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时尚」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容小觑一股势力,说起川久保玲、山本耀司和三宅一生等名字,都是如雷贯耳的。但连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都不知道,日本在战后利用信息差,从「抄袭」美国的常春藤风开始自己的潮流之路的。 美式时尚风格花了数十年才在日本广受大众接纳,它的源头可回溯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石津谦介。石津谦介生于 1911 年 10 月 20 日,是日本西南部冈山市一位富裕纸商的次子。他出生那年正是明治时期的最末年,那是一个象征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
明治时期始于 1868 年,此前的二百六十五年,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让日本自绝于外。锁国的状态直至 1854 年告终,当时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黑色舰队前来,要求日本开放国界进行贸易。四年后,德川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投降协定导致日本国内陷入混乱。明治天皇即位后,决心让国家重回正轨的改革派武士在 1868 年掌控政府。
在明治维新期间,领导者努力吸纳西方科技与生活方式,深信唯有更现代化,日本才能抵御欧美国家的殖民野心。明治政府在此后四十年,从经济、法律、军事、商业实务、教育体系到饮食习惯等,彻底改造、提升了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作为的带动下,日本不但抵挡住外来的帝国侵略,更在短短数十年后成为强权帝国。
剧烈的社会转型也发生在男性衣着上。明治时期之前,上层的武士阶级会将长发扎成顶髻,身穿长袍,腰间则会佩带两把剑以展现其地位。到了 20 世纪前十年,日本领导人在参加官方会议、宴席和节庆舞会时,已经开始改穿三件套西装和拿破仑式的军服。来自国外的服装风格已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早在西方时尚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已将衣着视为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为了维持社会秩序,1603—1868 年掌权的德川幕府巨细靡遗地管控服装,严格限制某些阶级可穿的衣料与款式。比方说,仅占总人口 10% 的贵族和武士才可穿着丝质服装。不过,并非人人都会恪守规定。当农民与商贾拥有的财富开始多过在社会阶级上高他们一等的武士,他们便在规定的布衣上加缝丝边,刻意炫耀。
明治政府在 1868 年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策,让男性改穿实用的西式服装,作为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1870 年,明治天皇将头发剪成西式短发,并穿上欧洲风格的军装。一年后,断发令要求所有前武士剪掉顶髻。此外,军方也改穿西式制服,海军军服款式模仿英国,陆军款式则仿效法国。之后十年,公务员、警察、邮差和火车调度员等政府工作人员无不追随军方脚步,改穿起西式服装。1885 年,东京帝国大学让学生穿上黑色的学兰(学ラン),或称诘襟(詰め襟),也就是方形立领外套搭配长裤,这种服装自此成为典型的日本男学生制服。
身穿传统服装以及现代军服的明治天皇
不久后,西方文化开始从政府机构向下渗透,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鹿鸣馆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征,它是一座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堂。日本精英阶层会盛装打扮,在鹿鸣馆内跳华尔兹,与富有的外国人往来交际。从 1890 年代起,城市的白领阶层也开始穿起英式西装。
石津谦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时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此时也效仿精英阶层,开始采纳西方习俗。大众对肉类与乳品的消耗量越来越大,激进派系要求拥有更大的民主代表权。石津谦介正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会玩棒球这类外来运动,对汉堡排的喜爱更胜过鱼类。石津很早就表现出对西方服装的兴趣。因为实在太想穿上带有金色纽扣的黑色学兰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让他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中学时,石津就和他的裁缝设法在不违反学校服装规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样变化,像是设计裤子后口袋上的方形口袋盖,还有较宽的折边。
