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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软件产品实现收入22758亿元,占信息服务行业比重为27.9%。其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974亿元。
然而,这类软件最大的特点是散、专、小。由于它与行业特性绑定 得非常紧密,而行业的工艺流程多变,因此这类软件中很少能够出现通 吃的寡头垄断局面,而是在垂直领域各有千秋。酿酒、制药、水泥等都 会有行业各自青睐的MES软件。
IT的概念在德国与中国并不一样。凡是想获得德国IT学位的学生, 必须辅修一门其他专业课程,如机械、化学、经济学等。只有拿到其他 专业证书,软件工程的研修者才能获得IT学位。这样的做法反映了一个 朴素的道理,优秀的算法工程师,必须懂数学、机械或某个专业。在中 国、美国,都设有单修的信息工程、计算机工程学位,这可能会导致IT 与机械的脱节。在德国,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去学习代码搞编 程,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二者的融合是天然的,在德国,机械工程师 待遇很高,完全可以跟IT工程师相媲美。
1980年前后,日本软件的价格几乎全部是根据开发成本或者是工作 量来决定的。这意味着大多数软件公司不出售技术,仅依靠人力资源提 供技术服务。 在日本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这是一种作坊式的开端。软件工业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程序人员水平的提高优先于软件产品的改善。日 本软件业的从业者仅仅被看作是程序设计劳动力的来源,而不是熟练的 专业设计师或系统工程师。
其中有两点结论令人印象深 刻:一个原因是日本软件业中有大量IT软件外包公司,为具有适度软件 技能的员工创造了“蓝领”职位,而对优秀软件架构师/设计师的需求不 足,进而导致软件创新度不够。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日本对“造物”的崇 拜。硬件工程师无论是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比软件从业人员要高。 日本卓越的硬件制造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软件行业无法成为一个吸 引优秀人才的行业。美国五分之一的软件开发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而 在日本这个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在博士学位方面,两国软件开发者之间 的差距更大。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大型制造和服务公司的信息技术能力有所减 弱。大公司将其IT部门剥离为子公司,开始更多地依赖这些子公司和其 他系统集成商及其分包商。在随后的三十年,尽管电子公司已进化成IT 公司,但传统电子工程师思维依然统领企业高级职位。日本公司重硬轻 软,其组织结构往往是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在顶层决策位置,而电 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位于底层。以硬件为中心的路线长期延续,而软 件的角色依旧被视作功能的辅助和控制器。
但国内企业通常习惯一次性购买。一次性买断几乎是压倒性的策 略,订阅制的发展并不顺利。一旦新版本发布,软件厂商就开始催促国 内企业用户续订、更新软件。如果想得到更新版本,那就要再买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内工程师不得不继续使用老版本的软件。 这种软件使用模式也与中国的采购管理体系有关。在中国财务记账 模式中,软件通常当作固定资产记为一次性投入,按资产折旧的模式计 算。这使得订阅模式无法实现。软件购买是有标准预算的。如果购买软 件服务,则很难有对应的财务预算科目。软件服务在中国的价值,并没 有被广泛认可,尽管服务才是软件的核心价值。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旧 思维方式,国内用户往往只肯为新功能付费,而不认可软件的服务费。 软件服务无法产生正常的收入,也是国内一些自主软件企业生存困难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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