏自己名誉去完成任务，但是后来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她的丈夫丁聪还被打成右派 。“改开”后，他们夫妇去美国，当问起这件事时，他们俩很尴尬。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无奈地说，事情都过去那么久，还提它干什么？如今这件事已过七十多年，有十几版本。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踪。


我以为台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上基本如实。因为民进党上台后去中国化。极力抹黑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的描述是假的，他们还不趁机大做文章 。


宋要武后来恢复原名宋彬彬，她虽是名正言顺的“红二代”。但没有凭着父亲宋任穷的关系成为执政班子中的红二代。她不但因为“文革”极左思潮在全国打死老师和改名运动中起示范作用。要背负永世的原罪包袱。最终移民米国。以下是2013年2月26日陈小鲁的道歉全文:


如陈小鲁在道歉信上所说，现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文革”翻案风。有相当多的人怀念“文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希望中国回到“四人帮”时代。而对于他们在“文革”中所作所为，则一直回避这段历史。有人若问起，则不耐烦地说 : “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提它干什么？有完没完？”


在大雪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有时就是在貌似无辜的雪花一片片坠落造成的山崩地裂般的伤害中造成二次伤害。


福二中初中生尹协济同学在《凡人俗事》中曾经自责在“文革”中，他受到别人的伤害。但他也曾经伤害过别人。对此时常感到内疚与自谴。他对于自己初中没有念完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坚持自学。


有的人既受到伤害，但也去伤害别人。受到别人伤害，耿耿于怀。去伤害别人，则闭口不谈 。
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大跃进中《人民日报》的《亩产三万斤粮食》、“文革”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及“张志新割脖子”血腥暴行三件事是永远也洗涮不白的。将永远成为历史的原罪。


如果不是亲身体会，有谁会相信有这等荒唐恐怖的事情。现在知青都老了，各个群掀起一股怀旧写回忆录写家史的风潮。把“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写在这里。让大家不要忘记那段可怕的血腥历史。


以上为当年“要武嘛”以后，全国掀起改名高潮。然后在全国开始“学生打老师、同学斗同学”的运动。这些亲手杀害卞仲云老师的同学集体向卞仲云老师塑像谢罪。(居中者为宋要武)
凭着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我以为除了四个收获外，一无好处 : 其一、免费旅行，凭着学生证到处逛，食宿不要钱。几乎跑遍全国。其二、练就了写一手文章，动笔之前，打好腹稿，然后一气呵成。一两个错别字，挖補一下就能贴出去。免得打草稿，然后再抄一下费时费工。其三、“文革”中，批判什么就学什么。其四、再有人想搞“文革”那套把戏，马上想起“文革”的那些人那些事。


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我就找《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等书来看，“文革”串联时就特地去无锡游览东林书院。


批林批孔时，趁机学习国学。以補现代人国学知识的欠缺。


批判《水浒》时，就把几本古典名籍重看一遍。有的章节都到了会背的地步。


“批林批孔”那阵子，报子上开始批判《十批判书》，我就想方设法弄到这本书来看。郭老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人，但在“尊孔”与“批孔”问题上坚持己见。与那些违心批孔的人相比，这是他晚年唯一的亮点。


总之批判什么就学什么，与报纸上对着干。什么东西都倒着看不会错。除此以外，“文革”一无是处。在“文革”时，我对“学生斗老师、同学斗同学”非常抵触，对于红卫兵破坏文物古迹非常反感。


因为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自己不参加所谓的“破四旧”活动为是。有一次跟同学去宫巷抄家，随便到那一家都有收获。那天去的是一户年青寡户家，她丈夫为国军尉官，临解放前奉命随军去台。因她丈夫军衔太低，所以不随行。红卫兵从她压箱底皮箱中搜出一套国军尉官服，这还得了。这岂不是配合“反攻大陆？”决定上交追查，我看女的哭丧了脸。我就替她求情，说看她儿子衣服那么破，让她把衣服改成她儿子穿算了。


红卫兵也觉得这样可以，所以就放她母子一马。我们撤离时，我看她一眼，她怀着感激之情也看了我一眼。她母子送我们出门。我想那个年代的女人就是贤惠，丈夫去台后，她守活寡直到“改革开放”后共计三十多年。还不知她丈夫有没有跟她一样守“独身”呢？


作家梁晓声认为 : 如果十年以后中国回到文革，只有两个选择 : 要么移民，要么自杀。如果他的学生卷入“左”的思潮，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他的朋友，将和他结束彼此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则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则将收回之所爱。


“文革”结束都快五十年了。但它阴魂不散，似乎还没走。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年轻人有之，年纪大的也有之。甚至“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或他的后人也跟着咋呼。


官媒虽在总体上对“文革”做了否定，但并不彻底。以至当下肯定乃至歌颂“文革”却悄然而起。众多“文革”时的受益者及后人期待再次进行“文革”。再次想施暴的群体存在，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彻底否定和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


三十三、多次参观太平天国览馆

“文革”时 ，在南京第一次到瞻园参观太平天国史料展览。简直把太平军吹得跟红军一样伟大。以下为太平军所谓“男女分营”图，实行这样荒唐的制度，其目的为等级森严的太平军提供泄欲场所。这成了所谓“共产共妻”的最早的版本。


也没错，红军很多地方也就是学太平军的。比如区别富人穷人看手掌，细皮嫩肉的就是地主老财，均属追赃对象。在长征途中实行男女营制度，也是向太平军学习的。


“改革开放”后，我又到瞻园参观太平天国展览馆。 发现在评价上降温得很厉害。从此养成一个定例，每次到南京都要到瞻园走走。 看看有什么变化。总体感觉评价越来越低。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早就定下“取金陵为本”的战略。多次把南京称为“小天堂”，把进入小天堂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当时东王杨秀清就认为，只要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即便将来成不了什么气候。推翻不了清妖的统治，但也可占据半壁江山。以享富贵。可见从太平天国既定的目标上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早就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所以注定成不了气候。


刚开始时，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惋惜。我认为还好失败。如果不失败的话，中国现在就象伊朗一样，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如果太平天国长期与清朝对峙下去，那么中国的新疆、西藏、外蒙与东三省都将丟失。如果太平天国打败清朝取而代之的话。经过这么一场内耗，将是一个比清朝更衰落的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中国更加支离破碎，形成分裂主义的局面。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一个好事。


过去把天王洪秀全吹得跟神一样。现在已经如实地告诉大家，洪秀全的生活极端腐化。有王娘八十八个。若加上女官，则总人数将突破二千四百人。洪秀全进入南京后，在清朝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极其奢华地营造扩建天王府。 天王府城周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天王带个坏头，所以其他各王在各地也大肆营建自己的王邸。


杨秀清功高震主 ，假借“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加封自己为万岁。导致太平天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洪秀全暗中召回韦昌辉诛灭杨秀清。韦昌辉烂杀无辜，激起众怒。天王又诛杀韦昌辉，石达开深受洪秀全猜忌。愤怒下带着大军离开南京，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走下坡 。


过去把《天朝田亩制度》吹到天上去。冷静下来后发现根本无法实现，是一种空想。这些制度虽然看着很美好，但很大程度上具有公有制构想。大大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去追求根本实现不了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动。以至于说，太平天国在他的统治区内对农民的剥削，其残酷与无度远超过清朝对人民的剥削程度。所以太平天国不失败，天理难容。


一次去参观太平天国馆，发现有一段马克思的评价最为精僻。刚开始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寄予厚望。到了1862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消亡的前两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表现极大的失望，甚至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之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恐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源停止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最后，马克思评价说 : “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马克思最初的兴高采烈到最后的失望批评。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这场旧式的农民起义斗争，根本救不了已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能更糟糕。


后来，我也带二哥、三哥、小妹等去参观太平天国纪念馆。并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天国秘史讲述给他们听，他们对太平天国也有了新的认识。


按现在观点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就是邪教组织。洪秀全就是魔头教主。所以曾国藩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是代表了一种正义力量。维护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道统。


不但太平天国的官方评价越来越低。就是义和团运动也是一样。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北方，而不发生在南方？我认为南方人相对比较开放，而北方人相对比较保守。那些拔电杆、拆铁轨、砸学堂的举动在南方没有市场。


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谈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时。他对这两场动乱就表现出十分厌恶的情绪。义和团运动就发生在他出生的前两年，当时江南各封疆大吏实行“东南互保”的保境安民政策。才免受北方动乱波及。


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时代的烙印。他称太平天国运动为“长毛作乱”，称义和团运动为“义和拳 ”动乱 。因为他所读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父亲说他小的时候，从大人的谈话中就感到大家很庆幸生活在福州这个福地。有幸避免了两场动乱。


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评价相对比较一致，怎么对社会科学和历史事件评价出入会这么大。总该有一个相对的统一标准才是。那一天到了全面否定这两场动乱时，千万不要象当年“破四旧”那样把歪脑筋动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这两场运动的精美浮雕上。那可是中国近代历史，那是文物。是出自福州才女林徽音之手的不朽杰作。


三十四、上山下乡

1969年底，五叔启辉和小姑启征两人首批到闽北邵武拿口上山下乡。到1971年3月应征入伍到建设兵团。在闽北待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


由于我们经济条件较好，把我们分配到工分值最低的生产队。低到一天只有四毛钱。妈妈指定二哥和三哥每个月分别给我们每人寄二十元钱，直到工作为止。这样我们在农村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以上是知青最爱朗诵的一首普希金诗句。在上山下乡的日子，每逢晚上，更深人静时，会情不自禁地背颂这首诗词。