日本的社会风俗在 1920 年代开始出现急速变化,而恶名昭彰的摩登男孩(モボ)和摩登女孩(モガ)正是先锋部队。在 1923 年经历损失惨重的关东大地震后,许多日本妇女纷纷改穿实用的西式洋装,以便在灾难突发时能快速应变。相形之下,摩登女孩将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丝质洋装,搭配波波头(Bob)短发。她们的摩登男孩男友则把油亮长发往后梳,穿上宽大的喇叭裤。每逢周末,摩登男孩与女孩群聚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区,在灯火通明的铺砖街道上漫步。这些年轻人将日本的西方文化从鹿鸣馆模式当中解放出来,从上层阶级手中夺下时尚的领导权,将它带往未经权威核准的方向。
石津谦介在中学与大学时期的照片(提供:石津家)
1929 年,在答应父亲日后会返乡接手家族事业后,石津谦介搬到东京就读明治大学。由于生活费丰厚,他成了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行动派」。他日后回想:「我的学生生活精彩无比,从没无聊过。」他担任拳击教练,成立校内第一个摩托车社团,还和朋友经营一家无照出租车行。短短几个月,石津谦介就成了地道的摩登男孩。
出于骨子里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谦介拒穿务实的学兰校服,而定做了一套三件套的棕绿色粗花呢西装,价格相当于大学教授半个月的薪水。他会以白棕相间的鞍背鞋搭配这身西装。石津谦介随时都穿着这套时髦的西服,就算在东京闷热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过,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活跃期并不长。日本政府担心左翼激进分子崛起,于是在 1930 年代初改变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东京都警视厅开始进行扫荡青少年犯罪的行动,誓言要让东京各家舞厅关门大吉。执法人员在银座街头瞄准造型太过时髦的年轻人,逮捕任何有「摩登」之嫌的人——不论他们是看电影、喝咖啡,还是在街上吃着烤地瓜。
有惊无险地躲过警察的逮捕行动后,石津谦介在 1932 年 3 月返回冈山老家,迎娶年轻的新娘昌子。当家人大多都还穿着日式传统礼服时,石津谦介抗拒不了一展服装穿搭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在大喜之日穿上高领晨礼服,搭配定制的领巾。小两口婚后回到东京度蜜月,一整周都流连于舞厅和电影院,享受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生活的最后时光。在稚嫩的 21 岁与 20 岁年纪,石津谦介与太太在故乡安顿下来,接手经营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纸行。
生活被局限在冈山的石津谦介,想尽办法逃离「无聊得要命」的纸张批发世界。他在夜里光顾艺伎院,周末上滑翔机课程,平时则搜集各式定制西装,梦想能靠做衣服谋生。
1932 年 3 月,石津谦介(后排右一)的大喜之日(提供:石津家)
若非日本在 1930 年代突然转向军事独裁,他恐怕还会继续过着这种颓废生活。在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右翼势力压制其他政党之后,军事领导的政府开始镇压各种异议与异端。狂热的右翼「爱国」团体暗杀民主派政治人物,企图发动政变。战争很快就影响到了石津谦介的家乡,政府开始加强控管工业以管理军需物资,这也使得石津谦介的公司业务开始收缩。
日本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占领地情况比较稳定。日本帝国在 1930 年代初控制了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等区域。1939 年年中,石津谦介的家乡老友大川照雄收到兄长寄自中国的信,要他们前往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帮忙管理家族在当地经营的百货公司大川洋行。由于自家纸行没有业务可做,石津谦介的父亲便叫他去尝试新领域。石津谦介对于能离开家里欣喜若狂:「那个年代的年轻男性颇为自由。我特别需要生活中能有新的刺激,也越来越渴望前往无拘无束的天津。」此外,对他而言,离开老家还有更急迫的动机:他听说自己最喜爱的艺伎怀孕了。虽然传言最后证明并非事实,但石津谦介可不想留在冈山等待真相水落石出。1939 年 8 月,石津谦介和家人登船,迁居天津。
