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泥手印

刘丹

现在每个周末都会往返在固原西吉两地，每次驱车驶出田家梁隧道，偏城街道的全貌就会收入眼底。偏城乡街道是建在两条河流中间高地上。不过这两条小河的流水都很少，现在几乎都断流了。乡政府所坐落在的街道，是南北走向。像偏城这样的小乡镇在黄土高原的沟梁峁原间，真是再寻常不过了。不起眼到加一脚油门，绕过一个山梁，就远远的抛到山的另一边了。
       1978年，我父母来到偏城中学工作，三年后父母调离了这里。前前后后我们家在这里住了三年。虽然三年很短，但也有许多事情现在也能记得清晰。
偏城中学在乡政府街道的对面，当时学校只有四排房屋，前两排是教师办公住宿用，后两排就是教室了，每排房屋之间的空地都被开辟成菜地，种植萝卜土豆，供给师生口粮。在学校最后一排房屋后边，就是一个下坡，坡子下面就是学校操场了。
我那时候也是刚刚能够记事。许多的记忆是片段性的。成天要么跟在哥哥后边做跟屁虫，要么跟着爸妈看他们工作。
可是有一次我却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那天早早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要到西山的后边挖花，种植在学校中间路边的花园里。看着爸爸妈妈带着学生连同哥哥们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学校顿时就变的空落落，没有一个人，只留下了我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呆呆的坐在花园边上，呆呆的看着西边的山梁，盼着我的哥哥和我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学生回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半天吧，他们回来了，带来了他们移种的花草。后来听说了那天他们走了二十多里路，挖来了绸绸花，灯盏花～。老师、学生和教师家属们，用汗水，给荒芜的校园增添活力和色彩，即使在那经济条件最困难的时期。
       从那以后，每到春天，校园里都有许多鲜花盛开。夏天来了，院里的孩子就会去花园里摘花朵，吃花种子。女孩子们会摘下鲜红的花瓣，碾碎涂红自己的指甲，男孩子却对这个游戏不屑一顾。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拿一个塑料袋子，躲在花丛里，静静的等待一种叫狗头蜂的野蜂来临。当看见一个花朵突然被压弯下腰的时候——它足够大，比蜜蜂大四五倍，我们就知道它来了于是蹑手蹑脚的转过到花的跟前。看黑黑的身躯，尾部上有黄色的横纹，躯干长满了黄色的容貌，大大的脑袋其实根本不像狗头，但这种野蜂却被哥哥们叫狗头蜂。这时需要耐住性子等，等到狗头蜂埋头采蜜的时候，就是我们用塑料袋抓住他们的最好时机。被抓住的狗头蜂的嗡嗡声很大，在塑料袋里飞来撞去，放掉了袋子里的空气，仔细抓住蜂身，挤压蜂尾，拔掉狗头蜂的毒刺，当它不能再蛰人的时候，它就成了孩子们的宠物。于是在它的腿部，拴住缝纫机用的缝纫线，放开它，它就会带你满院子飞，狗头蜂在空中飞，线头的另一头就抓在我们的手上，跟着野蜂满院子跑。可惜被拔掉毒刺的野蜂，受了伤，力气会小很多，也飞不高，即使给他个搭个小窝，每天带他去吃花蜜，也会很快死掉的。如果抓住一种没有毒刺的足够大的狗头蜂蜂王，那可就神奇了，你完全可以带着它，让它落在你的肩膀上，吓唬吓唬那些女孩子，还能让小伙伴们对你充满敬意，甚至在整个夏天，你都会成为孩子王。
在学校的东边，是一条小河，一旦发起山洪，河水也会很深，但是平常时间河水却很少，水也很浅。小河和偏城中学之间有一块很大的草地，平日里会经常看到民兵们在哪里训练打靶，清脆的枪声在河边回荡，训练结束后，民兵同志们还会一起唱歌，“日落西山云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河的对面是被河水冲出来的山壁，每次民兵们唱歌的时候，山壁总会把歌声反射回来，独唱就成了合唱，齐唱就变成了重唱。最美妙的是中午时刻，太阳毒辣辣的晒着，躺在草地里却很凉爽，从街道广播里会传来评书西游记或者三国演义，哥哥都会躺在草地上听入迷。每当这个时候，我便会在浅浅的河水里捉小鱼或者手涂满河边红土泥巴，在河对面山壁上印上我的手印，小小的红泥手印，在黄土山壁上是那么的显眼，走远了，回头看清晰甚至深刻！想来，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马洛斯地区喀斯特岩洞中的远古人类手印岩画和贺兰山手印岩画的主人，也是如童年时的我一般，在莫名愉快下，拓下自己的手印，留下自己的痕迹吧。