我们兄妹上山下乡一年半后来分配在闽西南工作。父母也旅居省外。居委会看我们家房子空着，院子那么大，又有一个大厨房。想借我们家办幼儿园。


三哥闻讯回来处理，一口回绝。“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道理，我们懂。不要说民间借贷这样，就是国家也一样。“白龙尾岛”不是借去，迄今赖着不还吗？


我们上山的横排村，有两户贫农留下深深印记: 一户由江西迁来的。名叫钟世佳(1935 - 2022)，他父亲是红军，估计参加湘江战役时把命搭上。解放后享受烈属待遇。


以上为惨烈悲状的湘江战役，数万红军战士命殒湘江。以致有“三年不食湘江鱼”之说。


他父亲从江西兴国长征时，他母亲带着他遗腹子之身陪着奶奶与其他红军家属一起躲避白军追杀逃到邵武拿口横排隐居。同时避难于此的还有黄信恂(1894 - 1973)，在苏区时他曾担任过某县苏维埃法院审判庭庭长。他讲故事给我们听时说，他在审判时主要是看这个人长相如何而决定对方生死。


一次战斗中脚步受伤，无法跟上长征队伍。红军走后，白军清乡。只好跟着钟世佳母亲一起逃到这里。信太伯始终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最后吃“五保”，他怕没有人帮他下葬，所以自己打造一付寿材。


两腿伸直时，由太队出面料理后事。穿上衣。装进去，盖上板，钉上钉，抬上山，挖个洞，塞进去，封上口。就这样完事了，然后把他剩下的口粮打成糍粑，养的鸡鸭兔子杀了，大吃一顿。


钟世佳到上学年龄时，国家把他送进烈士子弟学校。初中毕业后进企业。成家后来辞职回到山里，孩子生了七八个。所以在山里挖了好多地，种了好多菜 。


钟世佳的老娘非常贤惠，从生下钟世佳起，与钟世佳的奶奶，一家三代人相依为命。守活寡。别人养一头猪，她还多养了一头 。


有一次，一只野猪公跑到钟家猪圈里谈恋爱 生下一窝杂交猪仔。钟世佳看情况不妙，赶紧拿到墟场脱手。因为这样交配猪食量很大 养不起。可现在这样的猪肉能卖到好价钱 。


名叫傅金子，孩子生六七个。穷到整家只有一条破棉被。冬天太冷，干触四点天没亮起来围着烤火。全家口粮全部依赖生产队供应。等于整个村的人养他一家 。


一年到头都是腌咸菜，而且是没有油的咸菜。口感不好，难以下饭。


他们家连豆腐乳都吃不起。以下是傅金子家养的猪。简直皮包骨，皮特别厚。也难怪，连人都吃不清楚，哪里还顾得了猪。


有一次他最小的儿子突然穿上一双新球鞋，全村的人都露出惊讶的眼神。后来知道是他老婆弄来的。“球孩谁买的？”他小儿回答 : “太伯买的”。“吗嘎太伯？”又回答 : “耕山队太伯”。这一段对话成为口头禅，流传甚广。是那个“学太寨”养懒人的最好写照。


他们家之所以成那样，主要因为懒。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象他这样的又懒又穷的农户失去了“集体分粮”的依靠。只好下到田里干活了。


后来我才明白知青到农村去，最终都是要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知青在农村的口粮就跟上面提到了那个贫困户懒汉一样，不出工每月也能从生产队里领取。分田到户后，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撑，知青每月吃的口粮到那里去领取？


在山上那段日子，刚开始我们过上共产主义集体生活。一起吃大灶，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一起分享。后来分成三灶，我和小妹一灶；林中和宝仁一灶；和久、永宝、振涛三人一灶。小妹和宝仁经常回福州，所以我与永宝、和久三人一起开伙食。煮一顿吃一天，得过且过。


煮饭时，采用抽签的办法。做三根长短不等的小竹签，先规定好游戏规则，抽到长签者负责煮饭。我让他们两个人先抽签，剩下来的归我。永宝经常拔到长签。


但是永宝有一个特长。在阴天情况下，他居然能用一张纸点燃火。我看呆了，人的生存适应性真的很强。我们远离父母，什么都要靠自己。养成了很强的独立性。


有一年在山上过年，杀猪节时，每人分几斤家猪肉。和久到后山采了一罗筐浙江菇农遗弃的小香菇，永宝又从邵武带回一尾十斤重的草鱼。我小妹回福州前种下的芥菜长有半米高，在山上过了一个好年。


后来，林振涛被分配到更远的京口自然村，总共只有不到五户人家。由于偏僻，天高皇帝远。没人管，所以很自由。下面鸡鸭上户口时，京口随便养。


振涛说，他命中注定，后来補员顶替他父亲小教职缺，也是在福州偏远山区。我跟他说我也是，去兵团后也是在深山矿区一呆就是十年。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儿。


上山下乡时，我带去了很多书籍。工分值一天才四毛钱，等于一包香烟的钱。我干脆也不抽烟，也不出工。等于对抵。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读书。


记得“文革”期间，有个莆田老师李庆霖为知青请命，向领袖上书。言及他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多年，始终无法自食其力。连理发的钱都没有。


领袖收到陈情书，欣然回信。言及“此类问题，全国甚。容当统筹处理”。并“寄上三百元，聊補无米之炊”至此 至亲在农村的警域差异有所改善 至于统筹解决 莫非就是邓小平的知青全部回城 。


以上是1995年2月2日福州二中同学在府学弄黄厝大厅合影。前排左起高文、陈森、李彪、陈朝云、严震荣、蔡厚松、戴显群；后排左起林振涛、方永宝、郑仰淦、陈品人、周和久、刘守中、黄启辉、林则忠、林中。


这是本尊做的一首知青诗。邵武拿口知青聚会有感即兴诗 :
知青岁月忆当年，同床抵足共床眠。
五更未到人先起，只因明日米和盐。
诗赠诸位与会诸友。邵武知青于陈坂会所聚味斋黄启辉作


以上是邵武拿口固住知青聚会。在府学弄拍摄的。左起陈品人、林中、林宝仁、黄启辉、周和久、黄启征、林振涛、方永宝 。


上山下乡的艰辛经历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回忆。2015年4月26日，插友邵文林夫妇从澳洲回国，几十年相聚倍感亲切。我们兄妹特意为他们俩洗尘，特留下这帧合影。前排左起林宝仁、黄启征、周一同、邵文林、邵夫人林桂英、邵德峰、陈品人；后排左起林中、方永宝、林振涛、曹亦光、周和久、周一同、黄启辉。
三十五、父亲同学与他的外籍老师

父亲很多同学毕业后也多在邮政、海关、银行、洋行等部门服务。保持联系的有黄石庵、萧忠德、黄国贞等十几位。他们常来我们家，父亲也带我去他们家玩 。他们那个年代除了名字外，还有字号。他们称父亲为“英秀兄”，称母亲为“英秀嫂”。“秀”字是江南人对世家子弟的尊称。局里同仁或称母亲为“监察太”。


他们有的明明比父亲年龄小，但父亲也称他们为兄。他们在交谈时常常夹杂着外语。接触多了连妈妈都听得懂 。麦外符(my wife)是“我的老婆”，指妈妈。以下为扬光学堂校舍旧址。


黄国贞(生卒不详)，曾在旧邮政系统中任高阶职务。下去巡视时，为了拍他马屁，甚至铺红地毯迎接。解放后没有在体制内留任。
他既是本家又是父亲的好朋友。所以跟父亲保持来往，保持到父亲去北京为止。有一次父亲和黄石庵还有他三个人去鼓山玩，这可能是他们三个人最后聚在一起。


到了吃中饭时，他们去了斋堂吃鼓山素菜，每人三元。一共十二元。三人争着买单，最后才是黄石庵先生把单买了。


给我的印象中，国贞老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与人为善。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寄一点东西回来，叫我把东西拿到他家去送他。
他要留我吃饭，我见他日子过得很拮据。不愿意给他添麻烦 。稍坐片刻就走了。从此，与我们家就失去了联系。我发现很多不在体制内的人，只有黄石庵先生家的日子过得最滋润 。


父亲退休以后回福州定居，黄国贞和黄石庵老伯经常来我们家玩。父亲临去北京前，他可能预感到以后相聚的机会不多了。所以就约父亲到他们过去的地方走走 。


多次去仓山原来使馆区怀旧。从他们言谈中可以看到上一代的人对日本人素无好感。特别是日本人在福州人眼里面留下非常坏的印象。他们说日本兵在大桥头站岗，看到中国人过去。就叫中国人把嘴巴张开，把痰吐在中国人的嘴巴里。
同样是二战中的占领军，德军在欧洲各国的驻军就不会生这样的事情。现在出现很多精日的青年，实在不可理喻。真怀疑他们的祖上可能就是汉奸。


他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于晚清的积弱有深刻的印象。他们有机会在扬光学堂接受西方民主理念和完整的现代教育 。


我陪着他们逛完福州所有的使领馆区。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这些地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使我长了很多知识。


黄石庵带我们参观了忠庐外景。忠庐的房名是屋主人为纪念其父许则忠而命名的。黄乃裳的姐姐嫁给许则忠，其孙许世光，即忠庐的建造者。“忠”字是儒家“忠孝廉节”四维之一，具有特殊意义。


枕卧在福州仓山山水间的大宅门，大多非富即贵。忠庐的园庐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富贵 而是中国人的乡坤文化和文明教养。它成了仓山马厂街这一荟翠中西老建筑的代表 。