东临渤海的天津以其浓烈的国际色彩闻名,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自治租界有融合了各国独特风格的建筑。此地除了中国人和五万名日本人,还有不同国家的欧洲人驻居,从身穿燕尾服的英国乡村俱乐部精英,到蓬头垢面的白俄流亡者都有。
石津谦介与俄国友人在天津的留影(提供:石津家)
28 岁的石津谦介在中国开始新生活,担任大川洋行的业务总监。他是天生的业务员,也乐于为洋行规划新的宣传活动。不久后,他便负责店内服饰的设计及生产。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切断了商品从日本运至天津的配送路线,于是石津谦介从冈山请来自己的裁缝,开始在中国制作西服。
石津谦介在工作之余不与其他日本人往来,而是刻意融入更广大的国际社群。他学会了基本的英语和俄语,也向当地一名艺伎学习汉语。他常去向英国裁缝请教经商诀窍,也在天津的犹太俱乐部收听战争新闻,到意大利租界赌回力球。
住在天津让石津谦介得以躲过日本境内的艰困时局。1941 年 12 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便从区域冲突演变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峙。日本为了全面战争而动员民众。就在石津谦介在天津享受欧洲文化与舒适生活时,日本国内正系统性地减少西方对日本文化造成的各种影响。日本民众每天会听到关于「邪恶英美人」残暴罪行的宣传。新法规要求企业删除品牌名中的英文字母,甚至建议文字不要横写。为了避免困扰,甚至将棒球术语里的「strike」(好球)和「home-run」(全垒打)等外来语改成日式表达。石津谦介穿着三件套高级西装时,冈山的日本男性则穿着实用的卡其制服,也就是类似中山装的「国民服」。
战争为日本带来诸多苦难,首先是粮食短缺,接着美国从 1942 年 4 月起开始对日进行轰炸。石津谦介因为兼任军方的滑翔机教官,所以不必上前线。虽然日本帝国陆军大肆蹂躏中国内陆,但天津却罕见冲突。
到了 1943 年,眼看日本战胜的希望渺茫,大川洋行的经营团队担心从事奢侈品买卖会显得不爱国。大川兄弟中的哥哥决定卖掉大川洋行,将钱分给员工。这笔钱极有可能在返回日本时被没收,因此石津谦介选择留在中国。
他剃光头发,入伍当兵,担任较轻松的海军武官。他定做了一套标准军服的帅气潇洒版,用的是上等的英国哔叽毛料。石津谦介奉命管理一座甘油工厂,但他却更新厂内的机械设备,用来生产添加法国香料的甘油透明皂。日后,他对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懊悔不已:「我很惭愧自己从没为日本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我们之所以战败,大概就是因为有我这种日本人。」
1945 年 8 月,石津谦介在那座临时香皂工厂内听到天皇宣布日本向同盟国部队投降的「玉音放送」。国民党军队虽未向日本占领者进行残酷报复,但他们蔑视石津谦介,抢走工厂内的甘油。1945 年 9 月,石津谦介大多数时间都被囚禁在前日本海军图书馆内。
随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 10 月抵达,情况有所改善。美军上岸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与欧洲侨民涌上街头迎接他们。年轻的美国海军中尉奥布赖恩(O』Brien)需要一名通晓英语的日本男子,于是便将石津谦介带离图书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石津和奥布赖恩成为好友。奥布赖恩告诉石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那是石津谦介首次听到「常春藤联盟」这个名词。
因为好运再加上机灵,34 岁的石津谦介成功避开日本专制法西斯社会与战时暴力最恶劣的时期。祖国战败后,他还充分利用与美军合作的机会,得到相对舒适的物质享受。直到 1946 年 3 月 15 日他才初尝战争带来的痛苦滋味。美国将他和家人送上货轮,遣返日本。石津把所有背包装不下的东西全留下,包括现值相当于 2700 万美元的现金。石津一家人和其他数百人在摇摇晃晃的货轮上待了一星期,船上只有简陋的行军床和两个简易马桶。不幸的是,这种恶劣的生活不仅是石津谦介一家人暂时的苦难,也是当时全体日本人民的生活常态。石津谦介惬意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
1946 年 3 月底,石津谦介回到老家时,发现冈山已成一片焦土。美国的轰炸行动夷平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工业区,徒留无数瓦砾,偶有混凝土建筑的空壳矗立其间。石津谦介旅居中国七年,得以不必亲身体验那场战争的梦魇,但在 1946 年,他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战后生活自是凄苦。约有 300 万日本人因为境内的空袭和海外战役而丧命——这相当于全国人口的 4%。美国的轰炸摧毁了不少基础设施,日本在 1946 年又饱受粮食与物资短缺之苦。国家财富骤降至 1935 年的水准。战后的前几年,日本民众无不努力对抗饥饿、斑疹伤寒以及失温症。日本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伤痕累累,国家前途黯淡,大多数民众对传统体制已不再怀抱幻想。