在哪个食物缺乏的时代，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于食物有关的。我家有一个小竹篮子，那是我们家装放白面馒头的竹篮子。这个小篮子永远被高高的挂在房梁掉下来的一个挂钩上的。挂的高高，一是防鼠，二是防止我们无节制的吃白面馒头，导致放在厨房的玉米面窝窝头就没有人吃。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找到爱吃的东西，那就在门口外边的菜园子里。到了夏末，哪里有许多可以被我们当做水果的蔬菜。白萝卜是我们的最爱，随便在哪个午后，跟着蝴蝶的翩翩起舞，院里的孩子总会最后来到这个种满萝卜的园子里。小伙伴们纷纷跳进院子里，用小指头扣开被萝卜的根茎撑开的地皮，寻找园子里的最大萝卜。在我的眼里，我拔出来萝卜总是最粗的，也是最甜的。因为我有我秘方。找一个砖墙的角或者窗台沿子，双手抓住萝卜根，使劲的在转头角上磕下去，一下～两下～三下～～嘴里念叨着听来的咒语：“一拌拌酸，两拌拌香，三拌拌比蜜甜～”。孩子们心中都希望萝卜都是在第三下被磕断的，因为第三下被磕断的萝卜，总是最抢手的！小伙伴们都会围过来，争抢没有洗过的半截萝卜，虽然满院子都种满萝卜以及被孩子一下磕断或者两下磕断的萝卜，或者磕三下都没有被磕断的萝卜。
       园子里还有向日葵，这可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如果能忍住馋虫，不在春天吃掉种子的话，两周后，就会两个嫩叶顶着葵花皮，顶破土皮，嫩嫩的绿，还有些许的黄色。就在我们糟蹋萝卜的时候，向日葵也已经长的老高老高。结满向日葵籽的向日葵头都会压弯了本来已经很高的向日葵。我曾经见过有比自行车车轮还大的向日葵盘。沉重的向日葵头总会带来粗壮的茎干和硕大的蒲叶。硕大的向日葵叶，可以被女孩子拿去过家家。而向日葵杆则可以被做成各种枪支，甚至可以做出像电影上甘岭里那样厉害的转盘机枪。可惜向日葵杆做的机枪，是中看不中用，一次游戏下来就散架了，好在园子里的向日葵足够多，每天都会拧下快成熟的向日葵头，拿着向日葵杆，找个树荫和哥哥们一边吃着还未成熟的葵瓜子，一边制作自己喜欢的枪支，从六月下旬能做到九月初哥哥上学时间。
       在学校的菜园子里，满足了我们口腹之欲，给了我们各式各样神奇的玩具，也让我触摸春花秋草，感受生命脉动，聆听虫鸟风声细腻曼妙，感悟与自然的同喜同乐。这个简陋的、单一的、毫不起眼的菜园子，一直像一个孩子，躲在记忆的墙角，直到初中课本上遇见了鲁迅的百草园。
我六岁那年，我去了偏城店子屲小学读小学，去学校的路程现在还记得很清晰，每天都跟着哥哥走过一段街道，向东经过一座小桥后，离开大路，走进一个小树林，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小坡，爬上了小坡，就到了我的学校。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姓马。我的班级有二十六位学生，都是回族。班长叫马占雄，是一位平时吊着鼻涕的男孩。我对他是没有好印象的，因为他经常抄我的作业，还经常偷偷拿走我的铅笔。更让我生气的是，第一学期期末成绩结束后，学校发给我的三好学生奖状被他夺走了。发奖状那天是周末，父母都去忙学校期末考试的事情——中学放假时间总迟于小学几天，我一个人在家睡没有人叫醒我，当我醒来后已经太阳升了老高。街道上已经有从四面八方赶集来的老百姓了。等我跑着气喘吁吁的爬上校门前的那个小土坡时，学校的铁皮大门已经紧锁，学校集会已经开始。透过铁门的门缝，学生们在整齐的坐在下边听着校长的训导，严肃的校长已经开始讲话了。轮到给各班三好学生发奖了，可是我被锁在了学校外边。班长马占雄就这样留着鼻涕上台把我的奖状和奖品一枝钢笔领走了。散会后，我找到搬着凳子神气的往教教室走的班长，想要回我的奖状和奖品时，他仰着头对我说：“上台领奖的人是我，你又没有上台领，谁上台领的奖品就是谁的，说着还指着奖状给我看：“奖状也是我的！”，原来奖状上我的名字已经被他涂黑了，他写了他名字！
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事情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我对他看法的看法。那是在植树节的下午，我和他在学校门口种下了一颗新疆杨后，班长就把我叫到了一旁，居然从衣兜兜里掏出来了一块骆驼腔骨让我吃。原来班长家里念索热，班长的家族宰了一个骆驼招待客人（念锁热是回族的为了纪念先故而家里举行的一项重大活动。主要是诵经、宰牛宰羊接待客人。客人们在这里举行聚礼，听阿訇朗诵《古兰经》，参加主人家的各种悼念方式，品尝主人家准备的美食，祝福主人美好的生活）。班长拿出来的这块腔骨，上边的骆驼肉少的可怜，只有在筋骨连接处稀稀疏疏的附着着不多的一点肉纤维。他大方让我咬了一口，那是我第一次吃骆驼肉，虽然肉很少很少但味道真是很香很香。在给我吃了一口后，班长就拿着那块骨头，走向了班里和他关系第二好的同学。就这样，在1981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把这块骆驼骨头啃了个遍，到后来谁也不知道是骆驼肉的味道还是同学口水的味道，稀稀疏疏的支楞着几根经串串的骨头在同学们手头传递着。 在那个一年吃不了几次肉的年代，能在其它时间尝到肉味，真的要谢谢我的班长马占雄。
       周末每次路过偏城，我的恼海里都会想起这些往事，四十年过去了，童年记忆未曾离开，只是躲在我的记忆的角落里，当一个人静静回忆时，记忆的角落里总会浮现出我童年的红泥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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