黄石庵( 1903 - 约1984 )是父亲在阳光学堂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在法国领事馆任职多年。由于他常年跟老外混在一起受到影响，他身膀非常直，本来个子就高，加上昂首直立。有鹤立鸡群之感。他高额头，深目高鼻梁、炯炯有神。在他身上有很多国人所没有的气质。


解放后黄石庵不在体制内。自谋职业，维持生计。“文革”前曾在福州技工学校任外聘教师，教高中数学和平面几何。我上山下乡好友邵文林当时就是黄石庵的高徒 。


他最喜欢上黄石庵老师的课。他虽然是数学老师，但在数学课上，还跟大家讲了一段王安石《伤仲永》的故事。籍以勉励同学努力上进。他得知邵文林被评为“三好生”并得到学校一把计算尺奖励，很高兴。叫大家向邵同学同习。


以下为黄石庵藏书，大多是外文精装硬皮书籍。外国的精装书比中国的线装书漂亮。但是中国书籍的寿命比西方书籍的寿命长，因为宣纸的物理寿命比道林纸长得多。


他为人很谦和，教学很认真、风趣。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在课堂上，每当他板书完一道题时，最常讲一句口头禅“恰恰好”。这时同学们心领神会，也跟着他一起说道 : “恰恰好”(just so so)。课堂气氛相当活跃。


黄石庵老师给插友邵文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阅读《朱紫坊府学弄黄厝故事》一文当读到黄石庵老师情节时，眼睛一亮，马上记起他的高中数学老师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如今我把邵文林同学追忆黄石庵老师的内容收录在这里作为永恒的敬忆 。
插友邵文林不无动情地说 : “黄石庵是他的恩师，而恩师读书时的同学又是启辉父亲的同窗好友。多了这层关系，倍感亲切 ” 。希望黄石庵的后人无意中能看到这篇文章。他的学生还在怀念他呢。


以上是法共的党报《人道报》，后来法共分裂成两派。支持中共的法共(马列)创办《新人道报》。中国海关只允许《新人道报》进口。这段共运闹分裂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秘辛便是从石庵老师那里得知的。


父亲经常带我去他家玩。他家有很多外文藏书，还自费订一份法文《新人道报》。“文革”时，他约父亲一起上鼓岭，由我作随从。买了很多干粮，然后轻装上鼓岭。


上鼓岭从福州鳝溪走古道而上。据说晚清时有一个人连江富商请了一位传教士医师走山道前往连江替母亲治病。途中路过鼓岭，洋人看到鼓岭这里山清水秀，不输庐山牯岭。


1886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1864 - 1939)上庐山，看中了这里凉爽气候。打算在牯牛岭长冲东谷租地建别墅，招来外侨上山避暑。1895年，李德立从中国官府取得租契。开始把这里逐步开发成为避暑胜地。把牯牛岭简称为牯岭。


以上是江西庐山牯岭，是个避暑的地方。回省城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传教士，所以洋人纷纷到此购地建别墅。


我们那一次走的就是这条路。鼓岭上的原住民(岭里人)难得下来一趟 ，走的也是这条山道。


“岭里人”或“从岭上来的”在福州话里是形容没见过世面的意思。是瞧不起山里人的一句俗语。其实鼓岭上的原住民一点都不土包子。他们比城里人还见世面。


洋人在此游泳，他们穿着老式的游泳衣。对保守的鼓岭人而言是令人震撼的。但也促进了鼓岭人思想的开放。


当福州城还在盛行“三把刀”时，岭上的妇女就已经受洋妇人的影响去除这一陋习。


当时来鼓岭上渡假的小老外经常会把巧克力分给当地小朋友吃。他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知道巧克力(当时又叫朱古力)、汉堡包、炸薯条、可口可乐等等。


以上为一百多年前的可口可乐广告。当福州城里人还不知啤酒( beer)什么味道时，鼓岭人早见过可口可乐这些饮料了。这些洋垃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进入福州城。为人们所熟悉。


这张照片拍摄于民国初年。照片中的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辫子。古代学子只有春游、秋游而没有夏令营( Summer camp)的概念 。传教师把夏令营概念传入中国。父亲和黄石庵老先生回忆起当年在扬光念书时，法国老师组织学生夏令营上鼓岭。这些传教士有些人在岭上建有别墅。洋师母还会自己烘培法棍和自制蛋糕招待上鼓岭过夏令营的学生。


以上便是百多年前传教士在鼓岭建的别墅，他们采用就地取材，主要由山石垒造而成。 这样节约建筑成。


以上为鼓岭百年前制作西餐的厨具，对于不熟悉西餐的中国人来说，鼓岭展馆中展示的餐具很多需要猜。比如除了长柄外，两端都是圆盘。这是制作三明治的厨具。这些器具在现在西餐馆和烘焙店都已经找不到了。但仍陈列在鼓岭别墅里。特别是制作面包法棍(Baguette)的烘焙工具。


我想我父亲和黄石庵等同学吃的法棍、蛋糕就是这些工具烘焙的。这些到鼓岭渡假的传教士也会把他们烘烤的法棍分给岭上小孩子吃。而福州人对法棍的认识，源自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国时路过法国，带回不少法棍。新闻报道后，法棍才面市。


在鼓岭，“文革”时的别墅全关闭。用木板把别墅门窗全钉上。黄石庵与父亲找了好久，还依稀找到当年法国老师住的别墅。我认为他们当时可能是借住其他富有的洋商别墅而已。他们未必有钱在山上盖别墅 。


福州鼓岭夏季邮局(The old Kuliang Summer post Office)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月16日正式开办。是我国早期五个著名的夏季邮局之一。


以上是一张由美国纽约(New York)寄往福州鼓岭(Fuchow Kuliang/该注音系由福州话读音译成)，经由上海(SHANGHAI)收转交鼓岭邮局签收。邮戳上写有“鼓嶺郵政局”。


这些教会老师住在福州法海路宦贵巷。宦贵巷原名番鬼巷，后来觉得这个名称不雅。故用谐音的办法改名为宦贵巷，延用至今。


晚清民初(1840 -1928)，因有很多格致学堂和扬光学堂教学的外国传教士在此居住而得名“番鬼巷”。中国人盲目的排外心理。


以上这几位穿中服装的老外，其汉化程度甚至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以上为既传教又教学的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出生于上上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代)左右，尤其是法国波旁王朝时的天主教士，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具有献身精神。晚清时的传教士还蓄有胡子，看样子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


来华传教士每到一处，首先会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当地方言。然后用罗马字母切成当地方言编出《圣经》。特别在沿海地区有福州话圣经、厦门话圣经、宁波话圣经等。以上这部《正音撮要》的出版即为来华洋人掌握汉语用的 。


传教士在福州创办了《福州捷报》和《福州府差报》等诸多报纸。客观上对传播先进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以上为传教士用福州话编撰的《圣经》。下面为用罗马字母编的栗粟语《圣经》。


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小学生毕业民国二年(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小批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并成为当地第一批苗族教师。


石门坎交通并不发达。即使在2011年，贵州的公路网也少延伸到石门坎。但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事例来讲述门坎发达的程度。如果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够把信件准确的送到这里。


以上便是福州仓山洋墓亭未被破坏前精美的大铁门。除门前两根精美浮雕石柱被挪去做基础外，其余全部毁掉。大炼钢铁时，铁门拉去炼钢 。“文革”时最后遭到彻底破坏。


以上为传教士汇编的《汉字外文释义》词典，供传教士学中文用的。


以上这座古庙是当地百姓求子问卜的地方。与临水夫人陈靖姑养子保婴有关。另外，在殿右侧供临水夫人陈靖姑神位前的天井，发现一块冒出地面形状如“角”的花岗石石柱。当地人以为是“蛇角”，其实非也。众所周知 蛇是无角的。经唐希研究考证，认为这是石笋(stalagmite)即男根(男性生殖器)。由于进庙求子的 人往往会用手触摸男根顶部，常年日久男根 顶部表面十分光滑。说明生殖器崇拜(racine masculine)这一原始崇拜居然在完全西化的鼓岭遗存。体现了中西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 。(以上资料和插图引自唐希散文)


父亲的属下很多人去台湾。留在大陆的如林法先后来改行，也做到福州附小校长。改革开放后，大陆跟台湾恢复联系。才知道父亲去台湾的属下那些老邮政的待遇远比大陆的要好得多。他们的子女大多留美。


“改开”后，统战有关部门知道父亲很多属下当年去台湾。所以来我家动员父亲写信叫他们回大陆看看。这时父亲旅居省外，由三哥接待。三哥不客气地责问来访者 : “你们当时是怎么对待我父亲的？”他们没想到我们会这么不识抬举，场面非常尴尬 。 最后悻悻而辞。三兄连送都不送一下。


究其原因，父亲自己也有责任。解放后依旧跟他老师和外国传教士保持联系，这在当时忌讳“里通外国”的年代是犯大忌的。妈妈劝父亲少跟外国人来往。父亲说又没有主动去找他们。人家来了，要不要以礼相待。这那里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父亲的老师回国时，父亲送他几幅字画。老外好这一口。还送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红木小棺材，里面贮一方印章，刻着老师的汉名。