此外,一支美国陆军部队出现在战败民众面前,高高在上——这是日本漫长历史上首度遭外国占领。受战时宣传影响,日本人已准备面临一场无情的报复掠劫。在美军到来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甚至认为美国人会「强暴、杀害、用喷火器烧死所有人」。尽管占领部队并不完美,但和日本人预期的可怕形象并不相符。美军与当地人建立起愉快融洽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发送口香糖和巧克力给儿童。
然而,美日双方明显的权力不平衡状态还是引起大众的愤恨。健康、营养充足且身形高大的美国士兵在街头漫步,而饥饿、肮脏的日本男性在黑市里寻找食物。占领部队迫使许多日本最著名的饭店、豪宅和百货公司禁止本地人进入。
石津谦介在战后第一年卖掉了家族产业,并在深思过后加入大川兄弟的新创事业,为日本最大的内衣制造商 Renown 工作。由于在天津有销售服装的经验,石津谦介成为 Renown 大阪高级服装门市的男装设计师。
对高价男装生产来说,1940 年代末是一个尴尬的时期。绝大多数日本人此时都在舍弃衣物,而非添购新衣。由于城市里粮食不足,都市人被迫到乡下用衣物换取蔬菜——外衣一层层脱去,「活得像竹笋」。
1940 年代末,日本人的食物与服装支出比例是 40:1。妇女此时还穿着战时的「モンペ」,一种宽松的高腰农作裤,男性则穿拆去徽章的破烂的陆军军服。战争将尽时准备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特攻队员,这时也穿着棕色飞行装四处游荡。
即使服装已不再有严格规范,日本政府战后仍继续倡导俭朴与节约。从美国停止所有商业织品与服饰出口日本,到 1947 年建立配给制度之前,日本这段时间鲜少有人买得起新衣,定制更是想都别想。唯一的新衣服来源是美国慈善募捐活动搜集而来的一箱箱二手衣,而且其中大部分最后都进了黑市。
在这种衣物短缺与配给制的时尚真空中,日本第一个采纳西方风格造型的群体是为美国大兵服务的街头流莺「潘潘女」(Pan Pan Girls)。作家马渕公介曾写道:「潘潘女可说是战后初期的时尚领导者。」
她们穿着鲜艳的美式洋装和厚底高跟鞋,颈上还系着潘潘女特有的领巾。她们烫发、化浓妆,涂上红色唇膏与红色指甲油。潘潘女的短外套上有夸张的垫肩,模仿军官夫人的打扮。在战前,西方时尚与习惯是通过男性精英阶层进入日本社会,而后慢慢向下蔓延的。但此时这一情况出现大翻转,战后日本率先穿上美式风格服装的是女性,而且是妓女。
随着美军对日本占领的持续,风尘女子之外的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文化产生兴趣。仅有 33 页、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帐》狂卖 400 万册。热门的英语广播节目《来来英语》(Come Come English)的收听数高达 570 万。日本年轻人会转到美军电台收听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以及日语翻唱的流行歌曲,例如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也成了畅销金曲。报纸刊登的漫画《金发女郎布朗娣》(Blondie),让日本读者得以从中窥见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中物质享受的那一面。
就连饱受被占领之苦的日本人也羡慕美国的富裕生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写道:「在饥饿与物资匮乏的那些年,美国人丰富的物质享受是格外刺眼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接收了高级的银座区作为行动总部,随着数千名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妻子涌上街头,该区成了所谓的「小美国」。美军福利社里囤放大量的进口商品和粮食,数量之多让总是吃不饱的日本民众难以想象。军眷们每天抱着硕大的火腿和袋袋装满的白米离开福利社,让挨饿的日本人目瞪口呆。
如此悬殊的差异让所有与美国沾边的事物无不被罩上一件高级的外衣,不论实际物品还是文化习俗皆然。追求美式生活成为一张能让人们摆脱绝望境地的门票。日本人战前对西方文化感兴趣是出于一种美学选择与对地位的追求,此时它成了一种自保的方法。石津谦介在这个众人渴望仿效美式生活风格的新日本,拥有明显的商业优势。由于从小着迷于西方文化,又有海外生活经验,石津了解西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生产、销售西方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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