老外不忌讳“棺材”，他们也懂得“棺材棺材、升官发财”。而他的老师把他多年的法文书籍送给父亲作念物。


老师回国后，他们还保持通信。直到最后师眼睛看东西很模糊，写信很困难，最后一封信告诉他到此为止，才断了联系。


当年父亲与妈妈成亲时，他老师送一套十件套精美的德累斯顿(Dresden)西洋瓷贵妇人瓷像和瓷盘作为婚典贺礼。


黄家看老师礼太重了，过意不去，回赠一部线装书。老外好这一口。


这套洋玩意父亲去厦门时妈妈寄存在朱紫坊四叔那里。后来妈妈回到福州定居，向小叔子讨回寄物。讨了几次，都没有回应，最后不了了之了。


像父亲这样高阶的旧政府人员 。当时填成份时就非常为难 。就算填“职员”这一档，还有“伪职员”这个说法。更何况父亲算高级邮务官，虽不算政务官，但应当算技术官员。我在念初中时，班主任刘雄一直找我麻烦。正好这时候父亲退休，我要求父亲替我到邮局搞一个补员的名额。父亲说我们世代读书，你怎么想着補员，当邮递员或巡线工有什么出息。再念三年去报考邮电学院，也算是接班。他难道忘记自己也是捡信生出生 。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读高中未必能考取大学，我报考的都是几所中专。根本就没有填高中自愿，后来老师说，考试成绩仅供参考。所谓填志愿都是假的。都是由领导做好分配 。那时候除了福一中、福三中、福八中和省机电学校外，普高的分数线超过中专。所以能考取二中，就说明能录取我所报的中专。


不出我的意料，上高中时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场厄运降临所有的人，多少无辜的人被整疯、整死 。多少人早上出去，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 。刚才还在整人家，等一下也被别人家整。


“文革”中，夏衍被人整。他在狱中写了一首《整人歌》非常妙，我把它录在这里 :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夏衍《整人诗》源出明末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的《剃头诗》 : 闻道头堪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人者，人亦剃其头。


夏衍坐了八年的“四人帮”牢房。他以《整人歌》 表达对“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不满。如诗中所说“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四人帮”最终也尝到了“被整”的滋味。


解放前当过旧政权高阶职务的人员，有三条出路 : 积极靠拢组织 ，争取成为统战对象。保持原有待遇。从此闭上嘴巴，不谈政治。也能待到退休。最差的“反右”时话多，被清洗回家。父亲属于中间那一等。
如果父亲积极向组织靠拢，不跟洋教士来往，凭着他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将“库银、档案顺利移交。做到第二天照常营业”这一条，按理能成为统战对象。工资就不会被保留，每月可领取270元的高薪至退休。


“改开”后，社会兴起一股外文热。黄石庵老师曾邀请父亲一起来办法文补习班。以尽绵薄之力，由于父亲晚年常旅居省外。故未受邀。但当时仍以通信为主。成为笔友。


三十六、黄家的三家挚交(一)余家

余祥麟(1886 - 1962)，出身福州郊区农家。算是耕读之家。其发妻为福州茶亭奥国德赛医院院长夫人的女佣。由于劳作勤恳，讨得女主人欢心。洋夫妇帮她丈夫办理一份赴奥官费留学。


学成归国，凭着洋人举荐进入邮务界服务。曾参与推动邮权收归国有运动。最后位置为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局长的职位。后来提携他几个弟弟和我们父亲。父亲就是那一次邮权谈判时认识的。


德赛医院后来因为拓宽马路而被拆除。上世纪初，民主和科学的概念刚传入中国。民主(Democracy)读如“德莫克内西” ；科学(Science)读如“赛恩斯”。


德赛医院是否由此而来，不敢妄猜。但是上个世纪福州人对这所医院并不陌生。


大伯在邮权收归国有谈判时，父亲担任外文翻译。参加其全程。父亲能随手将中外邮政术语当场进行互译。国内内战后期，邮政总局三次调父亲去台湾。终因母亲不愿意而去而作罢。


不过当时去台湾，我们全家的景遇又是另一种状况。我们家是在“2 · 28事件”以后去台湾的，我们全家又会讲闽南话，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社会 。当时去的时候，房子并不紧张。我们一家不必要住临时搭盖的简易眷村，即便住眷村，按职务也能分配到较好的房子。


后来我有我妈妈为什么不去台湾？她说大哥在上海念大学，如果去了就骨肉分离。所以大哥当时如果去香港，转道去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


不过台湾后来取得“四小龙”的成功，是建立在朝鲜战争暴发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粟裕率领的两百万大军就凭万帆渡海也能解放台湾。那么也就设有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这回事了。
当时出兵解放台湾是“解台人于水火之中”，如今台湾在蒋经国先生后已逐步进入与世界接轨的民主社会。多党制民主选举，教育、医疗、科技、养老等民生指标已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达三万美元以上，人民安居乐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只要台当局维持一个中国宪法 。就应以“九二共识”解决两岸遗留问题，达到和平统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传教士回国。父亲的老师本来想带他去法国。因妈妈不同意而作罢。法国老师回国时，把带不走的一些外文书籍送给与他有联系的学生 。父亲与黄石庵先生都得到一些作为纪念 。


如果那次去法国，没几年中法建交。可能对我们家的情况更好。父亲若去法国，凭着双语的优势很快就能在法中友协与旅法侨胞的企事业中找到一份工作。我与小妹就可赴法就读并找到工作，就不要走那么多弯路。


余家老二余堃，我们叫他二伯。曾在北洋海军任二副。退役后在家赋闲。刚解放那阵，他还能凭关系把儿子送进解放军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也在海军系统当文职干部。后来就不行了，听说他儿子马上从海军系统转业地方。而他自己每次运动重要节日都被派出所请去打牌喝茶。


每到冬天，他总是穿上退役带回家的黑色海军呢外大衣。从上到下一排铜纽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保持着行伍出身的习惯。几十年都如此。以致大衣都有点破了，仍舍不得扔。


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人民日报》公然刊登粮食大丰收，田产几万斤。我看见余家大伯、二伯、三伯、四伯在黄家大厅一起看报纸，议论此事。只听见余二伯说 : “怎么可能的事。连草带泥一起称，都称不到几千斤”。那时我还在上小学，这件事对我有深刻的印象。从此不相信报纸上的宣传。不管什么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并由此，全国青壮上山伐木，大炼钢铁。稻谷烂在田里。另一边鼓动大家放开肚子吃饱饭。余二伯推断出往后会饥荒。他告诉我妈妈赶紧屯粮，妈妈听他讲有道理。所以想尽办法到粮店买了大几百斤的大米贮在家里。如余二伯所料到的，没多久全国闹饥荒。我们家有这么多屯粮垫底，先撑一段时间没问题。当时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为了掩饰施政的失误，推说是全国自然灾害。老刘就说过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地域那么广阔，怎么可能同时闹灾。我们家二兄就说 :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怎么可能的事呢？鬼才相信。


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十分钦佩余家人的远虑。他们毕竟都是从农村来的，对农稼有亲身的经历。一亩地会出多少谷，这有定数。


小时候放暑假，傍晚时他喜欢搬一张躺椅到黄家院子纳凉。我们就围在他旁边听他讲故事。最爱听东太后和西太后的故事。潜移默化中，从小就觉得东太后是“宅心仁厚”的女人，而西太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老三余祥德曾由其兄资助留德学生出身。原在师大教德语。1957年“反右”后被清洗回家。虽说清洗，但那个年代精通德文的人不多。所以他在家替学院翻译外文资料，以此谋生。我看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在孜孜不倦地翻译 。四兄启钧曾向他学过德文。


余家老四余祥庚也在邮务界服务。“文革”被批斗，上吊自杀，死的很惨 。(以上为粉碎“四人帮”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要求平反昭雪。邓小平顺应民意，拔反正，开展大规模的落实政策措施。我想余家老四余老伯家属也收到这样一张收据)


父亲是余大伯的部属。他对我们黄家很好。他家大厝在城里仙塔街，被政府征用。二姆说余家大宅门里有一株白王兰树，开花很香。那时大伯老娘还在世。平日就叫佣人去摘玉兰花做花坠或者插在发髻上。


二伯母说白玉兰树非常“纬*”(福州方言会出鬼的意思 : 主人家旺，它就助其更兴旺；主人家衰，它就使其更衰败)。有一次仙塔街发大火，大家看到余家大宅的白玉兰树上有一位白仙翁拿着神拂一直往外拂。大火怎么都烧不到余家。


一到老人家生日的日子临近，如果家里没有动静(比如扫尘等等)，她就指桑骂槐。大伯姆赶紧陪她置办寿宴物品使她高兴。做人媳妇都要这样。福州老话叫着 : “妹呀妹，做人媳妇，要听嘴，一头虾米，咬两嘴”。


有时夜里几个媳妇煮点心宵夜。没有给下人留点汤底。下人收拾厨房时使坏，估意将剩渣弄一点在锅盖上。第二天早晨余老太太到处巡查，看到锅盖上的残羹，就知道昨晚几个媳妇瞒着她吃夜宵。她会对她们拿脸色难看几天，可见在大家族里的媳妇也难当 。
余大伯从上海回榕，寄居在我们家。他特别喜欢我。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久了，就把他当爷爷了。我亲眼看见他入殓。临死前脚肿了厉害，眼睛一直不闭。他发妻握住他的手，在他耳朵旁小声地对他说 : “大哥你放心走，我会善待妹妹”。听到这句话，大伯撒手，流下眼泪合上眼。


余大伯发妻，晚年很富态。长年穿深色的香芸纱(Gambiered Canton Gauze)，头上梳着发髻，插一把金钗，脚上穿开口黑布鞋。夏天手上摇一把棕叶大扇。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露出两颗金牙。根本看不出她早年是女佣人出身的经历。余大姆看到穷亲苦友也会慷慨出手周济。没有忘记早年出身。


她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是很见世面。在洋人家待久了，洋夫妇说的话她也能听懂一些 。有一次她跟大伯吵架。她责备大伯忘本。
说 : “没有我打矮马(卖力的意思)，你们余家会有今天？”所以余家人都很敬重她。有事总找她商量，没她点头不算数。


那时侯还未实行土葬，余家在吉庇路寿板行买了一口上好棺木，入殓后。余家长子要向棺材师傅行礼，然后钉上棺材钉。停棺七天断漆后出葬。黄家人送他上路，直送到府学弄口。余家后人直到1967年才陆续搬走。
我问妈妈，商哥(余家长子)为什么要向棺材师傅拜一拜？妈妈说这是老规矩，你如果不拜他会使坏。在棺材板夹缝间做手脚，停棺期间会漏气，臭不可闻。


有时大伯叫我替他到银行取钱。每次取几十块钱，我看他存折里有五千多块钱。那年代五千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万。算是一笔巨款 ，由于只出不进，有句老话叫着“坐吃山空”。后来我才明白，他就是因为发愁钱用完了怎么办才早死。很奇怪他有事情不叫他自己的孙子去办，反而叫我替他去办事。


大伯平时经常讲一些留欧的经历故事给我听。特别讲到奥匈二元帝国皇帝亲政，内容跟后来的《茜茜公主》一样。我早在念小学时， 大伯就把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教给我了。


以上是奥匈帝国(Austria - Hungary)皇宫。奥匈帝国是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y)，欧洲的老大帝国。国人对奥地利的印象只是维也纳音乐会。


奥匈帝国的版图十分辽阔。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它的范围。一战后各属国纷纷独立，如今只剩下内陆一个小国。


记得有一片《牛虻》的单彩色电影也是描述奥匈帝国统治下意大利爱国志士举行反奥起义斗争故事。后来还找了原著来读。使我在上小学时就获得了对欧洲历史的了解。以下为爱尔兰作者伏尼契(1864 - 1960)所著《牛虻》的男女主人翁亚瑟与埃玛。(我记得捷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叫伏契克，他的名字很相像。特别是他写的《星期天肉菜 汤》还记得。我想在纳粹囚室里还有肉菜汤喝，这在日本法西斯的监狱里想都不要想 )


奥匈帝国是多民族国家。余大伯留奥时学了好几门外语。他没有传授给他自己的孙子，反而不经意间把这些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一一教给了我。我记性好，他教的这些知识，我无意中都能学会。至今不忘。


大伯一妻一妾。育一男二女。发妻育一男，名余商，我们叫他商哥。大伯给他几十条大黄鱼，在沪开了一家大饭店。每天狐朋狗友一大堆，经营不善，最后关门。不过他的孙辈余嘉斌还是很有出息。五十年代就考取清华大学。余家从此登朝堂，永远脱离农家。他的另两个孙子名叫余嘉伦、余嘉聪。“文革”时肯定也是上山下乡的料。不过“改开”象他们这样的出身反而因祸得福。


以上为迁都重庆后修建的国民政府大楼 。一座单檐歇山、宫殿式的建筑物。这便是以林森为名义的政府办公所在地。“文革”串联时和同学去重庆，曾专程到此瞻仰。


他的二女儿余秀和在河西小学念书，抗战时 随他父亲去陪都。余家二姆说去重庆时，他们是坐国府主席的专船溯江而上抵渝。


林森是尚幹人。在南京政府的官僚系统中属于福州系同乡。没想到胜利后返都，林森早于民国卅二年(1943年)就去世了。不然抗战胜利后返都南京，余大伯一家还可以搭乘林主席专船回宁。


以上为重庆朝天门码头。抗战时国民政府迁都到此，领导全国军民八年对日寇作战。大批人汇集在陪都。当局在这里修了一个供上下通行的露天斜式电梯 。“文革”串联时与同学来此。


我初小时在水部小学念书，后来水部小学、得贵小学与河西小学合并成附小。所以上高小时也曾在河西小学上体育课，入队仪式也是在河西小学操场举行的。我跟秀和姐姐算是不同届的校友，她是我的学姐。


以上是河西小学旧照，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校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拆掉，盖八一旅社 如今八一旅舍也拆掉盖大厦。每学年的开闭学式也是在河西小学大操场举行的。


2014年，二哥启明还由小妹启征陪同专程去看望过大伯的二女儿余秀和。她是浙大毕业生 。余秀和是大伯如夫人陈氏所生(我们叫她二姆，大伯女儿叫生母为娘，反而叫大娘为妈)。二姆为人本份。她有一枚蓝宝石金刚钻戒，价值连城。最后给二女儿，没有给大女儿。可见做父母的都有偏心 。
三十六(二)鼓浪屿翁家

翁家与黄家是鼓浪屿升旗山使馆区旁的隔邻。翁家是鹭岛大富商。因商务多与父亲有往来，后来成为挚交。母亲比翁母大几岁，她们结为姐妹，形同手足。并影响到下一代。我们至今仍如上一代一样保持往来。


翁家老大翁志超“文革”时来省城探望干妈时 留影。后排左起启钧、启辉。志超与四哥同龄，在鼓浪屿幼稚园同学。
翁家为子息好抚养，将又生的长子志超过继给黄家做干儿子(闽方言为契儿子)。所以更加亲了。志超与四哥同在鼓浪屿幼稚园长大。平日厮混在一起，常在两家间走动。甚至吃在一起，不分彼此。


解放初，翁老伯租船前往香港办货。货到厦门口被金门国军拦劫，整船货被拉到台湾去 。而后历次政治运动，翁家又顶着大富商的虚名。两边都不落好。


我们两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鼓浪屿留下属于自己的房子，黄家住租界提供的洋房。邮权收回来后，房租由公家出。黄家离开鼓浪屿后，房子由公家收回。当初翁家在鼓浪屿买房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以上为我们一家在鼓浪屿居住时的旧照片。当时鼓浪屿人口才两三千人，地广人稀。现在发展到七万多人。鼓浪屿的户口已经等同黄金。迁出就别想再进去。


2013年秋，翁家老大志超、黄家老五启辉、翁家老三志坚三人雨中游鼓浪屿。在淑庄花园留影 。每次去厦门，翁家兄弟都陪我们去鼓浪屿看两家住的老洋房。这里铭记着翁黄两代人的情谊。


我本人对翁家志超、志坚有着很深的兄弟情谊。1980年夏天，我专程去往浦城铁岭林场看望志超兄。他从食堂端来青菜和米饭。拿出从厦门带来的两听罐头招待我。


鱼罐头一打开一股香味扑面而来。沙丁鱼是金黄色的，里面还有很多闽南人爱吃的豆豉。而香菇肉罐的味道就显得很深沉，很好下饭 。(罐头Tinplate steel canned food)


两听罐头打开，香味四溢。室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炸鱼和酱香味道。一下子把很多工友都招引来，问这问那的。其实都是冲着桌上的罐头而来的。


原来工地上工友懒散贯了，他们几乎都是单身汉。所以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碗，菜直接搁在饭里。随便蹲着吃。一晃都四十多年的往事，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在铁岭林场住一个晚上，第二天赶早步行去县城。途中经过上面这座临江桥。晚上住县林业局招待所，两人交谈一晚上。志超耳背，我们用笔谈的方式进行，有时夹杂写一些英文词汇。谈得甚欢。


笔谈可以用最简练的词汇表达深沉含义。自古中国人和日本人以汉字笔谈为最成功者。志超是杂家，什么都懂一些，笔谈中也写些日文片假名。交流没有阻碍。
父母去世后，我们与父辈的亲戚逐渐失去联系。因为妈妈去世时是七月份，天气很热。 所以都没有去通知妈妈的亲戚，事后才打电话告诉他们。所以他们有事情也就不来通知我们了。但是与闽南厦门翁家、石狮洪家后人仍保持着联系至今。


翁老太百岁寿辰时，黄家兄妹前往祝寿。翁黄两家兄弟姐妹合影留念。着红衣者为翁老太，时百岁。前排左起为二兄启明；右一为惠珍；右二为本尊启辉；居中为慧琴。后排左一为惠珠；左二翁家老三志坚；居中黄家小妹启征；右一翁家老二志成；右二翁家老大志超。
算起翁黄两家的世谊快百年了。两家始终保持着往来。现在有了微信，翁家兄弟都在群里，每天都会照面。翁黄两家的百年情将延续下去。
三十六(三)闽南洪家

洪氏是闽南大姓。洪源应(1886 - 1970)是父亲的好友。早年到菲律宾经商致富。他叫他儿子洪我欠(1928 - 2018)做父亲的契儿子。正好与黄家老大黄启荣(1928 - 1998)同生。这样妈妈收了一个契儿子，爸爸也收了一个契儿子。黄家人丁更旺。(契为闽方言，干的意思)


相片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洪家全家福中 :右三为洪源应、右二为洪我欠。从相片中可以看出洪家也是殷实之家。
后来父亲干儿子洪我欠的儿子出世。叫父亲给取名为洪培才(1956 -       )。洪黄两家也有一甲子的交情。自取名为培才后，洪家宏运日隆。认为是父亲取的名字带来的好运，感念至今。


以上为洪家老宅。闽南房子大多由砖石结构 ，连窗户也都是石头切成。从大门望进去，院落很深，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


父亲朋友大多是闽南人。闽南人大多有海外关系。经常要写外文书信，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举手之劳的事情。所以有求必应。一个介绍一个，很多人打老远来找父亲写外文信或信封 。这在闽南称作“侨批”，信在闽南话的读音为“批”。以下是用毛笔书写的“批”。


解放后，父亲的外文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也乐意帮忙。闽南人很诚恳，要付酬金或叫润笔费，父亲不收。所以他们每次都会带一些小礼物作酬谢。


以上为洪培才少年时相片。他的名字是父亲替他取的，意为培养成才。如今果然成才。洪培才(1956年)，小学都没毕业，“文革”就爆发了。他没念什么书，主要靠自己努力。如今也能写出上万个字的文章。可见一个人后天的努力很重要 。


以上是2007年7月24日，四哥去闽南时特意拜访洪家 。背景为洪家大厝，典型的闽南带有南洋风格的民居。图中右二为四兄、右一为东道主洪培才。并由他做作向导带师兄去闽南很多地方转了一圈。此时四兄已患病在身。四兄在闽南长大，此行算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闽南行。
2016年7月，四兄启钧去世时，洪培才还特意从老家赶来省城为四兄送行。以尽洪黄两家的三代交情。
洪陪才继承洪家先辈的优良传统，热心乡梓建设和公益活动。为家乡公益尽绵薄之力。在闽南菲律宾之间频繁走动，为促进闽菲的乡情做出贡献 。
三十七、在闽南待过的几个地方

父亲工作的性质就是邮政业务巡视、督导。所以要到处走动，他一走动我们就跟着动。邮局行话称为“调口” 。


有时几个人一起调动，有时一个人走。走时还可以发一笔安家费。没走的人送“调口”的人，眷属之间也会聚一下，大家凑份子钱。


以上为遍栽刺桐(erythrina)的泉州古城 。泉州的地标除了双塔之外就是刺桐。五代时期刺桐就是泉州的别名。 马可· 波罗在他游记中一直提到“citon”，但不知道是哪座城市。后来根据汉语对音，才对上泉州的刺桐。可见在记述名词时还是汉语最稳定。


以上为美丽的泉州湾。永宁湾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马可 · 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提到过泉州湾。


父亲第一站下调到枫亭局当局长。枫亭是一个鱼米之乡，有一条枫亭溪很秀美。二哥暑假时回到枫亭，他做主把大门卸下来驮到江里当船驶。我和小妹坐在门板上看风景，特别看鸬鹚捕鱼。鸬鹚捕鱼有技巧，要在它的脖子上系一根红绳子。不能扎得太紧，也不能系得太松。扎得太紧，它吃不到小鱼。系得太松，它把鱼都吃进去。


他们在江里游。老四点子最多，把爸爸买的美国纱罗蚊帐拆下来当鱼网，在溪里捕鱼。被母亲抓去打。在尼龙蚊帐没有普及之前，那是很值钱的劳什子(nuisance)。


不远处是枫亭桥，原先是一座木头桥。每天附近的渔民和菜农会把鱼货和蔬菜挑到那里卖。当年妈妈经常在那里买菜和刚从溪里捕上来的鲜鱼。枫亭镇与石狮镇是两处令我梦寐萦怀的地方。


记得在枫亭住时，当地菜农会主动向我们家收粪便。他们说城里人类便肥。每逢荔枝龙眼收成都会送许给我们家。有次我在午睡，二哥将一粒剥好的荔枝塞到我嘴里，我惊醒过来，从此不吃荔枝龙眼这些水果。


长大后读到描写同乡余怀的《雪鸿堂诗话》言: “余，闽人，而生长金陵。生平以未游武夷、未食荔枝为恨”。我想我不吃荔枝，把我荔枝的份额让他吃吧。


以此看来，余怀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福建莆田是他祖籍地而已。家道则是“书藏万卷儿能读，酒泛千钟家不贫”。


可以断定莆田余家乃耕读之家，余怀父亲是布衣。但家资颇殷。估计余家在南京、苏州都有宅邸。所谓“泛宅浮家”，指的就是他到处游走。称为“五湖人”。


枫亭糕很好吃，这是我童年的最爱。无论福州还是延平的猪油糕跟它没得比。有生之年还会去一趟莆田，到时一定要买一些回来让大家解馋。


莆田还有一种软糕，很贵的。按两切着卖。直到“改开”前，在协和医院门口还有卖。现在不见了。人的口味会随时代而变化。


第二站为石狮，石狮在闽南被称为小香港。北方人对石狮市的认识还停留在“四十四只死石狮”绕口令的刻板印象中。这几个字闽南人都念成“xi”的音。外地人听起来觉得都一样，自然一脸茫然，不知所云。


当年闽北拿口镇才沿江一条街。闽北边远小县常见“丁”字街或“十”字街，而那时的石狮已经是“井”字街了。“改开”后，石狮华丽转身成为超越晋江的石狮市。身处繁华闹市中心，看着雄狮的市标。石狮还在不断发展。


记得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那一天。父亲带我上街，突然听到广播播出哀乐，接着播放斯大林去世的讣告。只见路上所有的人都停止脚步，低头默哀。父亲叫我把头也低下来。我也照着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


我始终对斯大林的评价都比较高。长大后接触到“卡廷事件”，还是半信半疑。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他全盘否定，也没有涉及卡廷事件。这件事始终赖在纳粹德国身上。直到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在办理最高权力移交时将“卡廷事件”密件一并移交给叶利钦而最终解密。“卡廷事件”成为压垮斯大林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下，我也相信了。


马恩列斯是一个整体，特别在中国是这样。斯大林这把刀丟掉了，列宁也就丟掉了。所以苏联最终解体。这样连锁反应连大胡子爷爷也都动摇了。


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中国坚持三七开。每年五一节及国庆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两侧悬挂他们四人的巨幅像片至改革开放为止。总不能左边挂马恩的像，右边单独挂列宁的像片吧。


上次到北京参观军博，他们四个人的像片还供在那里。下一次去北京时，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的像片还在不在？挂了整整一个甲子都快成文物了。希望一直悬挂在那里。
再过半年，就是斯大林逝世整70周年的纪念日。现在网络上年轻人也大骂斯大林，说他是暴君。追查上世纪30年代远东地区60万华人遭到清洗。我认为主要应当从苏俄高度专制体制去分析产生上述悲剧的历史原因。
在斯大林去逝快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发表这一段中肯客观的评论。算是对他的纪念。


永宁成了石狮的缩影。当地有“石狮富甲闽南，永宁富甲石狮”。如今这里成了网红们打卡的所在。显得年轻而有活力。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有的只有岁月的静好。


库页岛作为中国曾经的第一大岛，享有大护沙之誉。即便被俄日瓜分后，从传统上依旧属于中国的故土。那里的原住民依旧奉中国为正溯。定期向中原王朝进贡。贡献库页岛山参、鹿茸、貂皮的山货。执礼甚恭。


明初立于黑龙江口的永宁寺塔。永宁卫与天津卫、威海卫同为全国沿海三大卫。我小时候生活的石狮永宁为中国南永宁卫。而黑龙江口庙街奴儿干都司驻地则为北永宁卫。


历史上，黑龙江口有一个永宁卫奴儿干都司(nurgan)。当时有南北卫。如今北永宁卫丢掉了，只剩下南永宁卫。我几次去石狮南永宁卫。疫情结束后，还想和小妹一起最后一次闽南怀旧之旅。再次寻找儿时的回忆。


吾祖上曾为官兴化，故对莆仙有特殊情感。曾多次去涵江、枫亭。后读明清小说，因余怀而关注黄石这地方 。以下这三篇明清小说我都读了好几次。在写这一篇《共田小筑》自传体家史时，多次引用到这些内容。


有机会不妨到此一访，也算是凭吊这位“心怀忧愁、眷恋故国”。节操比钱谦益、侯方域还崇高远大的晚明节士。


据余怀自述 : “一生虽喜冶游，然足迹不出江浙之行”。余怀把主要的精力全放在秦淮河上，挥金如土。仅在他自己这一代，就把余家偌大的财产败光 。


后来出《余怀全集》时，自己拿不出钱。还要靠朋友出资帮忙。


我平生也喜欢旅游 ，“文革”中与同学进行两次大西北与大西南之行，至今记忆犹新。趁还会走，准备一次北上，一次闽南游。象义官伯所说的那样不枉此行。


这里是闽南较早出现西洋楼房楼群的地方。从清末开始，大量的闽南人下南洋去讨海。发家致富后回到家乡盖起大宅。就这样，一座座漂亮的洋房在永宁拔地而起。我们曾经在此居住过。这些老房子还在。


这些建筑虽然经历了两百年的沧桑巨变，但仍基本保存无损。反而多了韵味。它们诉说着闽南那些下海先人的辛酸故事，神秘而又独特。
三十八、黄家最后一次大聚会

1991年夏末初秋，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母亲时年八旬，身体还硬朗。她最后一次外出到各地走走。在北京时，她要求子女都到北京来聚一次。


都说“母亲是桶箍”，母亲在，兄弟姐妹们就象桶片一样还箍在一起。母亲不在了，桶也就散了。


有一句俗语说 : “兄弟七八个，围在一起坐。大家一分手，衣服都撕破”。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听到母亲招唤，大家向北京集结。


来了近三十人，住中关村附近的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早中餐都在外面吃。晚餐在大姐家聚餐。大姐家雇一个佣人，就用流水席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谁先到谁先吃。


阿姨没歇着一直煮。大姐买回的半只羊一顿就精光。炒的肉丝榨菜丝，一上桌跟吃草一样就一扫而光。可见现代社会不适合再搞什么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


就这样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都是如此，玩遍北京的名胜古迹。那天，我们上了“鬼见愁”。记得第一次上鬼见愁的时候，是在“文革”串联的时候。是跟陈怡一起去的。本来也想带陈田一起去。但他爸爸不肯，说他身体不好。第二次上鬼见愁时已经有缆车了。我们坐缆车一下子就到山顶。从鬼见愁可以看到北京城。


后来小孩不愿意跟我们大人一起玩，他们几个人结伴一拨去玩他们的。我们也分开去玩自己的。或搭伴，或独行。
难得去了京郊的八大处。到了饭点时，我们想去吃饭。进去后才知道是豪华仿膳，内人想退出来。我说不急，既然来了就进去，退出来难看。餐厅里面人很少，我们就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服务员马上拿来Menu ，我扫了一下 ，就点了一份白斩鸡、一份炒三鲜、一盘青菜、一碗木樨榨菜汤，两碗米饭。 结账时，付了八十元。我问内人这样处理对不对？她说对。我跟她说 : “家穷路富”。出来一趟不容易。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游大观园。到了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大观园里面什么斋吃红楼菜。同样点了几样便宜的菜色尝一尝，也不枉京城之行。也过一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贵族生活 。


在北京期间，淑娴妹妹章淑琼的老公罗文正从东北返程途中在北京逗留。淑娴特约他在大姐家相见。然后，就在家里吃一顿饭。大姐看到淑娴妹夫个头很高，印象很深。
十年后，大姐邀我们到武夷山相会。我带淑娴妹妹同行。我向大姐介绍说她老头有到中关村，大姐马上记起来。由此可知大姐的记性相当好 。难怪她小时候学的拉丁文到老的时候还会记得住，派上用场。


金色的北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下一站去南京。原帮人马又在南京聚会。二姐家住不下 也在附近找招待所。早晨不在家里吃，特意到南京各处吃小吃。每天早晨换一家，尝一尝南京的早点，确实比北京好吃 。
中午同样不在家里吃饭，在街面上找中档的饭馆吃饭。尝一尝南京的美食。晚上在家里会餐，二姐家本来就是大鱼大肉。来了这么多兄弟姐妹和小辈。所以饭菜更加丰盛，还经常叫外卖。


小妹那时也住在南京，我们有时就到小妹家去做客。小妹就去买一些我们没吃过的南京小吃让我们品尝。我去的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南京的美食最丰富 。


难怪清代著名的美食家袁枚写的《随园食单》经久不衰。明代时余怀祖上会从莆田黄石迁居到南京白下。自称为“白石余怀”。


还有清代那一位爱吃狗肉的才子郑板桥，也特别喜欢南京。他早年时到南京参加考试，逛遍金陵、吃遍秦淮。还曾扬言要准备定居在南京。可能也是冲着南京的美食而来的。但是南京没有狗肉。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人生格言。我认为凡事都要看开一些，不能太认真 。


在南京期间，即苏联发生“ 8 · 19事件 ”前几天。我们家兄弟姐妹在南京二姐家在谈论天下大事时，发生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主要是谈论苏联的政治体制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


其实苏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原先中国本来就是实行市场经济。战后，如果没有发生国共内战的话。中国完全可以在短期之内得到发展，实现工业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强国。
后来发生的事，特别是朝鲜战争，使中国倒向苏联一边。向老大哥学习计划经济。又遭到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与制裁，所以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加上施政过程中一连串的政策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与中国的政治地位、人口、国土面积极不相符。任何的人文经济指标在世界的排名都非常靠后。


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是一个大号的朝鲜。什么东西都还在凭票供应。


当时我们就觉得，勃烈日涅夫去世后，苏联新继任的领导人跟走马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死掉。我们就认为这是亡国之兆。


果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了什么“新思维”。在他眼里改个就是向西方看齐。本来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就是不同的体制。这样就犹如把魔盒打开，所有魔鬼都跑了出来。


我们认为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必然走不下去。那时候，苏联各联邦的民族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老话说 : “天下分必合，合久必分”。果然苏联的解体就从这里开始，率先由波罗的海沿岸那几个加盟小国宣布独立。然后发生“多米诺效应” ，庞大的苏维埃帝国就这样轰然倒塌 。


北京、南京之行结束，我们在南归的火车上 听到苏联发生“8 · 19”政变的消息。如果能成功的话，苏联继续延续 。但只撑了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对于苏联的解体，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苏联的解体，最惨的是苏联的老人。紧接着卢布马上通货膨胀，到了后来领到的退休金还不够买这一张公交车票。一说到通货膨胀 我马上就想起北洋时期的“银本位制”。


所以在南京辩论时，我就说让吴尔开西他们上台也未必能好。他们就不一样腐败？还是从体制内来解决。从古到今，发生动乱受损害最深的是老百姓 。


我说邓小平复出后，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得到改善。想入党的，也让入党了。房子也分配了，职称也评了。出国的也去了。如果发生苏联那样突然间的崩塌，大家的退休金都没地方拿。二兄说，还是老五说的对。归他做归他做。


北京、南京之行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母亲就回福州定居了，起先生活还能自理。每天有很多玩伴来家里打麻将。隔壁李姆看她一个人生活。就对她说 : “你以后死掉臭了都没人知道”。
她听了这话，几个晚上睡不着。看到养了八个儿女，身边都没有人。她也感到很落寞。后来她想通了，儿女如果都在身边围着。也就没有什么出息。
为此，请了一个保姆，负责买菜洗衣服。直到母亲1998年走掉为止。母亲去世时，除了二哥、小妹两人赶回之外，北京、南京、上海都没有人赶回来奔丧。
在处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有一个她自己一针一线缝的布娃娃。我们猜了很久，才想到可能是她怀念她死去的最小的女儿。世上只有妈妈好！最终把布娃娃和遗物一起烧掉，让她带去。
直到2013年底朱紫坊和府学弄同时拆迁，大家为了回来办理拆迁手续拿拆迁款才回来一次。从此再也聚不起来了。到此，我们这个家族就到此为止。彻底散了。
三十九、黄家后代也移民海外了

中国人重土轻迁。但我们远祖从湖北迁到福建兴化。近代曾祖父一支又从兴化迁到省城福州。这也是黄氏家族迁徙的过程。如今第六代也有人迁徙到国外定居，我认为这也很正常。应以平常心看待。


不过，上面提到的“红二代” 和“富二代”现在大量地赴米定居就有点不正常了。一代打江山，二代接江山，三代保江山，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保江山的题内之意从来都是包含代际传递的。就是特权阶层中高比例的子孙做江山的欲望却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移居海外的欲望增加。这是他们缺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


“改革开放”后，他们利用中国刚建立的市场经济和法制中的不健全而致富。暴富后旋即就感到万一失去法律后自身的危机。他们深知道靠庞大维稳经费支撑的维稳社会终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他们预感到巨大的财富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思前想后，还是出国最安全。所以有相当数量的“红二代”宁作欧美普通人，而不作父母之邦的特权者。纷纷出国去寻找清洁与安全。


以我们家族为例，我们黄家兄弟姐妹八人，加上配偶就是十六人。散居京沪宁，全国各地。上世纪八十年代长乐金峰走私时，本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进行经商，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全部在体制内生活。我们秉承黄家祖训，“不取非分之财”所以，并没有参与那一次“走私倒爷”经商活动，守住自己的分际。


在出国移民问题上，我们也是这个态度。我们全部在体制内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也很珍惜这份职业 。在“四人帮”时期，我们家就有人已经出国出差机会了。但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想到出国当“二等公民” 。


要说到出国，那么我们家的人都有语言上的优势。按道理都不难。现在国外那么乱，特别是美国，种族矛盾那么严重 。“零元购”触目惊心，随时都有火山爆发的可能。就更没必要移民了。


自1980年至2020年这40年间，中国打开了其关闭已久的国门。不计其数的国人，以公干、求学、经商、观光的方式出国。在体验了中西差异后，相当数量的国民移居海外。因多方面的优势，特权阶层在出国移民中拔得头筹，比重最高。
家族暴富令其后代心态大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打拼和上进。只图享乐与安逸。应当创造能让他们留在中国的环境和氛围。


明知道美国现在国内矛盾重重，坐在“火药桶”上，随时有发生内战与解体的可能。“疫情”还没结束。依旧有数以百万计的有权有钱人挤破头皮去美国。这就值得我们深思。这与国内相当一批人仇富，和想走回头路有关。他们感到在国内不安。
四十、结束语

老话说 : “富不过三代”。孔老夫子更说 :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我们黄家已跨越几十代都能长盛不衰。 说明读书还是有用的。


很多家族都逃不过这一魔咒与定数。农村子弟读了书，即便种田也是耕读之家。所以过去很多农家一般是全家种田，挑出一个人去读书。大家供他读书取得功名。一旦中举，便可改换门庭，改变命运。


如文中提到的余祥麟家原本就是福州近郊耕读之家。所以过去很多文盲，究其原因，自己主观不努力也是有关系的。


最典型的例子元朝的王冕，他也是出生在贫寒人家。靠自己努力，达到大师的水平。


为了延长家族福泽，所以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实行嫡长子制度。分家时，长子分一半。剩下几个弟弟均分。女儿早在分家前就各得一份陪嫁。分家时也应对孀居在大家族内的叔辈遗孀留足衣食费用。因故未嫁或嫁后又回娘家的由长兄收留。几千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但整个社会以此保持基本稳定。


如今年青人一般不愿意与父母辈的远房亲戚往来了。这是城市化社会进程的必然。独生子女长大后，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原有以血缘为联系的家族已经解体。社会已经细化为不相联系的家庭细胞。


宗法制度早已崩溃，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去人为恢复。但社会传承和家族传统仍将延续。我们黄家便是这样。做到既恪守传统文化，又愿意接受新的文化知识，与时俱进，长盛不衰。按传统宗法制度，五服以内为同宗。五服以外为同姓。从曾祖父迁到福州到散往各地，现在已整整百五十年，经历六服了。传统意义上整体的黄家已经不存在，我想别的家族也是这样 。


以上为耕读传家牌匾，是乡绅文化的表现。看来读书是我们黄家的世代传统，会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所谓“奔小康”，我们黄家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奔小康了。
四十一、附录

其一素封



〔明代〕沈德符《野获编· 户部 · 海上市舶司》: “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以下这幅图便是为上面这段文字而作的。


〔清代〕方丈《宋遗民咏 · 谢臬羽翱》 : “皋羽故素封，破家为勤王”。由于素封一词较为冷僻，人们渐渐忘了该词的本义。而按字面望文生义为“素色的封面”，如下图。现在到于正本清源，恢复素封本义的时候了。


同为清人的李渔《奈何天 · 忧嫁》: “下官偃蹇，家计萧条，不以朱紫为荣，但觉素封可羡”。


近代吴晗《救灾必须停战》一文有: “一位湖南朋友告之，他接到家信，亲戚朋友中有若干素封之家，都已有多人饿死”。


总而言之，黄家历代都是典型的素封之家。也是清末乡绅文化的代表。几代都是这样，谨守黄家“勤可補拙、俭以养廉”的祖训，传承至今。


其二乡绅文化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在籍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大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宦，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执掌过有限的权柄。少数人可能升迁至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于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在野派的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以下为过去春节时佃户向地主拜年，地主向佃户回礼的情景。


几千年来地主阶层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在多次朝代更迭，原来的地主被淘汰，新的地又应运用而生。根据“富不过三”的铁律，原来的地主家败了， 把地卖给上升的其他农户 。通过勤劳家及剥削，原来的贫户变成新的地主。这样轮回往复，直到现在。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


中国自古倡行“尊师重教、长幼有序”。温良恭俭让。即便东家与佃户之间也是建立在“契约与自愿”原则基础上。


佃户租地主的地，按事先约定交租也是体现“契约与自愿”精神。一方或双方失信，契约均无法进行。碰到好的东家，农忙双抢时佃户吃的比东家还要好。不这样，谁愿意替你干活？


在农村，村社(即社戏)是一村重要的活动。农闲或遇重大公益事业，均在此举行。建桥铺路、赈灾救济，都需乡伸出面牵头。自己应当急公好义带个头，认捐个大头。然后才动员大家根据自己的财力涌跃认捐。


所以想当乡绅中的乡绅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当的，要具备有社会名望有号召力；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有公益心。


当然任何东西都有好坏 。乡绅群体中也有害群之马。这些人最大的特点便是占着自己有些臭钱，横行霸道、为富不仁、鱼肉乡里。


上世纪北伐“大革命时”对乡绅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与破坏。一提起“乡绅”必然是“土豪劣绅”。游街戴高帽，“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对乡绅文化进行否定和摧毁。


以上为“文革”时戴高帽，游街示众。车上的标语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墙上贴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乡绅阶层。有的只是暴富之后的新土豪，他们在乡里摆富露奢。甚至为富不仁，起很坏的作用。他们富不过三代，逃不过这一铁律。
其三闺塾师

绍兴自古出师爷，其实还出闺塾师。宋代盛行程朱理学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后来更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性地位骤然降低，再加上大户人家女人缠脚，限制了她们独立外出活动。


所以女人大多依附于男人 。但也不尽然，江南沿海各地依旧有很多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女子从事“闺塾师”的职业，以此谋生，贴补家用。


女红自古是女性持家的重要构成。即便大户人家也是如此。晚明自蕃薯在全国大范围引种，养人成本大为降低。人口爆炸增长。就连科举生员的数量也过剩。中下层多数读书人生活窘迫，大多数知识女性所嫁的夫婿即是这一部分人家。


因此，她们也要承担养家的责任。以纺织、刺绣、泥塑、雕刻为主。另有手制绒花、制作通心草(见上图)、剪彩花、制风筝、贴锡、织箬等更辛苦的活计。若仅以女红维持一家生计，只能是勉强糊口。左支右绌。


除此之外，依靠自己的知识，以“闺塾师”或女画家身份到大户人家从事女教师谋生。也成为不错的职业。闺塾师无形中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女性的一种人生选择。


其职业来源大致可分四类 : 其一是节妇、贞女、孝女。占闺塾师的大部分。她们要独立养活自己的遗孤，甚至奉养父母 。其二是夫家贫困，要支撑家庭。女性须从事工作。这类女性与丈夫分徒设帐也是常见 。其三是丈夫在战争中阵亡，自己成遗孀。在家国巨变中艰难谋生。其四是其他情况，如遇人不淑、遇姑不慈时，自坚其志、自谋其食。


以上为《四库全书》对节妇烈女的记载。


南京袁枚三妹袁机远嫁高邮高家高绎祖，高家为官宦之家。高绎祖吃喝嫖赌，赌输了把袁机陪嫁也赌上。又输了回家打老婆，还准备典妻抵债。母亲看不下去，责骂儿子，连母亲也被打。袁机“遇夫不淑”，不得已携女回娘家。


袁机的悲剧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高家都肯放她走，她还赖在高家不走。退了婚全体社会都赞成，再嫁也不是个难事。仰慕她的人都说完全是她自己作茧自缚，才把自己给坑了。我到南京去过两次袁机坟。都说红颜薄命，古今概莫如此。


看到袁机的悲惨命运，我就想起父亲两个姑姑。她们的出身、经历、学养与之相比都相当，但结局似乎比她们更悲惨。(以上为清末才女袁机和袁杼)


可见，充当闺塾师乃是人生陷入极端困境情况下女性无奈的选择 。明清鼎革之际，浙江闺媛王端淑和黄媛介开“闺塾师”风气之先。


二人在乱世失家、丈夫谋生乏术情况下只得转江湖为闺塾师。其生涯充满贫困、漂泊、凶险，以及时人非议。在她们职业生涯中，甚至还要出入声色场所，出污泥而不染。在文士和闺秀社交圈中获得巨大声名，成为清代独立女性的标杆。


在文献记载的大量女性闺塾师，社会对此群体也逐渐接受。并对这些女性自食其力予以褒赞提倡。她们在家开设书院，传授技艺。与闺塾师相比，女画家是一种更具艺术气质的职业。以绘画为商品流通于市场。使得多数女画家可安守家门，少了许多舆论压力、心理挣扎和江湖风雨。


闺阁画家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兼任闺塾师与画家。如甘泉的张因教授阮元女眷诗画。属家庭女教师。第二类已然成名，重金求画者络绛不绝。如武进恽水、常熟马荃等人。她们画作高产且笔润丰厚 。第三类则是画名未显，仍需积极创作、出售。这类女画家占比最大。


直到现在仍需有一大批职业女性从事这方面工作。我的几个群就有几位。如上面这位弘墨轩主便是。


以上为弘墨轩主的水墨丹青。


父亲的三位姑姑应当都属清末知识女性。她们生活于朱紫坊士大夫素封之家，衣食无忧且受良好教育。学问不输她们的兄弟。


她们所处的年代为鸦片战争后，省城为五口通商口岸。洋教士与洋商纷至沓来，欧风东渐，对她们不能没有影响。她们去于山上香路过观巷格致学堂，怎么会没有触动。


那时连西洋风琴和简式钢琴都已传入福州，她们所嫁的婆家也完全有能力买下这样的洋玩意。她们也见过三叔公穿一身雪白的海军制服，也常带回一些新鲜东西。


三叔公还曾将福州人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带回给她们阅读。还带她们去马尾玩。并给她们讲罗星塔的故事。


也应邀到洋教师家作客。还上过教堂 。她们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但她们毕业只在黄家家塾内接受传统的教育，并没有机会受到家族以外正规新式学堂的教育。她们的接触面是非常窄，家塾内除了自己兄弟姐妹外，便是寄读于此的同坊几家子弟。同学的那几位同坊子弟可能看对眼了，她们的婚姻主要还是依赖于父母的媒妁之言。


但她们自命甚高，并不满足于婆家是殷实之家。似乎有更高的追求。所以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又没有勇气如王端淑、黄媛介那样以自己的知识收徒授业。


如果她们能够把父母赔嫁的几百元大洋拿出来，在村祠堂里办这样简易的幼雅园。先免费招收村童入园，自己就有事做。


就不会感到寂寞空虚。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小命送掉。


由于她们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所以才造成两人不幸的悲惨结局。


福州为通商口岸，晚清时连玻璃也传进来了。连窗户造型也是西式的。
其四几张明清民国时期莆田与省城地图:



余怀父亲举家北上赴宁定居，没有说明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估计穿过浙江，进入江苏这条路最近 。


莆田黄石还是梅妃故里，想必知道这个典故的人并不多。


这张清代兴化地图，兴化与福州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里。想必当年曾祖父举家迁到福州定居时走的是旱路 。


以上是民国时期的兴化地图。与上面两张变化不大。即便到现在，莆田市依旧是一市管两县。虽然人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县，但是辖境非常小 。


备注 : 文中所有辈份与称谓，除另有说明外 均以五叔(五舅)为主。不系舟(黄启辉)应晚辈之请而撰写。


要详细了解黄家曾祖父清同治年间(1871年)以前的家族史可到乌山北麓勉斋书院黄氏宗族协会进一步了解。
2021年5月12日作  2022年8月22日修订
2021年5月12日 2022年8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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